随着全球化势力的不断扩张，世界各国在这场浪潮中都无法独善其身，如何建立全球性伙伴和新型大国关系对世界局势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一方面来说，全球化概念催生了命运共同体意识，世界各国不再是孤立无援的个体，我们互相联系、互相连接，我们要时刻铭记伙伴精神，这是人类发展最宝贵的财富，也是共同面对全球性挑战的正确选择。另一方面，美国不再是唯一的超级霸主，世界走向多极化，第三世界国家相继崛起，大国关系必须走向新的道路，这是顺应人类社会发展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需要。那么，您来踊跃发言，如何建立全球性伙伴与新型大国关系？请您发表真知灼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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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100多年里，中美关系的定位已经发生过多次的定位调整了，好好坏坏，不断地发生变化，这是历史。近代史最开始的，是参与八国联军侵入中国，这是标准的敌对关系；随后退回部分庚子赔款，用于科学、教育和资助留学美国；抗日战争，前期是基本是支持日本，卖军火给日本，中后期是从财力和军力方面援助支持中国。抗战后，美国支持蒋介石打内战，新中国刚成立后中美直接发生冲突，导致了朝鲜战争，随后20年中美关系都是极度恶化。一直到了上个世纪70年代，在毛泽东主席这一伟大战略家的带领下，在苏联全面围堵中国的局面之下，中美关系破冰；当然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政策与随后的中美建交，有了一段的政治蜜月期、合作期。到现在又出现了反复。所以说，中美关系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发生了很多重大变化，时好时坏。
(0)何为“大国”？ 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历史悠久，并不必然使一个国家坐拥“大国”地位。大国之“大”，不在规模而在实力，在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制度上的全球影响力。我们可以从五个方面（三个刚性、两个软性）界定大国的标准： 第一，经济标准。大国要在全球经济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就经济的“量”而言，大国的经济地位可用四个“百分之五”来说明：GDP占全球百分之五以上，年均发展速度达到百分之五以上，外贸总额占全球百分之五以上，外汇储备占全球百分之五以上；就经济的“质”而言，大国是具有经济穿透力的国家，具有左右世界经济走势的能力。大国的经济与世界经济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第二，政治标准。首先，大国是对世界局势有影响力的国家。其既能够实施自己的战略意图，也能遏制违反自己意图的主张。大国有能力说“不”；其次，大国要为全球稳定与发展承担重大责任，当国家间纷争或全球性事件出现时，大国往往被他国寄予希望。大国此时不能失语，大国无权沉默；再次，大国是在国际事务中居于领袖地位的国家，能够为全球制定游戏规则。 第三，军事标准。国家军事实力的现代标准，在海湾战争后发生了根本变化。科技取代了常规，质量取代了规模；大国要有打赢立体化、信息化战争的能力；大国在先进武器上要有杀手锏，有战略威慑力，不战则已，战则必胜。 以上是显性标准或刚性标准，是用肉眼可测、用数据可计的标准。但真正的大国还有存在于人们心目中的软标准，这类标准有时比刚性标准更难实现，可是它对人们判断国家地位却有终极意义。这类标准有两项： 其一，文化标准。大国之“大”，不仅在于经济穿透力、政治影响力、军事威慑力，还在于文化的吸引力即所谓“软实力”。大国要有被人向往的文化，这种“被向往”是大国在人们心灵上的标准。其被向往的内容有：道德水准、价值趋向、生活方式等。 其二，制度标准。制度的本质在于为人的行为提供激励模式。好制度提供正向激励，彰显人性美德和个体创造力；坏制度提供反向激励，纵容贪婪私欲和不劳而获。大国莫不以其创新性制度作为其根本保障。其制度有“可信赖”的特征，其以稳定性、连续性、可预测性、恢复性及公正性为标志。
(0)人类历史上，全球政治首次成了多极和多元化的。在这样一个多元化的世界上，任何国家之间的关系都没有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那样至关重要。 如果中国经济在未来的10年或20年中仍以现在的速度发展，那么中国将有能力重建其1842年以前在东亚的霸权地位。另一方面，美国一贯反对由另一个强国来主宰欧洲或东亚，为了防止这样的情况发生，美国在本世纪参加了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冷战。因此，未来的世界和平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中国和美国的领导人协调两国各自利益的能力，而这些紧张状态和对抗将不可避免地存在。
(0)美国《华盛顿邮报》2018年12月31日文章，原题：如何修复美中关系——防止发生当代冷战 40年前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与我共同恢复美中正常外交关系，结束两国30年敌对。由此开启一个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和平时代。中国的惊人经济增长及与规模大得多的美国经济的持续相融，使两国成为全球繁荣的引擎。两国关系40年证明，有着不同历史、文化和政治制度的国家能够为更大福祉携手合作。但如今，这段至关重要的关系变得岌岌可危。美前总统卡特：我们还能做什么来修复美中关系？我听到中国精英说美国试图用“阴谋诡计”搞乱中国。我听到美国知名人士对中国没变成民主国家感到失望。美政府报告称中国想挑战美国霸主地位，并削弱美国在全球范围对别国的影响力。若美国最高官员都抱有这些危险看法，那我们两国之间发生当代冷战就并非不可想象了。在当前敏感时期，误解、误判及在诸如台海和南海等领域不遵循审慎确定的往来规则，就可能升级演变为军事冲突，造成世界性灾难。美中同意暂停升级关税，为达成贸易协定创造了机会。在这一进展的基础上，我们还能做什么来进一步修复美中关系？首先，美国长期以来的抱怨，涉及贸易不平衡、知识产权偷窃、强制技术转让、对美国投资及企业的不公平壁垒等，须得到快速有效解决。中国需要竞争促进其经济创新和增长，发展公平和互惠关系，是两国维持强劲经济的唯一途径。其次，美国人必须承认，就像中国无权干涉美国事务，我们也无权要求中国怎么管理其民众或选择领导人。关系最密切的国家有时可能会彼此批评，但此类接触绝不应成为发号施令。中国在维持经济增长、消除赤贫、向别国提供发展援助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理应得到肯定。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中国在互联网管理等方面的不足。这种平衡方式，是确保美中继续合作解决一些最棘手全球问题的关键。尽管两国目前就一些问题关系紧张，但中国的支持对我们解决朝鲜半岛去核不可或缺。北京还能对中东、非洲冲突后重建，打击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及调停别国纠纷等方面提供关键协助。美国应回到巴黎气候协定，与中国合作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艰巨斗争。我认为，双边合作的最便捷途径在非洲。美中都已深度参与那里，有时双方进行合作。但两国都指责对方经济剥削或政治操纵。非洲人——像世界其他地区一样——不愿被迫选边站。美中与非洲合作，有助于彼此消除不信任并重建至关重要的双边关系。1979年邓与我都知道，我们正推进和平事业。当今美中领导人面对不同世界，但和平仍同样重要。面对新挑战和机遇，要有新构想、勇气和独创性。他们还必须认可我们的信念，即美中需携手建设未来，为自己，也为全人类。(作者：美前总统吉米·卡特，乔恒译)
(0)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国与国之间是‘伙伴关系’，应该‘抱团取暖’，而不是自行其是。事实上，离开了伙伴，单个国家很难成事。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各国需要共同努力打造公平、平等的全球伙伴关系，避免国际冲突，有效应对各类重大全球性问题。当今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着打击恐怖主义、应对气候变化和改善全球金融治理等挑战。大家都应认识到，孤立在当今发展背景下是行不通的，要真正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切实携手开展合作，共同克服世界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政治、经济、能源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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