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在国家产生的同时，也就出现了保证国家实现其职能的财政。在我国古代的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最早出现的财政征收方式是“贡”，即臣属将物品进献给君王。当时，虽然臣属必须履行这一义务，但由于贡的数量，时间尚不确定，所以,“贡”只是税的雏形。
现如今的税收（revenue）是国家公共财政最主要的收入形式和来源。税收的本质是国家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凭借公共权力，按照法律所规定的标准和程序，参与国民收入分配，强制取得财政收入所形成的一种特殊分配关系。人民之所以纳税，无非是为了使国家得以具备提供“公共服务”或“公共需要”的能力；国家之所以征税，也正是为了满足其创造者——作为缔约主体的人民对公共服务的需要。
纵观世界，我们不难发现，西方国家的税收基本用于改善国民福利，这不仅有利于改善和提高普通群众的生活，满足国民基本生活需要，还降低贫困人口的比重，缓和社会阶级矛盾，促进社会的稳定和发展。那么您觉得西方的税收制度，是否值得其它国家学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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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国家普遍受困于高福利之病时，中国也需要警惕未富先骄、在财富的“二次分配”上大做文章的冲动，应该好好总结过去30年以修改合约的方式让市价准则发挥作用的成功经验，不要盲目学习西方，照搬照抄一些干扰市价准则，干扰企业自由订约的法律条款。当前全球实际上是深陷衰退中，也正是中国利用中央集中治理和以增值税为分成合约的地区竞争优势，大步超出的战略机遇期。若白白错过，岂不痛哉？
(0)众所周知，法国是个高税收高福利的国家。高福利得以维持的基础是企业和个人共同缴纳税收。但在共享经济中，网络平台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雇主而只是交易的配对者，这导致共享经济实际从业者如优步司机群体往往不按实际收入报税。这一方面造就了大批不受劳动法规保护的劳动者，另一方面带来税收的丧失，危及普通行业从业者的福利。如果共享经济从业者仅仅将此当作家计的补充，那么问题还在可控范围内，但越来越多的法国人为规避税收而专职从事网约车等共享经济行业，意味着很多行业将出现不同类型的劳动者地位和税收不平等的局面。
(0)我认为中国的“五险一金”本来标准就高，如果较前严格执行，社保负担与其它企业负担一起算，很可能就超出企业可以承受的负担能力。企业用工本来是企业主和雇员之间的自愿契约。不需要政府专门用法律来规定很高的社保标准，规定的标准越高，执行力度越大，企业的用工意愿越低，越是不利于实现更多的就业。企业负担过高，也容易造成资金链紧张甚至断裂。其结果谁都是输家，包括政府，企业主和雇员。
(0)如果“取之于民”，并未“用之于民”，而且还没有“用之于民之所需”的话，就很难契合纳税者的心，心甘情愿地遵从税法。这样，聚财的成本便最高，效率也最低。久而久之，税务机关的公信力便会丧失。直言之，如果“取之于民”，并未“用之于民”，税务机关还继续高举“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税收宣传大旗的话。纳税者和国民便不会选择相信税法，甚至即便是政府确实开始“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了，国民也不会很快或者完全相信税法。此种现象，因为最先由古罗马时代的历史学家塔西佗发现，后世便名于塔西佗陷阱，也成为西方政治学理的定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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