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派(Partisan)之争目的是为了自身所代表的人群的利益而争取政治权利。而在争取到这样的政治权利的手段只有掌握武器和权力才能站出来说话，才能拥有符合自身党追求的权利。
目前，只要政党和他们所代表的群体存在，那么争斗就永远存在，这是自然的规律。因为各政治党派创建的时候不同，背景不同，理念不同，收党员的成分和办法不同，所以，各党在发展过程中有的消失，没有持续下去，有的成为附庸，这样的例子很多。这就是政治党派存在至今的理由和发展方式。而《共绘网》认为，为了更好的进步与发展，各党派之间善意的批评和竞争是值得肯定的，但如果演变成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撕裂），则遭殃的是人民群众。希望大家畅所欲言、集思广益，为全球经济治理贡献出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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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那些批评你的人，也是为你好，觉得你还是个人才！人人都爱听肯定、表扬的话，所以才有“忠言逆耳利于行”的古训。对你负责任的人才会批评你；认为你“孺子可教”的人才会批评你；真心待你的人才会批评你；愿意操心劳力教你带你帮你进步的人才会批评你……良药苦口，这年头真正听到别人跟你说句心里话，别人真正为你成长与完善来批评你，是很不容易的！所以，一旦有人批评你，你一定要珍惜。
(0)走进网络时代以后的现在，我们的批评不但没有萎缩，反而日渐繁盛。你说是虚假繁荣，因为更多的是起哄；是谩骂；是无耻地吹捧，等等。但以“批评”而论，也不能说它们就不是批评。任性？难道批评就不能任性吗？没有高度？在一个喧嚣替代丰富的时代，丰富已很困难，你还奢望高度吗？野蛮生长？这并不是最坏的。最坏的应该是寸草不生。也有不任性的批评。比如文学艺术批评领域的许多专家学者的论著，在我看来，挺严肃的。你说其中大多平庸、短视、乏味，甚至是空洞的废话，但批评就不可以平庸么？不能空洞么？不能说废话么？不是批评家，不知批评之难。在一个平庸的时代，不平庸也很困难的。没有职称，没有房子，没有学术地位，批评家何以自处？我们只能有这样的批评。只能有这样的批评，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现实。
(0)很多时候，群众的批评、抱怨可能不甚悦耳，背后却是他们最迫切、最急需解决的问题，蕴藏着他们对解决问题的殷殷期盼。当年，周恩来前往河北邯郸伯延公社调研，农民张二廷直陈浮夸弊端，“火药味”很浓。周恩来听完后，却动情地说，你是敢讲真话的人，咱俩交个朋友。其实，所谓尖锐的批评，无非就是言辞犀利一些，态度不留情面一些，问题提得鲜明一些。从改进工作的角度讲，这样才能更好地红脸出汗，最终治病去疾。群众来自四面八方，各自经历不同，观点和想法肯定是五花八门的，不能要求他们对所有问题都看得那么准、说得那么对。这就更需要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那样，“多一些包容和耐心”，及时吸纳建设性意见，及时廓清模糊认识，及时化解怨气怨言，及时引导和纠正错误看法。
(0)对政府和公职人员提出批评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监督更是政协参加单位和政协委员的职责所在。因而对于监督，被监督者唯一的态度就是认真倾听，同时思考监督者的言论是否有道理。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无需、也不应该对其主观动机进行恶意或善意的揣测和批评。稍有生活常识的人都知道一个人的主观动机他人很难区分的，如果非要区分，势必会造成言论的堵塞。
(0)所谓革命是一种阶级之间的斗争，是进步的阶级为了打破旧的、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建立一种新的、适应生产力发展而采取的一种暴利行动。当然，作为一名系统学习过现代法学的政治家，李大钊也一再强调革命只能限于政权交接时的政治斗争，一旦新的阶级掌握了政权后，为实现经济结构改造则必须坚持运用法律手段，而不是继续革命。如在论述社会主义革命时，李大钊就指出：“照法律方法，必须将旧的经济生活和秩序废除之，扫除之，如所有权及遗产制，另规定一种新的经济生活与秩序，将资本财产法、所有制改为公有制度。”
(0)“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方略的提出和推进，是这一进程结出的最新硕果。它实现了“把党的领导贯彻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和“各级党组织必须坚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辩证统一；促进了严守党的政治纪律、政治规矩与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良性互动；形成了国家宪法法律和党内法规制度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保障的有机格局。这一动态历史进程及其结果表明，经过新中国60多年、改革开放30多年的探索实践，我们党已经能够以中国历史现实为依据、以党的领导为引领、以社会主义法治文明为目标，在党的建设和法治建设上走出一条统筹协调、富于特色的中国道路。
(0)协商的前提是平等，平等的利益主体通过协商完成政治产品的生产过程。协商之所以能够成为可接受的民主政治形式，就是因为它能够产生公正的政治产品。公正的本质不是满足所有利益主体的要求，而是在政治过程中，各参与主体共同遵守有共识的程序与规则，并充分尊重和考虑所有利益主体的要求。对于每个协商主体来说，公正的关键不是利益实现程度的问题，而是协商结果可接受程度的问题。是否接受协商结果，不仅取决于协商结果本身，而且取决于是否接受协商价值与过程。所以，在接受协商结果之前，人们必须首先接受协商本身，即对协商民主形成基本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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