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全球联系日益紧密，融合成为新时代的代名词，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都踏上了交汇融合之路。
全球兴办孔子学院、英语学习风靡中国、外国友人爱上汉语……这些都是当代东西方文化融合的体现。其实，在还未出现融合一词时，融合已经存在，敦煌莫高窟的绘画、雕塑和建筑艺术便是中西亚、中阿（阿拉伯）和中欧（欧洲）文化交汇融合的产物和缩影，也是中西文明对话的典范（丝路文明的影像）。今天，丝绸之路重启，“一带一路”战略取得累累硕果，也强有力证明了融合的力量。对此，您有什么看法？快“畅言一下”跟大家聊聊你的看法吧。毕竟每个人的观点，都是一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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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博物馆守护者“常有济世之能”。在莫高窟，也有许多无名画家们居住的洞窟群，被称为画工洞，里面高度很低，难以直立，画工们都是蹲着或是伏在地上精心绘画、雕刻。他们没有社会地位，生活贫困，只是因为对宗教的虔诚，毕生从事着壁画和彩塑的创作。现存有关画工的资料很少，只能偶尔在壁画题记和敦煌遗书中看到，敦煌文献里记载了这样一个事实：开掘洞窟的石匠和画家们由于贫困，不得不将孩子作抵押来借钱维持生活。在许多敦煌人看来，这些无名的画工是伟大的。马德就是其中受到画工精神感召的一位学者。马德一直对莫高窟心存向往，但他说自己最初并不像常书鸿先生那样怀抱着那么崇高的理想和志愿，他只是单纯地憧憬，想要找个好工作。1978年10月11日早晨，在西部边陲的交通枢纽柳园镇，马德拨通了莫高窟敦煌文物研究所的电话，接电话的人正是常书鸿。按照常书鸿的指点，马德到设在柳园镇的西藏物资局综合公司的仓库，找到在那里检点和整理文物的史苇湘和霍熙亮，在他们的安排下，马德搭乘所里拉汽油的解放卡车，当晚就到达了莫高窟。那个年代，做研究的人手非常缺乏，一个人常常要身兼数职，所以马德经常是一边在发掘窟前遗址，一边被同事叫去操作打印机、刻蜡版等活计。1985年的时候，马德从《敦煌研究》编辑部调入敦煌遗书研究所，被分配专门从事敦煌遗书中石窟史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很自然地接触到敦煌古代工匠文献。马德被这些古代的工匠们感染了，一头扎进了研究中。马德常常被身边有着工匠精神的前辈和同事所触动。他曾亲眼看见，六十多岁的李其琼、欧阳琳同年轻人一起，不分昼夜地趴在洞窟内冰冷的地面上赶制壁画摹本；六十多岁的孙儒僩在二十几米高的加固危崖的脚手架上指导施工；施娉婷几十年如一日，一字一句地阅读几万卷敦煌文书，并重新编写目录。他还曾跟随年近八旬的霍熙亮，攀登甘肃安西东千佛洞的悬崖峭壁，霍熙亮的敏捷和矫健，让他这个从小在山里跑惯的年轻人都叹为观止。在这些人的身上，马德看到创造敦煌艺术的古代匠师的身影。在敦煌工匠等学术研究之外，马德还在着力研究敦煌的吐蕃文化。为了30卷《甘肃藏敦煌藏文文献》的出版工作，马德忙碌奔走了多年，虽然现在他也早已退休。这套合集卷帙浩繁，收录了许多珍贵的藏文遗书，而这些遗书很多都是由敦煌博物馆收藏，均为1900年莫高窟藏经洞所出。 说起敦煌的吐蕃文化，还要顺便再提起霍熙亮。1979年，甘肃酒泉柳园镇车站的一个大型仓库内，堆放了大量等待被回炉的镀金藏铜佛，它们是“文革”中破“四旧”被随意破除掉的“特殊”物品，谁也不知它们为何出现在这里。敦煌研究所得知这个消息后，便派霍熙亮、史苇湘、孙修身三人前往柳园组织检点这批文物。霍熙亮看到这些精美的佛像时，呆住了。起初，他们只选佛像，后来觉得宗教法器、喇嘛的生活用品也有无法估计的价值，便都没有舍弃，来来回回翻拣了三次，整整干了120多天。这批被精选出来的文物，小心存放在研究院的饭厅及洞窟等地，由霍熙亮保管。他把相当部分的精力和时间用于保护这批文物，直到它们全部归还西藏。 在敦煌博物馆馆长石明秀的办公室里看到这套书籍时，大家都不禁感慨：敦煌不只有莫高窟。除了莫高窟，敦煌石窟还有西千佛洞、瓜州县榆林窟等许多洞窟，除石窟外，还有敦煌七里镇汉墓、义园湾晋墓、文化路晋墓、孟家桥唐墓、党河古墓等多处遗址，多种文化在这里交融。仅看敦煌博物馆所展出的诸多藏品，就能感受到这一点。 回想起“文革”期间，虽然每个人都经历了许多痛苦往事，但敦煌文物研究所没有一幅壁画和一尊彩塑被破坏，这不得不说是个奇迹。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没有人出于自己的私念放弃保护莫高窟的责任，我们得以感受到某种精神的存在。敦煌藏经洞唐代文献《二十五等人图并序》中这样描述敦煌的匠人们：“虽无仕人之业，常有济世之能，此工人之妙矣。”想来，所有在敦煌默默奉献的人们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济世”之人吧。
(0)经历了种种历史劫难的敦煌，到20世纪上半叶，已是千疮百孔、满身伤痕。自然的冲击、人为的损耗、时代的颠簸，不断剥蚀着这片土地上重重叠叠的记忆。它依然处在被遗弃的境遇里，似乎无望地等待着被抚慰的那一天。陆陆续续地，有人来了，有人走了，来来去去的人在这里留下了自己的悲欣与苦乐。不过也有一些人，来了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将自己一生的命运与这个地方紧紧缠绕在了一起。
(0)在莫高窟的诸多洞窟中，130窟有着特别的意义，凝聚了几代艺术家的心血与命运。 此窟体量巨大，甬道宽阔，开凿于唐代开元、天宝年间，窟内立有一尊莫高窟的第二大佛，因为在九层楼内第一大佛的南边，亦被称为“南大佛”。甬道南北壁上绘有敦煌壁画中最大的供养人像——时任瓜州晋昌郡都督的乐庭瓌一家。南壁画像是著名的《都督夫人礼佛图》，画的是都督夫人太原王氏及女儿的供养人像。 这组供养人像原被宋画覆盖，1908年伯希和来莫高窟时，表层壁画尚在。到40年代初期，张大千在陪同于右任参观时，剥去了壁画表层，露出了其后的唐代壁画。他在早年的记录中写道：“甬道两壁画，几不可辨，偶于残破处，隐约见内层朱色粲然，颇以为异，因破败壁，遂复旧观。”张大千这一剥所引发的舆论暂且不提，不过这幅名声大噪的《都督夫人礼佛图》因此加速了脱落消逝的速度。 1955年，当段文杰看到这幅壁画时，距其被剥去表层不到10年，但已经日渐模糊，所以段文杰当即决定对此画进行整理临摹。如今，原作已经漫漶不清，段文杰所完成的《都督夫人礼佛图》复原临本，已成为后来研究者的重要依据。对于敦煌来说，段文杰的到来是幸运的。当年敦煌艺术研究所面临关停的命运时，常书鸿出外奔走，众人皆陆续散去，而段文杰却在兰州固执地等了常书鸿一年，之后也和常书鸿一样，再没有离开过敦煌。他的壁画临摹经验一直沿用至今，临摹作为一种重要学术研究的观念也渐渐被确立下来。 为了忠实壁画原貌，临摹者首先要锤炼描线技巧，因此每个初到莫高窟的年轻画家，都会首先被告知，“先收起艺术家的浪漫和激情”，“先喝惯这里的水，吃惯这里的饭，临摹十年，再谈创作”，然后在段文杰的带领下进行描线的基础训练。赵俊荣就是其中之一。见到赵俊荣时，他正在临摹那幅《都督夫人礼佛图》。已经退休多年的他，仍会每日临摹不辍，遇到刻苦认真的学生便倾囊相授、悉心指导。在他看来，壁画临摹其实也是艺术创作，只是大家常常不以为然，愿意投身于此的年轻人也常常得不到认可。现在的敦煌仍需大量的临摹者，因为壁画每天都在消逝，只是很多人要么不愿，要么力有不逮，已经很少有人能安下心来，面壁数十年，去认真传承临摹的技艺，这项工作也渐渐被冷落。赵俊荣1977年来到莫高窟，那时的洞窟大多无门，夏天酷暑，冬天严寒，因为光线过暗无法工作，没有电又不能点灯，赵俊荣只能用自制的反光板采光。有时候没有现成的反光板，他就收集烟盒里的锡纸做反光薄膜，用镜子在洞窟外面反光。如此度过多年。他觉得自己不过是一个普通的画工，在敦煌的一生只做了这一件事。段文杰先生常说：“一画入眼中，万事离心头。”这种心境，如今是多么的可贵。
(0)提到敦煌，人们就会想起莫高窟。20世纪初，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将这座被岁月尘封了数百年的西北小城推上世界瞩目的舞台。莫高窟作为人类文明瑰宝的地位毋庸置疑，毫不夸张地说，仅仅是这座崖壁上的石窟，就是一部人类文明的百科全书。 但敦煌不仅仅有莫高窟，这座城市拥有着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历史，她在丝绸之路上所扮演的角色同样意味深长。月氏、乌孙、两汉、魏晋、六朝、隋唐、西夏、宋元明清，她见证了历史的风尘，也在东西文明的碰撞交融中酝酿出丰富多元的文化。玉门关外戈壁荒漠的孤烟冷月，曾见证过无数金戈铁马的激情；悬泉置流沙下沉睡的吉金断简，记录下一个庞大帝国庸常中点滴的奇迹。丝绸绢画里色彩未褪的残片，黄卷残楮上墨色如新的片语，都在无言地讲述着千百年来沙海般的往事。 因此，敦煌，她是人类心底的一种最深的渴望，渴望分享自己的故事和经历，渴望了解不同的文明和世界，它的真正魅力在于让人们汇聚在这里，创造出一个如此让人惊奇而丰富的人世间。
(0)中国传统文明也有自身的一些缺陷，比如，历史上很长一段时期，中国文明忽视个体价值，普通人的权利、人格、尊严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和保护，个人主体性遭到压抑。这是我们的短处，却是西方的长处。为此，相互学习和借鉴，取长补短、兼收并蓄西方文明价值弘扬个人主体性与中国传统文明价值注重个体内在修养和自我约束的各自优点，是最理想的选择。这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作出努力： 一是精心设计体现中西文明价值互补、融合的各类、各层次的制度。包括教育制度、人才选拔制度、科研体制、激励机制、财税体制、管理制度，等等。 二是以各种有效形式大力宣传中西互补、融合的文明价值，使其深入人心和日常生活，并积淀为中华文明的新传统。这不仅需要大力推进理论研究，而且要将成熟的理论大众化；不仅需要重视理论的逻辑阐释，而且要把逻辑性的理论形象化、文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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