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恰逢“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十年来，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地区更好地融入了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打开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中国无时无刻不在积极拥抱世界，融入世界。
从“引进来”到“走出去”，中国的经济发展之路是艰辛的，但也是硕果累累的，在如今全球化日益深入的今天，在世界局势变幻莫测的背景下，中国要真正地走进世界舞台中央，融入全球，艰辛之路还要走很久，要想走得顺畅，走得自由，那就必须以法律为准绳，遵循市场经济规律（规则）。如今的市场经济是规则经济、法治经济，要督促一切经营活动符合国家乃至国际上的法律法规，引导组织企业良性发展。面对外资恶意侵入，也要学会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利益，而法治管不到的地方，再讲求仁、义、礼、智、信吧。对此，您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呢？“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有一份光，发一份热。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尽自己的一份力、发出自己的一点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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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交往中，外国人最怕我们撒谎、不诚信。我在和美国几任谈判代表谈判时，不管谈得好不好，坚守的底线是绝对不欺骗。后来我们谈判成功了，很多美国代表到中国来访问，他们都会对我说：“龙先生，你有时候很强硬，今天之所以我们还能成为朋友，是因为那么多年来你从来没骗过我们，这是我们最欣赏你的。” 去年我参加中美的一个会谈，当时基辛格就谈道：“中美两国要建立一个长久的关系，最重要的是建立互信，而建立互信的基础是你们不再骗我们。”这话讲的是很尖锐的。我们扪心自问，有的时候做得真不是很好。所以，我觉得教育就要贯穿诚信这一最基本的道理。 二是培养责任感，这是培养优秀社会公民最核心的问题。中国在入世的时候，对全世界承诺遵守经济贸易规则，所以世界各国都把中国当成市场经济俱乐部的成员，开始贸易往来。但是这种关系是很脆弱的，一旦中国对这种承诺放松了，我们很可能会失去国际的信任。要使中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这样在国际上才会有政治的公信力。 龙永图先生
(0)构建新发展格局。 进入新发展阶段，既有的发展格局也须转为新发展格局。新发展格局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下的经济发展需要依托规模处于世界前列的国内市场，抓住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同时依托国内市场促进内外循环。根据党的二十大报告，内循环的要求是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外循环的要求是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 在低收入阶段，经济增长主要是靠高投资拉动，也就是长期的以高积累（高储蓄）支持高投资。进入新发展阶段，培育消费力与发展生产力同等重要。相比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增长的潜力更大，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更大（目前已经超过60%）。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在于以需求牵引供给。中国式现代化不仅要扩大消费需求，提升消费总量，更重要的是要改变消费需求结构，实现消费结构的升级，因为中高端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更大。 扩大消费需求不只是消费环节的问题，还需要分配环节和流通环节共同发力，建立扩大消费的长效机制，解决好能消费、愿消费和敢消费问题。具体地说：第一，在分配环节解决“能”消费的收入支撑问题，这不仅需要稳定的高就业率，还需要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并使中等收入者达到大多数，因为这部分群体的消费需求最为旺盛。第二，在流通环节解决“愿”消费的市场环境问题。相关的决定性因素包括稳定的物价水平、规范的市场秩序。第三，以完善的社会保障解决“敢”消费的预期问题。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提高消费的比例，改变高积累低消费状况。第四，消费增长离不开服务业发展。借助“互联网+”平台，网络消费和共享经济等新服务业态可以从广度和深度上扩大消费需求。发展适应数字经济的消费业态，如信息消费、绿色消费、旅游休闲消费、教育文化体育消费、养老健康家政消费等，都是扩大消费的强大推动力。 在新发展格局中，投资需求对优化供给结构起着关键作用，不仅要解决供给对需求的适配性问题，还要以自主可控、高质量的供给创造引领新的需求。洪银兴，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1)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推动“中国之治”走向新境界的重要滋养。改革开放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我们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其实，经济快速发展与社会长期稳定是互为前提、互为因果的。没有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得不到实惠，社会很难长期稳定。同理，没有社会稳定作为前提，改革不可能深入推进，全球资源不可能持续汇聚，经济也就不可能长期快速发展。根据盖洛普咨询公司2021年发布的《全球法律与秩序》报告，在全球115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的安全指数排名第二位，而且是排名前十位国家和地区中，唯一人口过亿的国家，“中国之治”已成为全球典范。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因此，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不断推动“中国之治”走向新境界，更好统筹发展与安全，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有着深厚文化传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体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这是我国的独特优势。”例如，在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方面，强调“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修齐治平”的人生理想、“以人为本”的民本思想、“德刑相辅”的治理思想、“载舟覆舟”的忧患意识、“和而不同”的东方智慧、“多元一体”的民族观等。为此，要坚定文化自信，不断推进“第二个结合”，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地转化为治理效能，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中国之治”应对“世界之乱”，使中国经济行稳致远。赖德胜，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1)江（泽民）主席通过汪道涵先生邀请南老师到北京去，一是谈两岸的事，二是请他在北京讲学。南老师没有答应，汪老又进一步协调，后来南老师以探望病中的许鸣真为由到上海，与汪老谈了关于台湾的问题，录音由汪老转给江主席和中央。 对于讲学的邀请，南老师答应写本书作为回应，也就是1998年出版的《原本大学微言》，他希望我们的领导层了解国家民族的历史文化。 这本书是两岸同时出版的，台湾出繁体版，内地出简体版，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作为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的战略文化丛书的文化篇来出版的。出版前言，是中国国际战略研究会基金会的秘书长陈知涯写的。 这本书虽然讲的是《大学》，但包含了很多的历史文化内容。读了这本书，可以知道我们国家民族历史演变的文化基因，能帮你判断当下和未来中国处理国际关系的思想原则。 中国历来对国际关系的处理，其实是走和平主义的王道路线的，协和万邦，不侵略别人，不搞殖民主义，是世界上唯一奉行如此文明的一个国家，也是人类和平文明的真正希望。 当前中国对国际政治的思路还是和平主义协和万邦为主的，做必要的斗争乃至万全的准备是不得已，但还是力争和平。——马宏达《道不远人——南怀瑾老师的故事》。 我们讲到这里，必须要了解，在这个世界上的东、西文化不同的各个国家民族之间，早在公元以前，就能接纳外族归附移民，不记宿仇，没有种族歧视的成见，除了中华民族，可以说是绝无仅有了。因为中国文化，本来有“王道治天下”的传统，以“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仁义精神，才能做到。也可以说，中华民族的“华夏”文化，早已在公元以前，就实行了人类大同的理念，早已泯除种族歧视的狭隘胸襟。例如在这以后的唐末五代，以及元朝和清朝入主中国的历史事实，都是具有这种精神的作用。就以历史的事实为证明，中华民族从来不肯侵略他人，不是以强权当公理的民族，只有“忍辱谦让”，化解其他民族的非礼侵凌，加以感化而融归于整体“人道”之中。所以在公元六世纪初，南朝梁武帝的时代，印度佛教的禅宗达摩祖师，决定要“东渡”中国传法。别人问他为什么一定要去中国，他说：“震旦有大乘气象。”换言之，所谓“大乘气象”，就正如佛说的“娑婆世界”中的中国，确然具有慈悲（仁义）的精神。…… 我现在对你们重新提出中国儒家孔子一系的《大学》，对照历代历史的现实演变来讲，是要大家明白，我们的国家几千年来，是仁义博厚，恪守宽容忍让，希望天下人类，真能达到和平共存的世界，既没有侵占其他国家的利益，更没有压迫其他民族的野心，同时也没有自认为是天下第一的狂心。我们具有忍人所不能忍，行人所不能行，忍辱负重的文化根基，也绝不甘愿接受不合理的侵略和压迫，虽然在极度的艰苦危难中，也必然自强奋发，终于做到以德化人，以礼让相安为志。 总之，这次讲述《大学》一书，引论比较庞杂，其中的原因，主要的是以三千年的中国文化来印证中国历史的发展，说明内圣（明）和外王（用）之道，也就是孟子所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之道。它是做人之学的重要纲领，告诉我们怎样才能做好一个人，以及如何齐家；至于治国、平天下不过是圣人的余事，内圣（明）的发挥而已。我希望通过这次原本《大学》的讲述，还它本来的面目，也希望中国人了解本国的文化精神，开拓未来要走的道路，并正告一些存有成见、偏见，或居心叵测的外国人士，能够知道中国文化的精神，以及我们的民族性。如果能够有助于这个地球上各国家、各民族的互相了解，减少误解，而互相交流融会，促进人类的和平与进步繁荣，这正是这次讲述原本《大学》，也是我数十年来所祷祝的心愿。——《原本大学微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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