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次年，是三年新冠疫情防控转段后经济恢复发展的第二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国民经济回升向好，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
可以说，中国经济是中国在世界舞台站稳脚跟的最强有力的依靠，多年来得益于改革开放的好政策，但唯有居安思危才能使一个国家真正可持续发展。在经济衰退或低增长期间，采取刺激政策可以帮助恢复信心，激发投资、消费和出口，并促进就业机会的增加，但不是长久之计。随着世界经济呈现低迷走势，发达国家风光不再，中国经济也要紧跟时代，提出能够适应当前经济形势的政策......
总而言之，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大水漫灌，刺激经济增长的方式，已经不能适应中国乃至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的需要。对此，共绘网认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八字方针：开源（加速外循环走出去，互联互通，减少内耗、内卷、躺平）；节流（缩减体制和制度成本，精减机构，减少不必要的行政费用开支）；提质（重拳打假，主抓新质生产力→各行各业高质量发展）；增效（提高效率，杜绝铺张浪费）。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和跨境电商以及人工智能等。对此，您有什么想说的吗？“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有一份光，发一份热。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尽自己的一份力、发出自己的一点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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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质生产力；中国式现代化；社会生产力；创新驱动。 政策亮点： 1.宏观层面： 坚持市场与政府有机结合，二者协力推动科技创新； 尊重市场规律，使企业不断迸发活力和创造力； 依靠政府引领，推动重大基础性、关键性技术的研发攻关 2.中观层面： 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增强发展新动能； 发展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打造国际竞争新优势； 前瞻谋划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 3.微观层面： 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激发各类创新主体的活力； 国有企业占据国民经济的关键行业，要发挥创新引领的示范作用； 民营企业是科技创新和技术变革的重要力量，要充分释放创新活力。作 者：周文（复旦大学 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研究中心），何雨晴（复旦大学 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1)从2022年开始，尤其2023年，国家战略方向和决策模式发生根本调整，就是要扭转过去长期存在的问题，更加重视政府的作用，重视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绿色环保等等，不想再走过去大放水、大刺激带动经济粗放式增长的老路。但在调整期，这种变化冲击到一些人，不仅是思想的，更是利益的。比如资本和金融市场，市场上的钱越多越好，钱最多的来源当然是大刺激，又比如房地产等相关行业的从业者。所以，确实有一些人非常希望回到过去，只要经济数据稍微偏离，只要哭一哭、闹一闹，就能争取到海量的支持，继续躺着赚大钱。 但是这样的钱，一定是极少数才能赚到，而从行业角度，金融拿走了过多的财富，那其他行业拿到的自然少了，以至于M2这个指标都失去了意义。
(1)在当今社会，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不断变化，人们对于天地万物的认知和理解也在不断深化和拓展。然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伏羲画八卦所体现的文化基础仍然是我们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重要参考和借鉴。它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自然界的规律和本质，也可以指导我们在实践中更好地应对各种挑战和问题。因此，我们应该珍惜和传承这种优秀的文化传统，让它在中国文化的繁荣和发展中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 经济学是一门入世的学问。经济学家不能像人文学者一样，天天待在自己的书斋里头就行了——其实我认为人文学者也不应该那么做。我们中国的很多人文学者，因为主要待在象牙塔里做学问，根本不知道底层老百姓的逻辑。这样研究出来的东西不是飘在空中的吗？做政策研究、参与政策讨论可以拓展我们的科研视野，而且科研做得好，在政策界发言也更有分量，自然也会产生更大的社会影响。和社会接触也是一样的，这与做学问是互补的。一方面，学者向社会公众介绍自己的科研成果，会给社会传递一个正能量，启迪民心，这是学者的责任。另一方面，学者在跟社会互动的过程中，可以了解民众是怎么想的，然后就知道社会问题在哪里。（作者姚洋，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0)中企出海三大挑战。01 如何实现全球化的协作？ 当企业实现全球化经营的时候，业务横跨五大洲和24个时区。企业的讯息、资金、物流在7*24小时中全天候的流动与运转。有效地连接和协调跨越不同地理位置、文化和时区的团队，是实现全球业务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从系统建设的角度，企业需要一个平台能够提供多语言、多时区的基础管理能力，方便全球员工可以无碍的进行业务间沟通与协作。 02 如何实现业务本地化管理？ 当企业进入到全新的市场，熟悉当地的环境至关重要的。了解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法律、商业习惯以及消费者行为，有助于企业制定适应当地市场的战略。最直观的就是当地的财税法规，劳动保护政策等都千差万别，企业稍有不慎就会面临经营风险。同时为了能够更好的激发本地员工的活力，也需要制定一系列符合当地文化习俗与社会习惯的管理制度。 03 如何破解国内与海外信息差？ 进入到信息化时代，全球各地的人员、讯息、资金等空前的流动。但是企业的管理仍然存在着难以杜绝的信息差。叠加上不同的政策法规、管理制度，进一步增加了跨国管理的难度。对于总部在中国国内的企业而言，无法第一时间了解国外的经营情况，实现实时的数据分析以及业务管理，都可能导致海外经营的失控与失败。
(1)解放思想是打破禁锢、冲破束缚，有着革命性的含义，不能把改变一般的工作思维、工作方法，提升到解放思想的层面！举个通俗易懂的例子解释一下这个“解放思想”——不要指望卖地盖房子的老套路了了，要想着开源赚钱，比如招商引资，把新质生产力搞上来，税收有了，财政问题也就解决了……
(0)企业、民生、财政互为关系，都很重要，一个也少不了，但是，三者之间，财政是真正的平衡机制，所以，的确是财政更重要。财政既可以调节企业的赚钱效应，也可以通过第二次分配，大比例地平抑两极分化，通过全民共享的第二次分配，强化医疗、教育、养老、就业等社会保障机制，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到目前为止，这是全球唯一可以走向共同通富裕的方式。而不是干掉市场经济。财政定义了中国企业营商环境，也定义了民生走向共同富裕的基本方式，中国经济的复苏，谁最重要？降低体制成本，财政主导的社会分配要加大全民共享的第二次分配。
(0)从70年代开始，日本就进行了一系列的金融市场化，全面开放自己的金融市场和外汇交易。放开之后，企业可以通过发债去融资，而那时候又正好遇上央行降息，把利率调的特别低，那公司一看，我在公开市场上发债比我从银行贷款还便宜，还省事儿，于是日本那些大型的上市公司就都把借款的方式，从原来的银行贷款转到了去公开市场上发债。 那银行日子就不好过了，本来利率低就不好赚钱，现在贷款还贷不出去，那就更不赚钱了，而且央行还会给银行贷款指标，你是有业绩考核的，每个月几百亿啊，你必须给我贷出去，那银行也没办法，就只能到大街上卖钱了，甚至和一些金融机构一起做二道贩子，见人就问，低息贷款有需要的吗？融资了解一下吗？是不是很像我们12年-17年这段时间啊，开玩笑的哈。那现在银行只能去找信用差的公司给他们放贷，甚至直接找个人去放贷，只要你能提供抵押就行，于是银行就把大量的钱，贷给了那些没有什么偿还能力的个人和公司，经济中的信用一下就泛滥了，这经济里边阿猫阿狗都能轻松拿到低息贷款，还是在一个股市和楼市都飞涨的时代，你说你拿到钱干嘛？继续买股票和房子拱火呗。那最后呢，在1989年，时隔两年后，日本央行才决定加息，而且一下子就弊了个大的，从2.5%直接加到6%，流动性一下子收紧，日本的资产泡沫彻底崩了。 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这一抽，国民财富就被抽走了三十年，在这三十年里，整个社会都在经历着艰难的还债之路，而这个，就是辜朝明提出的资产负债表衰退了，像日本政府，每100元的财政支出，就有25元是用来还债的，如果是普通人呢，就更是如此了，之后的剧情我们就熟悉了，日本在艰难的还债之路上错过了PC和移动互联网时代，到现在仅剩的汽车产业，也在被我们的电动车反超。那对于我们来说，也有汲取到日本的教训，提取出我们的经验，其实也很简单，第一是钱有没有过度流向资本市场，第二是监管机构有没有不作为。 像2008年我们开启了大放水时代，但是水放得不均匀，离钱近的银行、金融机构、房地产公司这些大资本企业，他们也开始做二道贩子，把水贩卖给离钱远的群体，比如说制造业、创业公司这些实业，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恒大系、泛海系、中植系都是这么来的，这些表面上的地产公司，背后都是金融资管给予养分，在12年-17年，资管扩张速度基本保持在50%以上，2017年大资管行业总规模突破100万亿。 但是我们知道放水多了是有害的，就像日本当年，太多人想着做二道贩子把钱卖出去，上面看到了问题所在，觉得这样可不行，得停止放水了，但是央妈准备撤退的时候，他们发现，如果不放水，经济又不太适应。因为经济体已经习惯了过去十年充沛的放水量，大一点也行，小一点也行，就是不能不放。 那我们像日本那样不作为吗，也不是，从2017年开始，我们就开始金融整顿，当时被称为史上最严监管年，监管令密集发布，大额罚单不断开出。当年金融监管部门共出台重要监管文件超过20个，行政处罚超2700件，罚没金额超80亿元，产生的连锁反应是，资产泡沫开始破裂，整个流动性开始收紧，融资成本开始上升。同样还是离降水区近的地方最先受到影响，过去为了接水，花了很多钱买盆罐，结果钱花出去了，水没了，资金链陷入了崩溃的边缘，一直到现在，这些什么恒大系、泛海系、中植系都被收拾了，哀嚎声过后，房地产市场上一片寂静，我们好像也没有跟日本一样经历着失去的三十年...每日咨询
(0)政策周期是真周期。“周期”是财经领域的高频词，花样繁多。产业有产业周期，科技有科技周期，此外还有债务周期、投资周期，还有“穿越周期”、“逆周期”等等。不同的语境，“周期”有不同的含义。概念很花哨，现实很简单。中国经济起决定作用的只有一种周期，那就是政策周期——政府扩大干预到收缩退出的周期。行政强势，控盘财政、金融两个大钱袋子，政策周期是真周期，别的周期都是“意思意思”。 改革开放以来，大的政策周期有两轮。第一轮是八十年代中后期到就是九年代中后期的双轨制时代。改革开放后，带动经济增长加速，国民经济大幅改善。但是，缺乏市场竞争能力的国企发展停滞甚至经营困难。八十年代后期开始，多轮政策引导下大量财政资金、银行资金注入国企，1992年利率水平达到了14%。大规模资金注入帮助国企扩张了产能，但是经济效益依然低下。1993年，全国独立核算的国有企业亏损率高达30%，非金融企业的债务率超过90%，已经远远超出了金融系统的安全线，高负债催生的“繁荣”难以为继，国企改革势在必行。1994年，政府对国企输血型投资大幅退出，大量国企退出，最终以极大的代价初步建成了市场经济体制。凭借着对外出口的高速增长，终于在2001年前后经济重回正轨道。 这轮扩张-收缩的周期至少形成了数万亿不良资产，一直消化到2012年前后才处置完毕。 第二轮扩张-收缩的政策周期始于2003年前后，产业政策密集出台，各地纷纷上马彩电生产线、汽车生产线以及部分重工部门，政府主导投资催生的“繁荣”持续到2007年。2008年国内外经济形势陡变，全球金融危机导致出口锐减，国内的重工部门产能过剩，钢铁、煤炭价格暴跌。经济下行压力大增。大规模基建投入和全球经济复苏的叠加效应，2012年前后经济增长得到了恢复。 这两轮政策周期有明显的共性。政府政策主导的投资扩张启动了数年高增长的上升期，付出的代价是政策重点“照顾”的经济部门产能过剩、债务增长，最终因为内外因素触发导致经济下滑。 而且，在这两轮政策周期中，“治理经济过热”、“政策调控”的板子都是先打在了民营经济头上。社会舆论也出现了反民营经济的逆流。八十年代后期，初代民营经济代表的乡镇企业被重点“治理”。虽然这些乡镇企业的经济占比有限，债务占比可以忽略不计，却成了“经济过热”的替罪羊。第二轮政策周期中，2004年的铁本事件是标志性事件，民营企业向进军上游产业之路被阻断，经营环境和融资环境也受到了较大的影响。 这两轮周期后半程的恢复，和民营经济处境改善、政策放宽同步。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后，民营经济的“紧箍咒”彻底放开，成为外贸出口的绝对主力。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后，民营经济在科技创新产业的发展受到了鼓励，中国的互联网平台经济走出了一波高潮。真正推动经济发展的，从来都不是政策，而是市场企业的经济发展动力。关不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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