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它正在以飞快的速度给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带来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同时，伴随着手机的普及与加速度的更新换代，信息发布与交互变得异常简单，我们每个人都是信息时代的主人，每个人都能成为记者。
纵观近些年发生的重大事件，几乎都是在网民和媒体的互动下不断发酵、膨胀。事件先由网友在第一时间于网络上发布所闻所见并拍摄图片，还原事件现场，再受到各个网络媒体的重视，形成完整的一篇新闻稿件，为更多的大众所了解，如2011年7月份突发的“温州动车追尾事件”，便是网友在出事后第一时间发布的微博，其他如郭美美炫富、房姐龚爱爱事件，最近热火的“文章出轨”事件，都与互联网息息相关。“人人都是记者”时代，基于手机软件越来越智能化，我们不仅仅只局限于上传文字，图片，还能拍摄视频，视频能记录一个事件的发展过程，传递出更多的信息，不仅为解决事件起到推动作用，还为大众还原真相，保证舆论的合理走向。新媒体时代，人人都是记者？这会给未来社会带来什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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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电影界有一个不容忽视的趋势，那就是越来越多的“外行人”开始拍电影了。今年这种趋势更加显露无遗。近期比较热门的几部电影《分手大师》、《小时代》和《后会无期》，都是外行人的作品——邓超是专业演员，郭敬明和韩寒离得更远，都是名作家。过去拍电影被认为是相当专业的事，但现在不同了，谁都可以过把导演的瘾。 其实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只要把时间再往前推几年，那时候出书看上去也是一件十分神圣的事，除了作家和专家，一般人很少会指望自己和写书搭上边。后来情况就不一样了，只要稍微有点名气，或自以为有点能耐，又不甘寂寞的，都会出本书，不管是主持人、演员，还是厨师、保安。再后来，出书也不足为奇了，有人就开始拍电影了——毕竟，阅读时代向图像时代转变已经不可阻挡地发生了。视频网站土豆网有着最为贴切和深刻的洞察，他们很早就提出口号:“每个人都是生活的导演。” 这真是一个人人皆可为导演的时代。智能手机和录像设备的普及，几乎让人人手里都拥有了一部摄影机，人人都可以十分方便地用影像记录生活，其中随意和琐碎的被称为自拍，那些精心录制和成系统的就有可能成了电影——微电影的流行已经大大降低了电影的门槛。从自拍视频到微电影再到大电影，正好呈现了让“人人皆可为导演”的三个阶段。《分手大师》、《小时代》和《后会无期》一定意义上来说只是更精心制作的自拍，不同点在于，自拍大多数是自娱自乐的，而一旦成为电影，就成了名利场上的一环。 安迪•沃霍尔曾说，在未来，每个人都会有十五分钟的成名时间。博客、微博等自媒体的诞生让这一预言已经成为现实，很多人也早已尝到了甜头，所谓“大V”就是这么一群人。与此同时，另外一群人也在悄然崛起，那就是通过影像成名的人，最典型的像西单女孩、筷子兄弟等。与前面那些通过自媒体以文字的方式获得关注的人相比，这些人更接近普罗大众或者说更为草根，因为文字的表达毕竟以相当独立的思考、相对完满的逻辑和比较流畅的文字为基础，而影像的表达则貌似没有这些要求。 关于影像表达相对于文字表达的非理性化、非精英化并因此更大众化的特点，尼尔•波兹曼在他的《娱乐至死》一书中有过许多深刻的阐述，比如“照片把世界表现为一个物体，而语言则把世界表现为一个概念”。具象的物体当然比抽象的概念更容易被人接受，对大众来说的确如此，比起读书，人们当然更愿意看视频;比起写书，人们当然也更愿意去尝试拍一段影像。这样说来，外行人拍电影实际上是一种文化趋势的投射;人人皆为导演背后，也许是人类表达和接受方式的转型。 尼尔•波兹曼提醒我们，伴随着这一转型的，除了影像产业的强势崛起之外，还有一种娱乐化的趋势。他认为，这是由影像的大众化、非理性化和非精英化决定的。一切文化内容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而且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在近期上映的几部片子上，这一点体现无遗。不必说《分手大师》和《小时代》彻头彻尾的感官刺激，就连韩寒的《后会无期》也懒得撑起一则完整的叙事，而专注于兜售耍酷养眼的明星和心灵鸡汤一样的所谓“80后情怀”——换句话说，别的都是次要，只有娱乐才是王道。 现在看来，虽然不是全部电影都如此，但这却很有可能成为主流:不是靠电影本身来吸引观众，而是靠话题推出电影;不是靠拍电影出名，而是出名以后再来拍电影。有人将这种模式称为“粉丝电影”，这不经意间揭示了这些电影的娱乐本质——“粉丝”这个词本身就是娱乐时代最具有代表性的词汇之一。“粉丝”是因人划线的，他们只关心是谁拍的电影，很少关心电影拍得怎么样;他们看电影经常是去“数星星”，而不会管别的。 影像化时代固然已经到来，人人皆为导演也不可逆转地成为了事实，“粉丝电影”极有可能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大行其道，在这样的情况下，该由谁来讲故事，又有谁来守护理性呢?难道我们真的只能娱乐至死?（转载：麒台《我们别成为娱乐至死的物种》）
(0)随着微博、微信等自媒体爆炸式流行，信息传播越来越“碎片化”，传播效率也越来越高。信息传播“碎片化”意味着自媒体在信息传播的形式、内容及意义表达等三个方面与传统媒体存在巨大差异。任何人可在任意时间、通过任意方式、传播任意来源的任意信息，在传播内容所涉话题的选择上具有任意性和随意性。 碎片化信息有着明显的“既轻且快”的传播优势，但从碎片化信息本身看，碎片化的文字往往只表达字面上的意思，较之传统媒体的系统表达，碎片化信息所蕴含的事实真相，更不容易被人感知或记忆。同时，碎片化的传播方式也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信息受众深入思考、理性思考的能力，削弱了思维的逻辑性和连贯性，代之以思维的跳跃性和碎片化。因此，一旦多元、跳跃的碎片化信息、文本和图片占领信息受众的阅读空间，信息受众将瞬间被无意义信息包围，且无从找寻自身所需信息。在这种情形下，如果有敏感事件发生，公众对事实真相的焦虑将被瞬间点燃，进而引发舆情危机。 由于自媒体具有隐蔽性，给了自媒体使用者们“随心所欲”的个人空间。众多自媒体使用者们迫不及待地想要发出自己的声音，“有话要说”的人越来越多。但是，在这个争相发声的过程中，自媒体并未自动生成传统媒体所具有的严格、系统的真实性审查制度，导致自媒体“信息流”泥沙俱下:既有务求真实、自励励人、广泛共享的正能量，也有吸引眼球、矫揉造作、胡编乱造的负能量，甚至还有极端自私自利、罔顾道德底线的情绪发泄、制假造假和侮辱诽谤。由于传播过程中存在过分追求新闻发布速度、追求点击率而忽略真实性的现象和盲目跟风、盲目转载的现象，使得受众对自媒体信息的真实性产生越来越多的质疑。（摘自：卢金增、李晓龙《积极应对信息传播“碎片化”挑战》）
(0)言论自由是一项宪法性的权利。在不损害国家、社会以及他人合法利益的前提下，人们在最大的自由限度内享有言论自由的权利。自媒体，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媒体，每种声音都可以成为媒体传播的信息，而借助互联网，每种声音都可以迅速传播。但随着自媒体“微”时代的到来，我们一定要注意，“发声”是有界限的。
(0)上世纪80年代的最初岁月,过去计划经济的限制使得许多青年面临着严重的成长不足的状况,感觉自己人生的路越走越窄,于是有人投书报刊,被发表出来,引发了一场大讨论。大讨论进行得非常热烈,许许多多的人都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最后当然问题不一定有一个确定的结论,但却形成了年轻人必须要努力奋斗,克服环境和自身的局限,给自己打开人生新的道路的基本共识。 每个人充分地发挥自己的能量,其实就给这个国家和社会带来了新的机会。当时的年轻人确实是在一种“励志文化”中成长起来的。当时“自学成才”形成了一股风气,从动乱中走出来的人开始了新的奋斗过程。当时其实大家对于未来究竟如何当然并不清晰,但都觉得一个新的社会一定会让每个人的能力得到发挥,只要努力就会对社会有所贡献,同时也会为自己打开一片天的信心和激情却也激动人心。这种“励志文化”今天看来可能难免有肤浅之嫌,但那种努力向上的氛围却是难忘的。 当时美国诗人保罗•安格尔来中国,在写的诗里这样形容当时的中国青年:“我不能移山,但是我能够发光。”移山可能太难,但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却是可以做到的。安格尔为了这些年轻人的努力而感动,也为中国的新希望而感动。正是这种激励人克服困难和努力奋斗的文化给了“改革开放”以历史的动力。在我们告别贫困,寻找未来的道路上,这种“励志文化”的意义确实不能低估。 在今天我们仍然需要这种相信每个个人“能够发光”的“励志文化”。今天在网络上已经形成了文化和舆论氛围的年轻的“草根”,也就是我们熟悉的“中等收入者”后备军的年轻人。他们在网络的跟帖和博客中形成的气氛里,对于社会问题有敏锐的观察,对于许多不良现象有尖锐的批评的同时,却也存在着在今天的社会变化和剧烈的全球竞争的面前,缺少一种发挥个人能力的愿望和决心。往往会在发表许多正当的抱怨和指责的同时,却对于自己的能力和自己的努力缺少信心。这使得一种“抱怨文化”好像在一定的程度上取代了一种“励志文化”,一种对于长辈的指责和呵斥代替了自己实实在在的行动。 社会在今天当然要改善每个人的生活环境,让大家,特别是底层民众分享发展的成果,这不会有任何疑义。但同时在剧烈的全球竞争中,每个个人和民族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不进则退仍然是中国面对的现实的环境。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里面有一段让我非常感动,他讲到他送女儿上大学,感到忧郁而不是欣喜。他说自己家里永远还有女儿那张温暖的床,但女儿的灿烂的未来却只能依靠她自己的奋斗,在这个竞争越来越激烈的世界上找到自己的位置。一位美国的父亲还会有这样的忧虑,更何况我们这些中国的父母。 一方面社会有责任关爱年轻人,让他们获得更多的帮助和机会,需要以最大的热情倾听他们的声音和要求,但另一方面,任何年轻人都会面临严峻的挑战,都会面临完成不足的困难和成长的危机。这也需要一种“励志文化”,鼓励年轻人依靠自己的力量给自己一个灿烂的未来。我们应该告诉年轻人,父母应该给儿女一张床,社会也应该给面临困难的人一张床,这是一种责任。但一个人灿烂的未来却永远得依靠自己的努力,这也同样是一种责任。 我怀念80年代初的“励志文化”,也希望今天有更强烈的“励志文化”氛围,中国发展的前景仍然巨大,机会仍然属于年轻人。（转载：张颐武《让“励志文化”取代“抱怨文化”》）
(0)谣言的本质是一种信息，在谣言上集聚了公民的言论自由和知情权。现有的法律制度体现出政府对谣言规制的严格态度，促使发表言论的人在发表言论之前就陷入过度自我审查的漩涡中。这会导致人们不愿意公开发表自己的看法，不愿意与别人分享自己的观点与判断。在谣言规制上，采用过度严苛的规制政策，会导致寒蝉效应，影响言论自由的行使与思想市场的形成。如何寻求谣言规制与言论自由之间的平衡与界限，是政府规制谣言所需要考虑的根本问题。政府规制往往是在谣言话语的冲击下展开，不少制度安排是应对谣言冲击的回应型产物，政府对于谣言规制也被简缩为“冲击——回应”的被动过程，形成基于谣言话语的压力型规制、被动型规制。政府对待谣言的态度应当有立场性的转变，从被动型规制转向主动吸纳，从压力性规制到动力性沟通，从事中规制、事后规制转移到事前规制上。与此同时，谣言在一定意义上也扮演了民意信息反馈的作用，政府只要妥善利用，就可以成为弥补正式信息途径不畅的补充。（转载：李大勇《对待谣言从压力性规制到动力性沟通》）
(0)“水均益上哪儿去了?”看着白岩松针砭时弊,看着芮成钢用对方的语言进行高端访问,偶尔会有观众突然想起来水均益,想起他也曾在镜头前纵论风云,也常操着流利的英语采访各国政要,可这几年在电视节目中看到他露脸的次数,却似乎越来越少。 水均益还在做新闻,还在中央电视台。只是,随着电视台变化、节目的起伏,他头上“名主持人”的光环黯淡了。他愤懑过、迷茫过,最终接受现实,把自己调整回一名普通新闻工作者的状态,笑对名利。 从1984年从业至今,水均益干新闻整整30年。去年,他也过了天命之年。“是时候总结一下了。”水均益把自己30年的新闻从业经历,以及50年的人生思考,用笔记录下来,出版了传记,起名《益往直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水均益表示,一往直前,是他对新闻的态度,也是他对人生的态度。 “我在现场,觉得特爽”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这是母亲常对水均益说的话。这几年,他才真正体会。 对于水均益来说,“俭”与“奢”指的并不是生活作风,而是对名利的态度。从不知名的小记者,到知名的大主持人,水均益没什么不适应的。而反过来,从知名的大主持人,到自己的节目被取消,眼瞅着新主持人后来居上、火得一塌糊涂,水均益心里不能不起涟漪。 在央视这样的平台上,老面孔“失宠”,再自然不过。水均益因此自我怀疑过,“我是不是老了?”他咬着牙焗油染发撑门面,还是拼不过年轻漂亮的面孔。 水均益也消沉过,不想再去争抢,却对自己的这种状态感到不满:“我时常反省,是不是当年的激情不在了,贪图安逸了?”他问自己。“对于一个到了知天命年纪的人来说,这可能是难免的。”他也安慰自己。 “但内心里,我一直保留着二十年前怀有的那个愿望——干新闻一直干到老!”水均益告诉记者,这么多年来,这一点信念他从来没有变,终于还是无法说服自己去彻底退守。 平复情绪时,水均益最常用的方法,就是提醒自己“我首先是一个记者,是一个新闻人。”采编上的业务技能,他从来没有丢过。编稿子、写台词、做策划、改提纲,工作虽已30年,这些他依旧亲力亲为,他要保持自己在这方面的实力。 水均益不再愿意听到别人称他为“名嘴”。“因为我认识到,作为一个脸蛋儿出镜,在央视这样的平台上,生命力是很短暂的,不会永葆青春。而如果我是一个记者型的节目主持人,只要国家政策规定允许,哪怕白发苍苍我依然可以主持,依然可以上前线。” 去年,水均益重返伊拉克,在那里为观众回顾十年前的美伊战争；今年年初,他又在索契冬奥会期间前去采访普京。重温近期的采访经历时,水均益眼神发亮,说话声音不由自主地提高了:“30年,我就是当一个记者。我特别满足当一个记者,我特别陶醉于做一个记者,我乐此不疲,我非常享受。”他兴奋地耸耸肩,“我站在现场,做采访,觉得特爽。” “我不希望被时代落下” 挑战水均益这个央视名主持人“权威”的,岂止是年轻漂亮的新同事。自媒体时代,每个人都是记者,都是主持人。 去年到伊拉克做“十年重返”的报道,与水均益同行的摄制组年轻同事们,入住巴格达酒店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架设无线路由器,开通赴伊报道微信群,让水均益第一次感受到了新媒体手段的力量。近期新开通的微博,也让他体验到了自媒体的乐趣。 “自媒体的蓬勃,是时代的必然,也是时代的潮流。我还不算太老,也一直是一个紧跟时代的人,我希望能抓住时代发展的脉络,我不希望被时代落下。” 和多数大V不同,水均益经常在微博上回复粉丝留言。当他发现自己发微博讲乌克兰局势,没什么人关注,但只要微博里一提到中日关系,总会招致粉丝们的疯狂讨论和转发,这让他意识到普通观众们的关注点所在。日后做节目,他对报道重点也有所调整。 《东方时空》红遍大江南北时,水均益白岩松他们,每天能接到一麻袋一麻袋的读者来信,“现在大家已经不写信了。我们跟读者的所谓互动来自于哪里呢?微博和微信。它可以给你提供的东西是你在电视台坐在摄像机后面,坐在演播室里边你得不到的。”水均益非常珍惜这些社交媒体平台的互动。 作为一个传统新闻人,水均益并不认为新媒体与传统媒体水火不容,他认为社交网络只是一种新的传播形式和手段。传统媒体如果能利用好新媒体,会如虎添翼。 “但是如何很好地利用这个手段,涉及到一个观念的问题——你是否能接受而且是心悦诚服地接受,同时把它融化到了你的职业的思维当中。”水均益说,无论是央视,还是其他传统媒体,如果能把社交媒体真正用好,“那真可能是另外一次革命。”（转载：尹平平《水均益:在干新闻中“变老”是一种享受》）
(0)以互联网技术或产品来说，从BBS到博客，再到微博，再到微信，我们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更有意思的、改变我们生活方式的技术产品是什么。博客第一人徐静蕾、微博女王姚晨，回过头来一看，我们才发现，不管当时多么风光，他们也只能各领风骚三五年。这就是互联网的魅力之处。我们永远不知道下一个精彩是什么，永远有新的期待，而谁一旦抓住了机会，就有可能成为弄潮儿，而如果跟不上网络潮流，只会被社会淘汰。 在技术与产品之外，这些产品的使用者即人，一切皆有可能的美好，也被互联网激活了。因为互联网，在任何一种逼仄的社会形态下，都可以为多元化社会提供一个存在与生长的基础。也是基于社会结构的变化，带来充分的人的解放。信息的流动促进了人的解放，有更多的信息，才有更多的可能。信息的自由，保障了人的流动与思想的自由。只有当信息平等了，自由共享了的时候，人才能有真正的解放。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随着互联网的与世界通联，被打开了，视野与见识，发生了全面的进化，与世界一体化了。 被互联网解放的人们，就如流动的水流一样，进入了快速变化的洪流中。稳定、一成不变之类所制造的安全感，成为互联网时代或者说流动的现代社会的死对头。卡斯特在2002年接受中国一家媒体采访时说过：“工业革命把店主与工匠们编入大组织、大工厂。信息时代恰好相反：打碎大组织，重组为网络，个人在其中流动，一辈子不断换工作，接新活儿。今天你可能是一个银行的经理，下个月你会代表现在的银行到另一家银行做咨询。明年你去别的城市帮这两家银行建分所。后年你开自己的咨询公司，为先前建立的客户网服务……总之，能把握住不确定性，在工作及家庭中不断调整自己的人，生活会充满兴奋与创新。把握不住的人则将生活在一个恐怖的世界里，因为一切都不可理解，不可控制。” 这并不意味着“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相反，互联网时代，人们在塑造更为神圣的东西：即开放、自由、平等，人们终于可以在互联网上，寻求他们生活的真实状况和被禁锢的社会位置之外的全新的东西。 互联网中的中国，打破了中心，解构了权威，倒置了话语权，建构了新秩序，促进了人的解放与思想的自由流通，重构了一个现代中国，尽管我们也面临更多的风险、危机与不确定性，人们一贯追求的稳定感、归属感等被激荡冲刷，但正如写出《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的美国政治哲学学者马歇尔•伯曼说的：“在这个世界上，稳定只能意味着熵，意味着缓慢死亡，而我们的进步感和成长感是我们确信自己活着的惟一方式。”只有未知和不确定性，才是我们能够唯一被知晓和确定的存在，这样的状态，正如我们每天都在面对着的那个未知与不确定的明天，还有什么事情会比这个更美好的？（摘自：张天潘《20年，互联网重构现代中国》）
(0)三十多年前,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石破天惊地预言信息社会的来临,让刚刚走上改革开放道路的中国知识分子充满期待和困惑。当年,即使是最有想象力的人也无法充分感知信息技术革命将给人类社会带来的深刻变革,例如今天媒体格局的剧变。 从历史上看,一种新兴媒体只有实现功能全覆盖的时候,才能取代相应的传统媒体。正因为如此,报纸始终无法取代杂志,电视由于具有集声音、图像、动感于一体的优势,一度大有消灭广播之势,但私家车的兴起,让日渐式微的广播找到了新空间,迎来了新机遇。 今天,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开花结果,以网络、手机为代表的新媒体呈现前所未有的发展态势,有兼容传统媒体形式的势头,并不断裂变、聚变出新的传播方式。正因为如此,现在国际知名的纸媒或遭遇生存危机,或借助新媒体转型求生。 然而,传统媒体的形式和业态可能被取代,但传统媒体的内涵和灵魂却不会消亡。无论媒体形态如何改变,“内容为王”是不会变的,新闻最基本的属性仍是真实性,新闻价值评判的标准仍是及时性、重要性、显著性、可读性等要素。 从传播效果看,受众对有悖于其需求、兴趣、态度或认知的新闻信息或媒体,至少可以构筑三个选择性“壁垒”:选择性接触——可以不读、不听、不看或少读、少听、少看；选择性理解——按自己的方式而不是传播者所希望的方式来理解、解读；选择性记忆——可以部分或全部记忆、也可以部分或全部忘记。如果说,在传统大众传播模式下,受众的选择性“壁垒”随着传播渠道和手段的多样化而不断加强,那么,在新媒体分众传播形态下,受众的选择性更趋自主多元,给传播者、尤其是主流媒体实现传播意图带来了更大的挑战。 自媒体尽管目前影响越来越大,但由于其消息来源和传播者混为一体,缺乏职业把关人,信息的真实性无法保证,容易导致谣言泛滥。 一位微博达人说:“人人都会做菜,但厨师还是一种职业。”现在自媒体方兴未艾,人人可承担发布编辑新闻的角色,但记者的职业精神和职业标准,永远不会过时,新媒体时代更应发扬光大。（转载：巫奕龙《“内容为王”的保质期有多久》）
(0)从全球新闻信息传播的发展潮流来看,网络实名评论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知名媒体的推崇,世界知名媒体纷纷推行网络实名评论。 但当前推行网络实名评论有以下几个难点。1.民意基础。目前,在我国尚不具备网络实名评论的民意基础,因为广大网民已经习惯了网络匿名。2.技术条件。就当前世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现状来看,网络实名评论在身份识别方面依然存在技术对接难题。3.法律保障。网络实名评论在表达自由权、隐私权等方面的法理困境尚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和互联网传播的特点,在我国推行网络实名评论应当遵循以下两个原则。1.顺势而为。推行网络实名评论要建立在政府信息公开和透明的基础上,不可操之过急,要顺势而为。从另一方面看,网络实名评论在减少网络暴力方面能够起到的作用尚待评估与考量。2 .有序推进。当前形势下,推行网络实名评论应该采取尊重新闻传播的规律、有序推进的方法,建议按照下面几个步骤实施:专家倡导；立法保障；网评员带头；网民跟进。这样有步骤地推进网络实名评论,将更有助于我国互联网环境的健康、有序发展。（转载：史安斌 刘滢《网络实名评论的趋势与对策》）
(0)“香蕉得了艾滋病”“跑步太多会折寿”“午睡的人早死几率高”。如此种种,观点貌似新颖奇异、道理则真假混淆的文章在微博、微信等社交网络上屡见不鲜。当越来越多类似信息从电脑、手机上飘过时,我们会选择好奇地轻触鼠标(屏幕),分享转发,还是心存疑虑地问个为什么,“点”下留情呢? 人们在不断创新自媒体技术的同时,并没有解决好自身对这些技术应用的不适应症问题。当人人都有麦克风时代到来时,很多人还没学会如何甄别信息的真伪。就像一个尚未“种牛痘”的新生儿,对病毒缺乏免疫力一般,很多自媒体用户对流言、谣言也缺乏抵抗力和鉴别力。“秦火火们”之所以能造谣生事,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网络上信谣传谣的土壤肥沃。排除那些有特殊目的的传谣群体,善良的人们能不能在这个复杂的舆论场里尽可能少中枪,从而不明不白地当了谣言的“帮凶”呢? 英国哲学家罗素曾说,“人类对思想的畏惧远超过世上其他事物,许多人宁愿死,也不愿思考。”然而,在如今一个信息无孔不入的时代,人们恰恰极其需要这种清晰的思考,从而拨开云雾,看清世界的基本面貌。 美国莱斯大学教授伯纳•派顿在其所著的《身边的逻辑学》一书中的建议或许能有所启发:过于简单的结论、过度概括、模糊定义、随意类比、片面拣选证据、集体思维、回避问题等等,具备以上特点的都是人们需要谨慎提防的内容。它们极有可能将我们的思考引到错误的方向去。比如人们会轻易地相信偏简单的结论,会在线性发生的事件之间自然产生因果联想等。 几乎所有的社会行为科学在方法论研究上的共识是:证明相关性容易,证明因果关系困难。一些西方哲学家甚至极端地认为,世界上不存在因果关系。英国互联网科学家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和媒体人肯尼斯•库克耶联名著述的《大数据时代》一书指出,大数据技术应用更多是在大体量信息中发现相关性,而不必追究因果关系。这是一种商业上的讨巧,而不意味着相关可以真的替代因果。混淆了相关和因果的思考会让人们误入歧途。 然而,这个世界往往会发生超出理解范畴的事情,我们无法依靠自身的力量甄别所有黑白是非。如果严谨而理性的思考仍不能帮助获得真知,那么,就请不要吝惜使用你质疑的权利,鼠标三思而后点,文章三思而后转。（转载：刘旸《鼠标三思后点,文章三思后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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