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6月以来，发生在香港的暴力活动不断升级，面对“黑色恐怖”笼罩下的香港，美国等西方国家政府却“选择性失眠”，这也证明香港暴乱与他们脱不了干系。
从美国承认外交官秘密会见港独头目到特朗普将香港暴乱与中美贸易战挂钩，每一步都凸显了美国对中国内政的大力干涉，也显现出美国对日益崛起的中国的恐惧。我们强烈谴责美国的“长臂猿”行为，但我们也不禁发问：香港从来就属于中国，在中国的主权范围下，中央政府难道就不能理直气壮地治理（管理）自己家里的香港事务吗？其实，背后的原因十分复杂，您能说出几点来吗？快“畅言一下”跟大家聊聊你的看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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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白了也就是我们政府当年急于收回香港，没有经验而疏忽的一些法律问题，造就了今天香港的乱局。所以我认为中央政府应该及时调整对港政策，不要太看重经济上的损失，否则香港遗留下来的“老鼠屎”，不但坏了香港，也影响我们今后对台的统战。一定要快刀斩乱麻，及时修改香港的司法及教育等方面的制度，充分体现“一国两制”的优势。国家的代名词只有一个——不打无国。历史本来就是如此！
(0)邓小平是“一国两制”的总设计师，是起草《香港基本法》的总舵手。他在获知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政治体制专题小组意见之后，便于1987年4月16日会见了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就香港回归后的政治体制问题主要讲了如下三点意见。 ①香港特区政治体制必须以坚持中国主权、坚持中国主体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为前提。中国政府必须在１９９７年７月１日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回归后必须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爱国者的标准之一就是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这些都是邓小平在香港问题上多次强调过的一以贯之的基本立场。 强调香港特区资本主义制度要受内地社会主义制度所主导、支配，是有实质意义的，这个实质意义体现在香港特区的政治体制不可能脱离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的支配。例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国务院是中央人民政府，香港特别行政区同内地一样要选举港籍人大代表，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立法权、法律解释权、违宪审查权等，都对香港特区有约束力；香港特区政府同内地省级人民政府一样，要受国务院的领导。所以，不管是邓小平的讲话还是中央的有关文件，都只是说回归后香港原来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法律制度基本不变，但从来没有说过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不变，对香港原来的法律制度也只是说“基本不变”，而不是一成不变。 ②香港特区政治体制不能照搬英国式的议会内阁制和美国式的三权分立制。邓小平指出：“香港制度也不能完全西化，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香港现在就不是实行英国的制度、美国的制度，这样也过了一个半世纪。现在如果照搬，比如搞‘三权分立’，搞英美的议会制度，并以此来判断是否民主，恐怕不适宜。对这个问题，请大家坐到一块深思熟虑地想一下。” ③中央政权必须保持对香港特区事务必要的干预权。邓小平说：“还有一个问题必须说明：切不要以为香港的事情全由香港人来管，中央一点都不管，就万事大吉了。这是不行的，这种想法不实际。中央确实是不干预特别行政区的具体事务的，也不需要干预。但是，特别行政区是不是也会发生危害国家根本利益的事情呢？难道就不会出现吗？那个时候，北京过问不过问？难道香港就不会出现损害香港根本利益的事情？能够设想香港就没有干扰，没有破坏力量吗？我看没有这种自我安慰的根据。如果中央把什么权力都放弃了，就可能会出现一些混乱，损害香港的利益……所以请诸位考虑，基本法要照顾到这些方面。有些事情，比如一九九七年后香港有人骂中国共产党，骂中国，我们还是允许他骂，但是如果变成行动，要把香港变成一个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对大陆的基地，怎么办？那就非干预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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