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崛起成为世界超级大国，尽管近些年发展趋势趋于缓慢，但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仍然可以称霸世界。
美国之所以可以长期处于霸主地位与其在世界各地剪（薅）羊毛的行为密不可分。作为国际货币，美元一直占据着掌控世界各国经济的大权，还不断在世界各国剪羊毛，仅仅依靠经济手段在拉美、西欧、日本、中国等国家剪羊毛是无法满足美国的狮子大开口，它还会寻找各种政治借口用军事和武力（硬实力）手段为美元薅羊毛保驾护航，中东地区陷入紧张的经济、政治态势就是如此造成的。再加上日益发达的高科技（硬实力）和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软实力）作为美国经济的驱动力，美国才能称霸至今。您认为呢？快“畅言一下”跟大家聊聊你的看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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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提醒不要低估美国的强大： 美国并没在逐渐式微。在人们的记忆中，它面对过不少艰巨的考验和挑战，每一次它都能重拾意志和毅力去恢复其领先的地位，美国最终会克服困难，未来也将如此。美国的成功在于其活力十足的经济，而这活力的来源是一种不可思议的能力。 美国能够推行量化宽松政策，是因为美元是世界的储备货币。所以美国能在没有太多不良后果的情况下让财政长期陷入赤字。倘若其他国家也这么做，就会面临资金外流和汇率崩溃的危险。如果美国领导人选择无限期地袖手旁观，国际社会对美元的信心终将崩溃。
(0)美国国际银行家设计的三权分立是让国家政权的力量自我抵消、自我约束而不可能有作为，而国际银行家紧紧的抓住了“银权”和“舆权”，用这两者间接的统治国家，而且这两者是不受制约的。他们因而建立起了全世界无与伦比的“金融霸权”和“舆论话语权”。依靠这两者在全世界纵横近百年。 而我们国家的体制是发挥了国家政权的作用，逃出了国际银行家“银权”和“舆权”的约束，因此他们十分不爽。
(0)逻辑已经很清楚，在此消彼长的存量博弈思维下，美国对于中国的阻遏是个必选项。 对此，中国将如何抉择呢？ 近年来，无论是领导人的讲话，还是官方的宣言，都多次重复着一句话： “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国。” 这么诗意而又朦胧的语言，美国人大概率是听不懂的。 其实这话已经把中国的战略意图表述得很清楚了，那就是：在“薅全球羊毛”的顶层设计中，我承认你的优势、尊重你的利益，但好处不能你全占了，我也想分一杯羹，大家有事好商量，但千万别冲动，弄得把锅砸了。 很显然，这对于之前你输我赢、你死我活的大国博弈思维，无疑是个突破。 但关键是，美国人凭什么让渡你利益？如果美国人不接受你这套，那你就是一厢情愿地真做梦了。中国会怎么做？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 前面我们提到过，美国之所以能收取美元“铸币税”，表面看是美元的全球储备货币地位，其根源则是美国的政治军事强权。 所以中国的整军备武则正是沿着“止戈为武”“以战止战”的传统智慧来部署的。 比如，中国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以收取国外铸币税，这是动了美国的禁脔，但战争之所以还没有到来，还不是因为中国军队枕戈待旦，令美国心存忌惮。 “一带一路“上有强盗土匪，就不做生意了吗？古人尚且知道要请镖局，大英帝国的强大海军为殖民地贸易保驾护航，今天美国霸权的三大基石无非是美军+航空母舰+美元，今后我们也要持剑经商。持剑经商，确保胜利果实，就需要海外根据地，枪杆子里出利益，这话用在这没错！这便是中国强化军力的另一个现实原因，即构筑中国海外通道和资源产地的安全体系。 除了“武备”，中国也在“文攻”。 通过各种接触与对话，中国在向美国传达自身清晰的意图，避免战略误判。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摈弃你输我赢的零和思维”、“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等“官宣”，都是中国对世界、尤其是对美国西方的政治承诺，而这些承诺背后，依旧是军事经济实力的支撑：不管你信不信，反正你现在不敢动我，我就利用这个时间窗口全力奔跑。 事实可以看出，中国正在尽全力稳定局面，避免任何一个战略方向的矛盾激化，以防被民粹裹挟、为“政治正确”所绑架，给自己以更大的战略回旋空间。 如果中国能实现这些目标，重新校准全球利益框架，让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渐渐接受自己的逻辑，承认现实，放平心态，那么“和平崛起”将真正有了现实的可能性。
(0)一战时期还是华尔街美国的“建国”初期。此后，随着这个币缘国家的全球扩张，华尔街美国这种超政治、超党派的本性也体现在了全球政治的各个方面。二战之前的1920年代，汤姆·拉蒙特领导下的摩根财团很“偶然”地发展了三个新客户——日本、德国和意大利，事实上成了未来轴心国的最大融资者。 二战后的“马歇尔计划”和“道奇计划”，从华尔街美国的角度看，不过就是为各个工业国进口原材料提供美元资助，恢复这些国家的出口，从而建立起一个以美元为基础的国际货币体系。为了达到这个商业目的，美国政府的政治立场再次被改变，反法西斯的政治统一战线转换成了工业国的经济统一战线，于是二战中的盟友苏联转眼成了敌国，而前轴心国死敌德国和日本转眼成了盟邦。如果没有华尔街美国的“国家利益”，作为地缘国家的华盛顿美国在很短时间内发生这种政治转向是难以想象的。 二战后的华尔街，相对于一战之后那种一手操控各地时局的至高地位，实际上是衰弱的。经过了1933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等联邦法律的强行拆分，此前那种高度集中的金融权力遭到了打压和限制。但另一方面，随着二战后大型跨国公司的崛起，由华尔街财团和美国的“工业托拉斯”或者“大公司美国（Corporate America）”组合而成的、以华尔街为“首都”的新型华尔街美国，事实上变得更加强大了。 1970年代之后“新自由主义革命”席卷全球，华尔街美国迎来了它的高速崛起时期，以跨国公司为载体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得以建立。在20世纪的最后25年里，跨国公司数量从1973年的7,000家增加到1993年的26,000家。大型跨国公司的财政收入总额开始超过中等工业国家的GDP。在经合组织（OECD）24个国家中，有11个国家的GDP小于埃克森美孚公司（Exxon）。 跨国公司在外在形式上是由坐落在不同国家的公司所组成的联合体，但内部由共同的所有者领导，执行一套共同的策略。所有跨国公司都有位于特定国家的“母公司”，美国在这一方面处于支配性地位，其次是英国。母公司所在的国家是跨国公司的最大受益者，一方面最高的政策决策是在这个国家做出的，另一方面利润主要也是流向这个国家。因此，母公司的国籍分布即决定了世界资本积累的模式。 经过几十年的跨国公司高速发展以及母公司在美国和英国的集中，让华尔街美国终于成长为一个年营业额高达36万亿、总财富高达150万亿规模的虚拟超级大国。这个虚拟超级大国有它自己的政治立场和行动安排，与华盛顿美国并不完全一致。（来源：观察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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