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美国新冠肺炎确诊人数已突破42万人，仅剩3州未进入“灾难状态”。新冠肺炎疫情蔓延至全球各地，重塑全球卫生治理体系，同时也考验着各国在公共卫生安全和少数人的权利中的选择。
新冠肺炎疫情最初发生在我国四通八达的交通枢纽城市—武汉，为了尽快遏制住疫情的蔓延，武汉做出封城的巨大牺牲，在公共卫生安全和少数人的所谓自由、人权中选择了公共卫生安全，也正因此才取得了如今疫情可控的成果。反观西方世界，除了不断向中国甩锅，散播歧视言论，大部分发达国家仍然未采取最紧急的卫生防控措施，导致疫情传染加剧，盲目乐观也好，维护资产阶级的自由、人权也好，大众的公共卫生安全总之完全被抛之脑后，这就是移民者向往的西方国度，自私自利的代表。对此，您有什么看法？快“畅言一下”跟大家聊聊你的看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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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抗疫举措，就是这种德性！ 可气的是，一些中国人，却偏偏跟着美国摇旗呐喊！ 中国做得再好，只要美国不认可，他们就认为是错的！ 比如，中国在新冠疫情防控期间，强制推行戴口罩措施。 有些人就认为：这个措施过分了。 因为，他们坚信，没有证据证明，戴口罩可以防治病毒。 中国通过包括强制戴口罩在内的各种措施，坚决遏制了新冠病毒的扩散。 他们看不到。 他们看到的却是：美国一直反对戴口罩！ 因此，他们就认为，中国戴口罩防新冠病毒，肯定是错的。 因为，在他们的判断标准里，只要美国反对的，那就一定是错的。事实如何呢？ 后果如何呢？ 中国，让确诊人数停留在了8万多人！ 死亡人数，停留在了5千人以内！而美国呢？ 确诊、死亡人数，节节攀升！ 现在，确诊人数突破140万人！ 死亡人数突破8万人！ 近中国的20倍！
(0)通过这场新冠疫情，更使我深深体会到：生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中国人民是何等的幸福！在网上看到某些美国人说我国人民受约束没有自由，这简直是胡说八道！自由是相对而不是绝对的，如这次疫情，要不是政府对我们适当约束，怎么能保全我们全国人民的生命安全？你们的自由，换来的却是疫情泛滥成灾！
(0)李光满冰点时评：从各国控制疫情看，会发现人类的自私、冷漠和可怜，许多国家在抗击疫情中首先考虑的并不是人的生命，这一点尤其让人感到悲哀，人类文明的最高追求是什么？人类文明的最高体现是什么？不就是让人活着，让人有尊严的活着，让人幸福的活着吗？ 这次我们看到许多国家并不如此，如果不是为了短期经济利益，而是从病毒传播的第一时间就停止所有社会和经济活动，就实施人与人之间的隔离，怎么会发展到今天这种地步呢？ 现在我们都抱怨别人国家、别人控制疫情之初耽误了时间、错过了最佳时机，可老天爷给过每个国家、每个人机会，只是因为我们的贪婪、傲慢和轻视，病毒才有机会广泛传播，并最终失去控制，这里可以发现人类其实十分愚蠢，病毒给了人类、给了所有人自救逃生的机会，可人类没有很好地珍惜，最终导致更大损失和更多死亡。如果几年后，同样的事件再度发生，我们还会犯同样的错误吗？我相信，如果不改掉自身毛病，人类仍会重犯同样的错误。
(0)此????似乎是专门为西方价值观、制度安排而设计的：个人本位，个人至上，权力制衡，三权分立，无界自由，及时享乐，超前消费 …… 于是，使得欧美西方陷入这样的困境和尴尬：你要消灭????，就要放弃这些价值观；你要维护这种价值观，就无法制止????的蔓延，就要准备更多的收尸袋 …… 这是零和博弈，没有其它选项。这是欧美西方进退两难、首尾难顾、朝令夕改、翻云覆雨的根本原因所在。他们不明白：鱼和熊掌不可兼得，自由的边界是节制自律，思想可以多元，但行动必须步调一致 …… 而我们的老祖宗孟子等早就悟透了这个道理。
(0)郝贵生：中国政府在本国公民在其它国家地区遇险遇难以最快速度、最大力量救援自己同胞的多次救援行动。笔者认为，类似事件，中国与美英日如此不同，不仅体现国家治理能力和水平的不同，关键是背后的社会制度和执政理念不同。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不去大谈特谈、大肆鼓吹超阶级的所谓“普世价值”，而是把中国人民，把与中国有关系的其它各国人民的生命的保障作为根本宗旨。
(0)对自由的新阐述，是贡斯当最具影响力的理论。 古代人的自由，是指斯巴达人和罗马人那种”让公民参与公共事务辩论与决策的自由”。在古罗马时期，只有当一个人享有参与制定公共决策的权利时才是自由的； 现代人的自由，则是指只受法律约束的自由，即是说，只要法律允许，每个人都有权利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事情，而不受干预。之所以区分两种自由，源于贡斯当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 起初，贡斯当是法国大革命的坚定支持者，当看到法国大革命恐怖时期，人们以自由之名剥夺了万千生命时，他转变为严厉的批评者。他谴责大革命为追求“故纸堆”中的古代人的自由，而牺牲了强调个体独立的现代人的自由，是在以自由之名扼杀公共自由之实。 贡斯当在1819年做了《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之比较》的演讲，被视为自由主义的政治宣言，这次演讲奠定了贡斯当在自由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20世纪伟大的思想家伯林，对贡斯当推崇备至，并沿着“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的路径，将自由进一步区分为“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之后所有关于“自由与平等关系”的讨论，无不受这一区分的影响。
(0)1967年，英国哲学家菲利帕·福特提出了“电车难题”的思想实验： 一辆突然失控的有轨电车正朝五个人驶去，如果救他们，就必须按下电车拉杆，让电车驶向另一条轨道，但这会撞死这条轨道上的另一个人。 如果是你，该如何决策？是对五个即将遇难者视而不见，还是为了救五个人，而伤害另一个无辜者呢？作为经典的危机模型，“电车难题”引发了无数的争论，迄今也没争出个答案。最有代表性的观点是下面两类：因救人而杀人是不义的。所以，一旦拉了拉杆，就要为这一行为负责任。为最多数的人提供最大的利益，才是道德的。所以，应该拉动拉杆，拯救最多的人。 显然，无论怎么选，都无法避免有人死亡，都将面临“牺牲一部分人救另一部分人”的现实，当然，还有一个更坏的选择，那就是不做选择的逃避。 电车难题，尽管只是一个假设，却成了人类永恒困境的代名词。每当危机爆发时，类似的现实难题，其实都在无情的拷打着人类的良知。
(0)事实上，在疫情发生以后，在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很多我们普通人理解不了事情。 比如，在“钻石公主号”上人员大量感染的情况下，20多个日本人从船上下来后，有一个人拒绝检测，并大摇大摆的回家了； 比如，有个从澳大利亚籍的华人回国避险，拒绝隔离，还不戴口罩的去跑步，被警察找上门，要求遵守规定，她非但不执行，还威胁说“中国没有人权，要把视频发到外网上”；……这样的例子，很多。 在欧美那种制度下，人们是“自由”的，政府根本没有太多的权力干预——这就是所谓的“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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