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狂人日记》中说过：“如果动物光吃不胖，那它肚子里一定有了寄生虫，如果百姓勤劳而不能致富，那社会一定有了吸血鬼”。这句话即便是放在今天，也不过时，在当时风雨如晦的年代还能说出这样的话，需要怎样的胆魄和无惧。
像鲁迅这样敢于说真话的人，还有很多，如著名作家李敖、评论家陈丹青、主持人白岩松、解放军空军上校戴旭……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经济水平日益提高，社会上也多了诸多记者、学者、专家、教授以及文学家、理论家和哲学家等，可是敢于说真话的“评论家”却少之又少，说真话成了中国社会最稀缺的宝贵资源，但是真话总要有人去说，因为说真话实话的人才是这个社会的良心和脊梁......
网上、生活中充斥着社会美好、国家富强的美好话语，诚然，我们每个人都享受着便利的一切，可是背后的矛盾、冲突却无人敢说，即便有人站出来，也会被歪曲成“破坏分子”，这是社会的悲哀，更是人类的悲哀。让建设性和批判性思维得以相容相济，直面沟壑，才能让大海更宽阔。对此，您有什么看法呢？“我转发、传播了许多充满人性、良知、散发着正义光芒的文字，我拒绝了与邪恶同污合流”，快传播《共绘网》与智者同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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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敢发声说真话，是一种稀缺的品质。人们总是习惯于沉默。即使那些善良诚实的人，也会这样想：我不愿意说谎，但由于种种原因，我害怕发声，那我只好保持沉默。 用一句话来总结这种现象那就是：沉默是金，自保当紧。在一个社会，如果大家都保持沉默，是没有未来的。有本书叫《房间里的大象》，作者伊维塔·泽鲁巴维尔认为，社会的最大悲剧不是坏人的喧嚣，而是好人的沉默。 要向那些勇敢发声说真话的人致敬，他们是一个民族前行的火种，因为有他们在，会让秉持同样观点者不觉得孤单，会让沉默彷徨者受到鼓励…… 这个世界需要敢发声敢说真话的人。虽然不是每一次发声都会有好结果，但是不发声，你永远不知道你也能改变什么。 向何赛飞老师致敬，向所有勇敢发声说真话的人致敬！ 也与读友诸君共勉！
(1)最近读邓晓芒教授的《哲学史方法论十四讲》，见到书中有一段很精辟的解释： “辩证法讲矛盾，就是自己和自己的矛盾，这是最根本的矛盾，然后发展出了两个对立面。真正的辩证法、西方发展出来的高级辩证法应该是这样的。但是中国的辩证法没有进入这一层次，它总是一开始就给定了一个东西，然后发现它是由两个部分所组成的，这个组成也是给定了的，本来就有，也许你开始看不出来。……既然这东西本来就有两个东西，那么你就可以加一个东西进去，所谓‘掺沙子’，把这个对立面掺进去，使它成为一个对立面，这就成为了一种操作的技法、一种技巧。辩证法在中国变成了‘变戏法’，就是因为这一点。它是一个既定的东西，你当然可以人为地改变他，不是那个东西自己要把自己否定，变成另外一个东西，而是由于受到某种外在的干扰，所以它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东西。我们为了使它成为另外一个东西，可以加入一种外在的干扰，就是掺沙子、丢石头，×××发明了一系列这样的技法，这就是我们讲的变戏法，就是一种技巧。如何在两个对立面保持平衡，然后由一个第三者去支配、在后面去操纵，这就成为了一种权术。其实自古以来就是这样理解的，老子的辩证法就是一种阴谋权术。”（邓晓芒，《哲学史方法论十四讲》，重庆出版社，2015，第146~147页） 就哲学意义而言，这段话其实很通俗了。我不揣浅陋，再给它稀释一下： 在苏格拉底、柏拉图的时代，“辩证法”是一种讨论问题的方法，如其字面意思，旨在“以辩论的方式来证实或者证伪某种观点”，这种辩论以促成彼此理解、达成共识为目的，一般称之为“古典辩证法”。与之相反的是“雄辩术”，一种直接拿结论砸人、旨在压倒对方获取胜利的辩论技巧。 显然，这种“古典辩证法”与所谓的“中国古典辩证法”——事物有阴就有阳、事情有好就有坏，完全是两码事。 现代辩证法借鉴了柏拉图时代的“辩证”一词，重点关注事物自身的变化。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河流在变化，前一刻的河流与后一刻的河流，在水量、河床宽度、深度等方面，均会出现虽细微但必然存在的变化，后一刻的河流，已非前一刻的河流，二者构成了一堆矛盾，后者取代了前者，构成了对前者的否定。因为后一刻的河流是从前一刻的河流发展而来，所以二者虽然存在取代关系，但又是统一的。这就是所谓的“自己和自己的矛盾”，对立、统一同时又处在发展之中。 但“中国式辩证法”的操作模式完全不同。中国的“辩证法专家”，会像将“气”切割成“阴”、“阳”两面一样（即所谓的“阴阳一气”），先把这条河流切成概念相反的两块（比如清、浊），然后说这两块东西，既对立又统一，还处在运动中，可以互相转化。 所以，黑格尔的辩证法（尽管他未曾给辩证法下过明确的定义）是一种认知事物的方法论。“中国式辩证法”却成了一种愚弄人、捣糨糊的权术。 比如，“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个典故，迄今为止仍广泛出现在中国的各种谈辩证法的学术著作之中，这些著作很乐于将之作为直观感受何谓“辩证法”的极佳案例。 事实上，这个寓言和真正的辩证法，半毛钱关系也没有——塞翁丢马（祸）、马带回野马（福）、野马摔断塞翁儿子的腿（祸）、断了腿不用去服兵役送死（福），这根本是四件不同的事（只不过当中同时有“马”这个元素），而真正的辩证法，它关注的是“自己和自己的矛盾”，是后一刻的河流与前一刻的河流的对立、统一与转化，不是掺入一大堆外部因素（附近有野马、儿子爱骑马、朝廷要打仗）——也就是邓晓芒教授所谓的“我们为了使它成为另外一个东西，可以加入一种外在的干扰”，然后把四件不同的事，搅和在一起，进而把“失马”这件坏事，搅成一锅是非不分的浆糊。 简言之，“塞翁失马”这个故事里，没有任何的辩证法可言，有的只是各种不可预知的因素对人的命运造成的不可预知的影响。把这些不可预知的因素造成的不可预知的结果，当成“辩证法”，当成一种规律，是一种赤裸裸的流氓逻辑。 至于在“商鞅暴政害民”、“汉武帝户口减半”、“上吊绳治癫狂很荒唐”、“阴阳五行理论不能治病”、“大政客犯下历史错误”那些文章下留言“要辩证地看问题”者，其实是连“中国式辩证法”的边也没摸到，仅仅是被“凡事都有好坏两面”这种废话给洗了脑，浑然忘了如果自己活在商鞅、汉武时代，或被信奉阴阳五行的传统医师诊断，一定会成为“户口减半”中的一份子。（李永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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