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美国《外交政策》和英国《展望》杂志联合评出了“全球100位公共知识分子”，当年，中国学者樊刚（经济学家）、郑必坚（政治理论家）、王辑思（外交理论家）入选。
这份百人名单中包括作家、哲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物理学家、生物学家、心理学家、医药科学家、文化学者、社会学者、建筑师和音乐家等。全球公认的“公共知识分子”两大特征是：深度参与公共议题和独立品格。这意味着，他们既要有专业领域内的声望，也要在跨学科的争论中发声，并且要以独立之思维影响公共生活......
可是，时光飞逝，如今人们再谈公知，却是亲美分子的代名词，他们字里行间都在崇洋媚外，诋毁中国文化、中国同胞。这样的公知不要也罢。而最早的公共知识分子大部分为世界发声，挑战人类认识局限，但如今的大学却在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且大多毕业论文没有多少实际价值。所以，共绘网认为全世界的文科大学（学院），若不能站在全球视野，客观、公正、中立地雄辩“真理”，激发创造性思维，是培养不出世界公共知识分子乃至世界级大师的，这样的大学作用不大。对此，您觉得呢？“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有一份光，发一份热。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尽自己的一份力、发出自己的一点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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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保证使用我批评的才能，如果看到错误言行就必须发声；我保证发展独立思想，不会根着别人人云亦云；我保证接受教育，使自己具备独立的判断能力。 [强][强][强][强][强][强][强][强] 人类文明智慧之光[强][强][强]
(0)功利主义扼杀了创造性思维。创造性思维不仅取决于好奇心和想象力，还与价值取向有关，所以当我们讨论创新人才教育时，它不仅是一个知识和能力的问题，也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 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一个比较急功近利的社会，盛行短期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这对创造性思维是很有害的。不久前，扎克伯格在哈佛大学2017年毕业生典礼上的演讲，主题是讲人要有追求，要有更高的追求，就是要超越短期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我把创新的动机分为三个层次，分别代表三种价值取向：一、短期功利主义；二、长期功利主义；三、内在价值的非功利主义。对短期功利主义者而言，创新是为了发论文、申请专利、公司上市；对长期功利主义者而言，创新有更高的追求，为了填补空白、争国内一流、创世界一流；而对内在价值的非功利主义者而言，创新有更高的追求：追求真理、改变世界、让人变得更加幸福。我们的现实情况是，具有第一类动机的人很多，具有第二类动机的人也有，但是具有第三类动机的人就少了，甚至可以说是寥寥无几。所以，我们之所以缺乏创新型人才，除了缺乏好奇心和想象力之外，就是在价值取向上太急功近利，太功利主义。急于求成的心态、成王败寇的价值观，导致更多的抄袭、复制，而较少真正的创新，更不太可能出现颠覆性创新、革命性创新。来源：青藤学苑
(0)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称中国还没有建立起近代大学，这话是很有道理的。可以补充的是，不仅没有建立起近代型大学，而且也远远落后于传统书院制度。实际上，无论是近代大学还是传统书院，重要的并不是大学制度或者书院制度本身，而是大学和书院的主体，即知识人。 有了以追求知识的知识人之后，这些制度就自然会产生和发展；而在缺少知识人的情况下，最好的大学和书院也只是一个居所。更糟糕的是，在知识人自愿堕落的情况下，这类居所越好，知识越遭羞辱。 知识圈在下行，知识也在下行。尽管预测是危险的，但人们可以确定的是，如果这个方向不能逆转，那么中国很快就会面临一个知识的完全“殖民化”时代，一个全面弱智的时代。道理很简单，人们已经不能回到传统不需要那么多知识的时代，知识是需要的，但人们因为没有自己的知识，那么只好走“殖民”路线，即借用和炒作别国的知识。 在很大程度上说，“五四运动”以来中国走的就是这个方向，只是今天的加速度不是前面数十年可以想象的。作者：郑永年
(1)从初学者变成实证高手：励志学术奋斗史...... 我们在这些领域的知识，恰恰是通过复制论文和写研究代码获得的。苦于找不到特别合适的教材，相信，学生们真正需要的是一本指南，使他们能从一无所知逐步达到胜任因果推断的境地！
(0)认清大学的价值和本质。我相信一所大学的价值，不能用毕业生的工资来判断。更不能以他们开的汽车、住的房子来作准，而是应以它的学生在毕业后对社会、对人类的影响为依归。我们也要弄清楚大学的本质：它并非纯粹是一座知识宝库，也并非单单是创意和创新的推动者。大学绝非一所职业训练学校，更万万不可沦为培育贪婪、自私、毫无道德和社会责任可言的人才的机构。大学不可能是排名榜的盲目追随者，更不可以被视为推动生产总值的引擎。香港中文大学前校长沈祖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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