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暧昧与执拗

日本民族是一个矛盾的民族，有着让人琢磨不透的个性，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在其名著《菊与刀》中这样归纳日本人的特性：“日本人生性极其好斗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冥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懦怯；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

这种矛盾性在1936年由少壮派军人发动的“二•二六事变”中表现得非常充分：一群荷枪实弹的军人冲进首相和大臣的官邸，枪杀男主人，然后领头军官向哭泣的女主人鞠躬，致歉后离去。在后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更是犯下了罄南山之竹也难以写尽的罪行，南京大屠杀、强征慰安妇、迫使冲绳居民集体自杀等战争罪行无不令人发指。这一表面看起来礼貌周全、鞠躬如仪的民族竟会对人类犯下如此罪行并百般抵赖，巨大的行为反差让人感到困惑。这还反映在日本对战争罪责的认识上。一直到今天，日本对自19世纪末发动甲午战争以来对邻国造成的巨大战争创伤始终不能有正确的态度，总是千方百计寻找借口为自己的侵略行径辩护，不肯认罪、服罪，在国际社会处于尴尬的境地。

对这种矛盾的态度有日本学者称之为“暧昧”，如获得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大江健三郎在颁奖仪式上说：“在并不遥远的过去，那种破坏性的盲信，曾践踏了国内和周边国家的人民的理智，而我则是拥有这种历史的国家的一个公民。”“我无法与川端（指获得1968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作家川端康成）一同喊出‘美丽的日本的我’，我只能用‘暧昧的日本的我’来表达。”“暧昧的进程，使得日本在亚洲扮演了侵略者的角色。”尽管以“暧昧”来概括日本的国民性不一定准确，但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认识对方的视角。

日本的“暧昧”首先体现在强者崇拜上。在日本民间故事中有个家喻户晓的人物叫桃太郎。他本是个小不点，却以小克大，打败众对手，满载财宝而归。这个桃太郎长着两副面孔，在你强大时，对你顶礼膜拜，谦恭有加；等到翅膀长硬，就与你分庭抗礼，甚至欺负老师。当年中国强盛，日本派来大批留学生，引进大至文明制度、小到生活习俗的全部文化，甚至连文字也仿自汉字。等到学成后就不把中国放在眼里，学着西方列强欺负中国，甚至欺负得更狠。1937年的南京大屠杀就是最骇人听闻的一例。当时一家美国报纸称日本是“蒙文明皮肤，具野蛮筋骨的怪兽”。骨子里的狭小气度决定了日本对其他国家的不同态度。美国学者赖肖尔指出：“日本人对其他国家的态度犹如一个钟摆，晃动于自卑感和优越感之间。”在比自己更先进的文明面前，总是感到自卑，不得不认真学习、模仿，等到把人家的东西学到了手，就开始看不起以前的良师益友，蔑视比自己落后的国家，自卑感被优越感所代替。受强者崇拜意识的影响，日本在二战中战败，承认是被美国打败，却不承认被中国打败，当然就更不愿表示真诚的道歉。

日本的“暧昧”还反映在它的岛国情结上。日本是个岛国，在古代还是个与外界交往不多的岛国，主要与中国和朝鲜有往来。17世纪以来，德川幕府又实行了200多年的闭关锁国政策。国土的孤立，加之民族的单一，使得日本人容易形成强烈的民族自我认同感和一体感。这样在其精神世界里就会缺乏具有超越性的思想观念。比如，日本特有的神道教热衷于宣扬其神国的优越，不具备外来的世界宗教的普世性特征，也就难以传播到日本以外的地区。由岛国地域的狭窄发展为思想观念的狭隘，再由此延伸到个体性格的倔犟和偏狭。在这方面表现最极端的是在战争中对待战俘的态度，对敌方俘虏肆意杀戮、凌辱，给予非人待遇。而对本国被俘的士兵也很残酷，视之为活“死人”，迫使日本兵在面临绝境时只能选择一死了之。这种绝然的态度自然会导致其在战争观念上的迷误。

另外，对“神国”神话的自我陶醉也折射出日本国民性中暧昧的特点。在日本诸岛神社遍布，这是其国人寄托精神世界的物质所在。日本的传统意识有着泛神化的倾向，山川草木、日月星辰、风雨雷电，一切都是神所生，接受神的庇佑。日本号称“天地神八百万”，万事万物都有神各司其职。在这庞大的神的谱系中，天皇作为天照大神（太阳神）的后裔居于顶端。在现代科学发展的时代，笃信“日本是神国”听来有些荒诞，但却成为日本近代追求富国强兵的精神支柱，即使在今天仍有市场。据说日本有着“万世一系”的皇脉，与中国多次改朝换代不同，日本天皇至今已“一脉相系”传承了上百代。二战以后，“神国”神话虽然破灭，但“神国”情结仍未消散。战败后统治者对天皇制拼命维护，日本人对天皇的崇敬之情也未见减少。在这种盲目的崇信气氛中，人们往往会丧失自我，充溢着“神国”子民的优越感，而难以认识自身的缺失和过错。

日本人还有着台风般的民族性格。日本学者哲郎认为，日本人的性格结构中有着忍耐和爆发两种倾向。日本人特有的这种二重性格，在热烈中包含着冷静，忍耐中包含着反抗，它“既不是单纯地感情横溢，也不是单纯地感情持久，而是丰盈地流出，变化中有静静的持久”。这种矛盾的性格反应，如同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因条件变化会随时发生转换。忍耐意味着能量积蓄，积蓄达到一定程度，自然就会释放。然而，日本社会有着强大的社会控制机制，如高度发达的礼仪文化和从众的集团意识，使释放的欲求一再受到压抑。正因为如此，一旦爆发出来，就格外的激烈。比如某个武士平时对下人很和蔼，但突然为了下人犯了某个过失就把他杀了，事先似乎全无征兆。日本社会中有很多不寻常的事件，如剖腹、情死、讨仇之类，以及日军在侵略战争中的种种罪行，都可以从这种压抑机制中找到答案。

这一压抑的本性还表现在选择性遗忘方面。遗忘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日本学者加藤周一把这种现象称为“集团逆行性记忆丧失症”。这可以用来解释现今的日本为何对战争罪责态度暧昧，总是不肯服罪。加藤周一说：“败战的‘休克’带来了所谓的‘一亿总忏悔’，就是将战争记忆中最大的、最关键的战争责任者的名字忘却，也就是逆行记忆丧失症的最初表现。在日本这样的高度组织化的中央集权国家说什么没有特定的战争责任者，不过是昏话而已……这就是由败战的休克所造成的记忆丧失症的表现类型，与个人喝醉酒以后遭车撞击时的情况非常相似。”“一亿总忏悔”是战后日本第一任首相东久迩提出的口号，意思是一亿日本人都有战争责任，而不是具体人的罪责，这实际是为真正的战犯开脱。所以在战后才有那么多人在审判时出面为东条英机等战犯辩护、呼吁。

日本对战争罪责的认识固然与其国民性有关，但绝不能全然归之于此，这本身就是其政治立场和态度的表现。即便日本战后长期不肯服罪的执拗有其民族文化心理因素的影响，但也绝不能以此为其开脱。与日本在战争罪责方面有着类似经历的德国，历史上有着悠久的军国主义传统，崇拜强权，敬颂超人，在一战战败后不能理性地认识其挑起世界大战的责任，致使战争狂人希特勒上台，结果又成为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魁。二战结束后，德国终于清醒了，真诚服罪，甚而以德国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前的惊世一跪，与罪恶的过去决裂，也使德国彻底放下了历史的包袱。这种明智的做法值得日本当局仿效，也对日本的今天与未来有益。

（作者：成众，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来源：《中国政协》2014年第2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