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习近平上任以来，官场中留存的旧秩序被极大地颠覆和改变，“官吃”、“官用”、“官拿”、“官消费”的风气得到一定缓解。“打虎拍蝇”的反腐工作确实让人捕捉到政治生态中的新气象，但官员不作为现象蔓延、旧秩序中陋习的惯性使然、市场与法治的缺漏等问题给新秩序的建立制造了威胁和挑战。官场的新秩序，只能是一个动态的秩序。是否能越走越好，就要看我们的努力了。
官场新秩序初见端倪
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执政以来，反腐败力度之大，涉及之广，落马之人级别之高，在新中国反腐历史上，都是空前的。很多从前不成文的规则，比如到了什么级别免于追究，退休就等于安全着陆，什么领域不能碰，即使动，也是内部处理等，全部作废。只要你有问题，无论什么来头，靠山如何，属于哪个圈子，是否已经退休，都有可能被查处。官场之大，没有了避风港，也没有了“铁帽子王”。多少年都管不住的三公消费，大吃大喝，一个八项规定，从此来了个急刹车，状况大好。多少靠公款消费的“官吃”、“官用”、“官拿”、“官消费”的产业，陡然萧条；天价餐饮，天价烟酒，只好改头换面，飞入寻常百姓家。原来多少年推不动的公车改革如今也推动了，一个个官员自己买车，一辆辆公车被拍卖。往日拿出国考察当官员待遇的积习，也在改变，有事没事，出国公费旅游的事儿，也少多了。万一有哪个吃了豹子胆的还在做，被举报了，官帽子肯定没了。逢年过节，争相向上级机关送礼的风气，也开始得到扭转。
官员的精神风貌，也有了很大的变化。成天不着家的官员，开始回家吃饭了。一日三餐都在陪人喝酒的状况，成为明日黄花。党风好转了，官员的胃也好了。很多官员家庭状况，也随之好转。
随着中央开始强调讲规矩，官员的行为，包括行政行为，也开始规矩多了。别的不讲，索贿这样的事儿，已经大幅度地在减少。无视百姓利益的言行，都付出了代价。任性，当下成为一个流行语，但是，官场上的任性，比之从前，的确少了太多。因为，这段时间，官员为自己的任性而付出代价也太大了。
旧秩序积重难返，积习不是一天可以改掉的
尽管如此，官场的新秩序真的形成了吗？笔者认为，还不好说。官员这一阶段的行为收敛，规矩大增，在很大程度上，是被这一阵强力的反腐败所震慑，他们一时间还不适应。通过反腐，是否一定能把清廉能干而且负责之辈换上来，还需进一步观察。由于这一阵儿特殊手段的反腐，具有强烈的震撼性和神秘性，也极大地激活了官场内部检举揭发的积极性，一时间让有些干部无所适从。但是，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这样的反腐，只要被官员们找出规律，他们还是可以应对的。毕竟，纪委也属于官场的一部分。纪委的运作，从信息源上，主要依靠内部检举揭发。民众的举报，也只能通过纪委的调查受理，才能起作用。一旦高压过去，回归常态，官场复归旧态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笔者感觉，很多官员还是在等，等这一阵风过去，回归过去的“好日子”。
官员的确守规矩了，但怠工、怠政的现象也多了。就执行八项规定而言，有的地方用力过猛，把一般公务员以及事业单位的正常福利也剥夺掉了，这在一定程度上煽动了公务员群体对上级的不满。说到底，怠工怠政，就是消极抵抗。某些经济发达的地区，索贿现象不再发生，但灰色收入地带依然存在。比如，主管部门的官员对各个公司作为例行公事送上来的消费卡，还是照收不误。在这些地方，一个完全清廉的官场秩序仍未成形，官场依旧沿着旧的轨道运行。
旧秩序积重难返，积习不是一天可以改掉的。官员理论收入过低，但是官权又特别的大，靠弄权获得收入的灰色地带又特别的广阔。官员已经习惯了用权力支配一切，操纵一切，而且得到了巨大的甜头。市场经济搞了这么多年，但市场逻辑被官场的认可度，还相当的低。举国上下，如此庞大的官场，以及相应的事业单位，牵一发而动全身，不彻底改革，单靠反腐的威慑，当然不可能真正解决问题。
从本质上讲，中国官场的问题，是一个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在很大程度上靠权力支配资源的问题。权力和市场的结合，形成一个畸形的关系。在这种关系网里，官员的腐败，一般都不是自身道德不过硬造成的。所以，要形成官场新秩序，最关键的是，要像三中全会说的那样，建构一个以市场支配资源的社会。要实现这个目标，官场和社会，都需要动手术。
官场新秩序的建设，关键是不能停步，要往前走
当然，新秩序的建立，也不是说要等完善的市场经济建立之后再说。任何事情都有一个过程。现在的状况正是新秩序建立的必要阶段。通过大力度的反腐，三令五申，动真格地强调纪律，强调规则，反复督促，反复检查，让官员有所畏惧而守规矩，从某种程度上讲，也是一种新秩序的开始。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但条条大路都通罗马。无论通过什么途径，都有可能建立一个比较好的官场秩序，但问题的关键是应该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往上走。走的过程，就是做事的过程、改革的过程。认真做好每一件该做的事，通过扎扎实实的制度建设，建成一个官场的新秩序。经过这个阶段之后，最需要建设的是一个人民群众可以监督官员的平台，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民众要监督官员，只能通过给纪委写信反映情况。这个途径，不能说没有作用，但是，这个作用只能通过纪委重视，开展调查，才能奏效。在这个途径里，所有的过程，都是灰箱，民众完全没有办法知道自己的举报揭发是不是被接受了，而且最终会得到怎样的处理。没有反馈，也没有必要的公开透明。这样的途径很容易产生副作用：要么是纪委的人因为各种原因，没有重视群众的举报，从而导致人们对纪委的公信力产生怀疑；要么是激活了某些不良人士的别种企图，恶意栽赃陷害，扑风捉影，指鹿为马，攻其一点，导致或者激化党内体系的恶斗，把反腐败斗争变成权力斗争。因为，这样的监督毕竟是一个暗箱操作的过程，民众的举报到底能不能起作用还要看纪委，民众基本上没有主动权。
如果民众能有一个合适的平台，公开地行驶对官员的监督，那么这些弊病大体上都可以避免了。对官员本身也比较公平公正。民众是人，官员也是人，同样需要得到公正的对待。最近，贵州大学校长建立了一个大学内部制度，以往没有权力的学生可以通过学生会行使监督之权，学生会可以通过组织形式，对不称职或者渎职的学校官员提出弹劾，建议罢免。这样一种制度建设尝试就值得提倡。这种制度尝试至少改变了民众对官员监督的无力感；改变了只能通过私下举报的暗箱操作，才能对官员有所制约的状况。如果有了这样的平台，官场的新秩序，就多半可以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了。
当然，到了这个时候，制度的建设也没有完结。说到底，官场新秩序的建设，关键是不能停步，要往前走。如果在某个环节停下来，迷恋于过去的成功，最终的后果肯定是倒退。习近平新政结束了过去多年的改革停滞状态，把中国这辆载重的列车，重新启动起来。无论从哪个角度讲这都是大好事。但是，启动起来的车必须不停地往前走，停在某个点上，对于国家、社会和官场，都可能是一场更大的灾难。因为，启动起来的列车出事的概率更高。
客观地讲，中国人改革开放走到今天，已经没有了资格倒退，也没有资格停滞不前。官场的新秩序，只能是一个动态的秩序。是否能越走越好，就要看我们的努力了。
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相当特殊的国家，最大的特色在于，官场的好坏直接决定民族和国家的命运。国家的运转主要通过官员。所以，官场新秩序的建设兹事体大。在这样一个转型的特殊时期，改革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改政府、改官场。
【参考文献】
①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
（作者：张鸣，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来源：《人民论坛》2015年4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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