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终警醒人性的私欲任性

【摘要】官员们出现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身处官场的官员身上始终存在着公与私的角色冲突。当人性的私欲任性放大时，“恶”便产生了，比如贪婪、荒淫、跋扈等，这些“恶”再借助公共制度赋予的公权力，给社会造成的破坏之大已经是有目共睹了。要把人性的恶魔关进笼子里，解决的要义在于“三观”的不断完善和改造。

官场中的私欲需要压制和约束，制度在抑制人性“恶”方面起决定性的作用

从人性的角度分析，官员们出现腐败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身处官场的官员身上始终存在着激烈的矛盾冲突。近代工业革命以来，以政府为代表的公共领域与以市场为代表的私人领域发生了分化，公私领域无论是在活动内容、行为准则、价值追求上都是不同的。私人领域以趋利为行为的重要特征，而公共领域则奉行公共原则，追求公共利益，更多地关注社会公平与正义。公私领域的划分，给公职人员带来了巨大的角色冲突，一方面，他们要履行社会管理和服务的公共职责，他们是社会公共利益、公共服务的维护者、承担者，职责要求他们在行使公权力时必须遵守特别的行为规范，做到清正廉洁、勤政务实、为民服务。另一方面，作为个体的人而言，他们又是市场经济中的一分子，有着自己的私人利益，这是人性的天然属性。因此，这种克己约束的公职角色要求就会与原始贪占私念的人性发生冲突，在公职人员身上表现得异常激烈，由此便常态性地产生这种双重角色的冲突：谋公还是谋私。然而，市场经济条件下，有着大量的物质诱惑，官员如果放松坚守，把持不住，便极易在公与私上发生失衡。因此，当个人放弃为公服务的政治信仰和职业精神时、放松自我修炼和职业道德约束时，便自然产生了腐败的内动因素，内动因素如果与不良的外在环境产生化学反映，私欲便开始为所欲为，权力寻租便开始无限扩大，官场生态还能够山清水秀吗？

其次看制度的因素。当人性的私欲任性放大时，“恶”便产生了，比如贪婪、荒淫、跋扈等，这些“恶”再借助公共制度赋予的公权力，给社会造成的破坏之大已经是有目共睹了。因此，反过来看，制度在抑制人性“恶”方面起决定性的作用。这种作用表现在，它对人性恶具有强大的压制和约束作用，能够强制规范公职人员的职业行为，使其职业行为与所从事的服务公共利益、促进公共福祉的事业目标达成一致。同时，制度的作用还在于能够主导社会的风气，通过制度规制，明确一个社会的惩恶扬善，促进社会道德风气淳化，从而从社会层面有效调节人们的行为规范，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因此，制度遏制人性恶，制度确保官场秩序正。

每一种腐败都是主动的腐败，公职人员必须加强思想道德修炼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贪婪的恶魔，这是人性的弱点，这个恶魔对于公职人员来讲，同样面临着如何将其关进笼子里的问题。渴望生活质量、追求幸福生活，本是人之常情，但如果放纵私欲，膨胀私利，以利当先，任性欲望，把公职场当成营利场，罔顾党纪国法，任由贪婪恶魔横行，必然会犯罪。许多贪官进入监狱之后才幡然猛省，曾经有位贪官悔恨地说，原来一个人，一张床板、一双筷子、一只碗就够了，其它都是多余的。如果在位期间坚持这种极简主义，何至于贪婪成性。

官场还流行一种说法，叫“被动腐败”论或者“体制性腐败”论，认为谁进来都没法幸免，没贪的人是因为手中无权。错，内因是决定因素，外因只是影响因素。从所有的腐败案件来看，基本上都是首先因为人有私欲之心，即本人心存贪欲、私欲、攀比、权色交易等主观因素，从而无法抵御各种诱惑，心理防线突破，进而开始腐败，并成为一种习惯。因此，每一种腐败都是主动的腐败，只能说在制度不健全、生态不纯洁的情况下，个人的行为更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但这也恰恰证明，个人的道德水准和政治素养是多么重要。说到底，要把人性的恶魔关进笼子里，解决的要义在于“三观”的不断完善和改造。一说到“三观”往往被指以空洞虚无，看不见摸不着，可是当大量的腐败案件摆在人们面前时，当大量贪官们的悔恨言辞曝光后，谁还能说“三观”虚无呢？坚定的政治信仰，奉献的公共精神，是每一个公职人员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正气何以来，人格何以高，行为何以正，这些都来自于平时的思想道德修炼，来自于对公职意义的认识，来自于对权力、对制度的敬畏，来自于对公共精神的坚守，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公职人员要在各种诱惑面前经得起考验。

选人用人是官场秩序的关键环节

官场秩序的良好运转,一个关键环节就是选人用人，用人腐败是最大的腐败。当“进不了圈子就进不了班子”、“琢磨事不如琢磨人”、“劣币驱逐良币”的逆淘汰等成为一种风气时，那么人人都会选择“潜规则”来实现升迁；而一旦成功后，又会变本加厉地搞腐败，捞回升迁成本，再通过权钱交易积累财富，这种恶性循环使那些一身正气、踏实肯干的干部反倒被官场淘汰。选人用人坏了规矩，会让整个官场秩序和政治生态腐烂掉，最后危及到政权的存在。2014年修订颁布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在防范庸官贪官的预防性功能上取得了新的突破，可称为史上最严标准、最多关口的选人用人规定，它对选拔任用领导干部的基本资格作出了硬性规定，对“破格”提拔干部作出了限制规定，对选拔任用“裸官”说“不”，对官员“复出”作出明确规范，赋予巡视机构和相关部门“发言权”。此外，官员个人事项报告制度也得到进一步完善，不仅要求领导干部要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也要求后备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并重点进行抽查。这一系列制度落实到位，一些“烂树”、“病树”、“歪树”还能生存几何，官场秩序何愁不正。

权力规制不明，行政规则不清，在个人有私欲，部门有私利的趋利冲动下，权力任性、行政任性、专权滥权、不作不为便不可避免要发生，官场秩序也必然混乱污浊。因此，对部门来说，要公布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切实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对官员管理来说，要加强绩效考核制、失职追究制、引咎辞职制等一系列制度的健全和完善，照章办事，依规行事。在这种法制情形下，如果官员不作为，那就要么还有私心，心理抵触依法行政，这样的人是不宜在位任职的；要么行政能力不足，或不适宜新的形势要求，这就需要努力提升素质和适应新规则，不能尸位素餐。

权力任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官场运行不透明，政务不透明，给官场秩序蒙上雾霾。阳光是最好的反腐剂，大力推进信息公开，把政务工作置于阳光下，选人用人有规矩，百姓办事有手册，办事程序有指南，一切接受制度监督、接受公众监督，那些潜规则、暗箱操作何以藏身？只有在阳光之下，官员才能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官场何愁不清。

官场山清水秀，就是清爽干净，有秩有规。建立良好的官场秩序，就是要做到良币驱逐劣币，廉洁战胜腐败，勤政代替懒政，法治代替人治。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相信有全党上下齐心协力，有人民群众鼎力支持，一个风清气的正官场秩序必将逐步建立。

【参考文献】

①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10月版。

（作者： 刘霞，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人才队伍建设研究室主任）【来源：《人民论坛》2015年4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