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投行“新经济循环”的深远意涵

【摘要】从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视野观察，亚投行的创立当然具有为亚洲基础设施建设融资、为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服务的作用和意义，但同时还具有促进中国企业和过剩产业“走出去”、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与新常态发展战略创造国际经济条件的重大意义，更具有尝试改造传统世界经济结构与治理机制、为全球经济更加平衡与可持续发展服务的深远意义。

亚投行是第一个由中国人甚至亚洲人独立建立的、让西方发达国家成为配角的重要国际金融机构。亚投行意义重大，更多地要从其服务的“一带一路”大战略、对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要影响，以及由此可能带来的世界经济结构转型来理解。

亚投行的直接目的：满足亚洲各国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需求，加速中国企业、产能和装备“走出去”

从直接目的上讲，亚投行的设立及其运转，将有国际和国内两方面的意义。

在国际方面，亚投行将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亚洲各国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需求，大大有利于亚洲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进而促进亚洲区域的经济发展。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公路、铁路、通讯的互联互通，将沿线各个国家有效连接，将形成一个统一的经济空间，在更大的范围内实现要素资源的再流动和配置，市场的深度开发，推动沿线各国经济共同发展。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先行领域，沿线各国通过基础设施规划，推进主要干道的建设，形成连接欧亚非立体交通网络。这些都需要金融机构支持。而且，由于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涉及许多国家，这种支持只能来自国际性的金融机构，而不能由某一个国家的金融机构承担，无论是贷款规则、资金来源、风险分担都需要国际性机制。由亚投行进行统筹规划，提供资金融通，将亚投行成员国以及“一带一路”沿途国家的资金技术应用到基础设施建设当中，恰恰符合这一要求。

在国内方面，亚投行的设立进而“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将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中国企业、产能和装备“走出去”，从而有利于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实现经济在新常态下的可持续发展。2014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九大特征，明确新常态战略不仅是国内经济战略，也是对外经济战略，在新常态下实现中国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是未来国家经济战略的核心。新常态的实施无疑需要产业结构调整，需要淘汰过剩的、不再适合我国经济发展需要的产业、行业和企业。而这些产业和企业，许多都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工业化和经济起飞所急需的，从中国向这些国家的产业转移是一个互利双赢的过程。而要实现这种转移，首先需要有良好的投资环境包括基础设施。所以，亚投行所致力的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是解决我国水泥、钢铁、建材等基础设施建设行业的产能问题，更是关乎整个产业结构重组和经济全局的问题，关乎经济新常态战略的问题。只有基础设施先行，才有其他产业跟进。亚投行可以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所在。

以上可以理解为设立亚投行的直接意义。不过，在我们看来，如果仅仅从这个意义上理解亚投行是不够的。除了直接服务于“一带一路”战略与亚洲经济发展，亚投行的出现还会对现有国际经济治理产生潜在的深远影响。

亚投行的潜在意涵：在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和治理结构中开辟一片天地，使其更合理、更均衡、更民主

某些西方评论者将亚投行说成是中国与美国的直接冲突，分庭抗礼，甚至是与西方主导的世界银行、IMF、亚开行等机构抗衡，这种说法多少有点言过其实，其思想也多少有点非此即彼零和博弈的冷战思维。不过，如果说亚投行的设立有可能在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和治理结构中开辟一片天地，使其更合理、更均衡、更民主，倒也恰如其分。

众所周知，战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依靠经济强势构建了有利于自己的国际经济格局及治理结构，包括美元一家独大的战后国际货币体——布雷顿森林体系、美欧国家控制美国享有一票否决权的IMF和世界银行、发达国家确定规则的关贸总协定（GATT）及嗣后的世界贸易组织（WTO）。通过这些制度和机制，发达国家控制着国际经济规则制定、国际经济日常治理和冲突解决与政策协调，发展中国家则只能充当外围旁观者角色。金融危机以后，随着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日渐上升，特别是原有机制一再引发危机显出其已经过时，国际间出现了增加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在国际经济治理结构中发言权和影响力的呼声，也达成了一些国际协议，如IMF和世界银行改革协议、G20逐渐取代G7/G8等。但是，这些并不足以根本改变国际经济秩序的措施也被美国束之高阁不予理睬，G8也随时可以因政治原因将俄罗斯开除重新变为G7，从而仍然是西方的意识形态联盟。这些引起新兴国家甚至某些欧洲国家的不满。但是，如果要对现有秩序和结构进行重大改革看来困难重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及其他新兴经济体（如金砖国家）不得不在现有机制之外通过发展中国家及新兴经济体的合作，构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国际合作机制，包括成立一些金融机构，诸如已经成立的金砖国家合作银行、拟议中的上合组织合作银行、中非合作银行等金融机构，构建中国主张的RCEP、APEC机制下的自由贸易安排（FTAAP）等贸易与区域合作安排，建立区域国家之间的货币互换协议、国际贸易本币结算、人民币国际化等货币金融机制，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和治理结构民主化。在这一过程中，亚投行可说是最为亮丽的一笔。实际上，在国际经济机构与国际经济治理民主化方面，亚投行尚未成立就显出与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机构不一样的风格，诸如不谋求一国的否决权、开放性和包容性、协商一致而不是动辄投票表决等。这些原则和精神，可以倒逼世界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改革，使其向更开放、更民主、更均衡的国际经济机构转变，最终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合作的国际经济治理格局。

国际经济机构和治理的民主化、新机构与原有机构的相互合作与竞争并倒逼改革、国际经济权利结构的更加均衡，这些都是亚投行的潜在意涵。然而，从全局的、长远的观点看，亚投行在意义恐怕还不仅限于此。它对整个世界经济结构的改革和新结构的形成，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多年以后回顾现在，我们也许会发现，亚投行对于世界经济结构改革或将是一个标志性事件。

亚投行的全球影响：为“新南南合作”开创一片天地，对推进世界经济结构转型产生重大的积极影响

一般认为，战后形成的世界经济结构是一个以美国等发达国家为中心、以发展中国家为外围、按经济发展程度及与中心国家联系紧密程度的涟漪式展开的“中心—外围结构”，这一结构过去多年发挥过积极作用，但到了20世纪末21世纪初，这一结构已日渐过时，矛盾重重。所谓“全球经济失衡”和不断发生的金融与经济危机（包括美国次贷危机、欧债危机等）就是这一结构矛盾的集中表现。

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新南南合作”，形成发展中国家与新兴国家之间的经济循环，进而构造世界经济的“双循环结构”，是使世界经济重获增长动力、打破结构失衡的一个重要方向，也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和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依靠 。

亚投行大大提高了中国实施上述国际经济战略的能力。要发展“新南南合作”，构建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新经济循环，就需要大力推进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一体化，加强贸易、投资与产业合作。在这一过程中，最为欠缺的不是资金，不是技术，不是资源，也不是市场，而是将其组合起来加以推动、将各种要素粘合到一起的机制。在当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机制只能是金融机制，而且是超越国家的国际金融机制。现在看来，这一机制并非亚投行单独能够实现的，但亚投行将扮演这一机制先导者的角色。

当然，仅有亚投行还是不够的。通过亚投行，结合如金砖国家银行、上海合作组织银行、中非开发银行，丝路基金、中非基金，中非论坛、中国-中亚国家论坛、中阿论坛、中国东盟论坛，中澳、中新、中韩、中国东盟、中智、中瑞自贸协定， RCEP、WTAAP等多边自由贸易投资安排，以及与周边国家的金融合作、货币互换协议等，将为“新南南合作”开创一片天地，对推进世界经济结构转型产生重大的积极影响。也只有世界经济结构转型，我国的新常态战略、经济的转型升级、可持续均衡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才能落到实处，才能获得所需要的国际经济条件。这或许就是亚投行的深远意义。

【参考文献】

①王跃生、马相东：《全球经济双循环与新南南合作》，《国际经济评论》，2014年第2期。

（作者：王跃生，北京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系主任、教授、博导；北京大学博士生李宇轩对此文亦有贡献）【来源：《人民论坛》2015年4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