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道义”与文化价值观

国家利益世界舞台上的任何一个国家，只要是以“国家”的身份存在，就必然要具备赖以生存和延续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具有普遍性的基本条件，否则就不能称其为“国家”，这就是国家的客观利益，或者是客观国家利益。所有国家对国家利益的理解和追求，都必须以客观国家利益为基础和前提。国家若忽视其客观利益，便会导致“国将不国”。

国家利益包括哪些内容？人们的认识不尽相同，但都认为不仅应该包括物质追求，还应该包括精神追求。建构主义学者温特将国家利益概括为生存、独立、经济财富和集体尊严。其中，生存和独立是攸关国家生死存亡的核心利益，经济财富是确保国家发展和繁荣的至关重要的利益，这三个利益可以说都是现实利益或物质利益。而集体尊严是事关国家“面子”的问题，它是指国家希望得到别国的承认和尊重。相对于其他三个客观利益，集体尊严更多的是国家的心理需求和精神感受，所以，我们可以称之为国家的精神利益。

集体尊严是国家利益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任何一个在群体中生活的个体都有自尊的要求，个体之所以为个体，自我之所以为自我，在于他人适当的承认。人的自我价值感和认同感都与他人的评价有着密切的关系。对于国家而言，得到国际社会对其身份的承认是其参与国际政治的重要目标之一，所以，集团自尊是国家利益的核心组成部分。如果国家要求承认的需求得不到国际社会的满足，就会发生“要求承认的政治斗争”。美国学者福山认为，社会认可或承认对于个人和国家之自我认同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世界历史就是一部“为获得认可而斗争”的历史。如二战时德国的扩张，很大程度上是对一战后德国的民族耻辱进行报复，仅从德国争夺国际市场、势力范围等物质利益的角度来分析德国的国家利益是不全面的。

人类历史上，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国家获得尊严的方式不同，古代国家可以通过征服和战胜对方来获得“荣耀”，现代社会国家可以通过“行善”和“做一个好公民”来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二战后建立的国际体系中，集体尊严首先是指主权得到其他国家的承认，这样国家就既可以免受征服的实际威胁，也可以避免没有国际地位而受到的精神威胁。

同时，历史文化不同，国家对“集体尊严”的理解也不同。比较而言，“他民族”对“我民族”的承认程度越低，“我民族”对于国家尊严的需求就越高，对国家尊严的需求就越紧迫。二战后新独立的国家，主权意识比发达国家要更强烈，对攸关国家主权的利益比发达国家更为敏感。此外，历史文化悠久的国家对集体尊严有更高的要求，不会满足于仅仅获得主权这样的最低限度的集体尊严。比如中国，只有当中国崛起为世界大国，中国人才认为在国际社会获得了尊严，所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百余年来中国人追求的目标。

大国的重要标志——追求道义

世界舞台上，国家的大小不同、文化不同，对尊严的需求和理解也不同。相对而言，大国对集体尊严有更高的追求。小国追求的集体尊严是受到与其他国家一样的平等待遇，也就是获得国际社会对其国家主权的承认和尊重。大国追求的集体尊严则是在国际社会具有道德感召力。

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别呢？其实，国家需要多大的尊严或什么样的尊严是由国际规范和国家的身份定位决定的。在相同的国际规范的条件下，由于国家的身份决定其利益，不同的身份追求不同的利益，因而不同的身份定位的国家在国际社会有不同的道义追求。概言之，大国对集体尊严有更高层次的要求和更高层次的追求是由它在国际体系中的角色定位决定的。

就像一个人是否受人尊重是与他的人品密切相关一样，国家的尊严问题一般总是与这个国家是否有道义有关。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讲道义的国家支持者就多；不讲道义的国家支持者就少。在国际体系中，凡是自视为大国的国家都特别强调自己在国际社会的道义追求和道义力量。没有道德感、不讲道义的国家一定不是大国，也成不了大国。大国如果忽视了其对外政策中的道义目标，其在国际社会受到的诟病要比普通国家多得多，其国家利益的损失也比普通国家大得多。如，美国在没有获得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去打伊拉克，遭到了国际舆论的一致谴责，其国际形象受到极大损失。

所谓“小人喻于利，君子喻于义”。国际舞台上，小国、弱国有可能会为了蝇头小利而不太讲道义，但一个国家若想成为世界大国，它就不能不讲国际道义。世界大国的含义不仅是指这个国家有巨大的强制力，更重要的是这个国家在国际社会有道德上的力量。历史上，任何一个能够赢得国际社会尊重的大国，不仅是因为它有强大的物质力量，更因为它在国际社会有感召力和感染力。因此，国际社会判断一个国家是大国还是小国的重要标志就是，它有没有能够在国际社会产生影响的精神和道义上的力量，即这个国家在国际社会是不是追求道义、声张道义和维护道义。凡是已经成为大国的国家，其国家利益和对外政策中一定包含着某些被人们所认同的道义追求。不过，由于文化价值观的不同，大国对国际“道义”的理解也不尽相同。

不同的文化，不同的道义

大国对国际“道义”的理解在抽象原则上是相同的，如维护世界和平，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在某些具体内容上也有相同之处，比如，所有的大国都主张要乐善好施，帮助体系中弱小的国家。但大国对某些具体原则的诠释是不同的，如“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什么才算是有“道”呢？不同的国家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再如，大国对“道”的最高要求是“替天行道”，什么是“天道”呢？不同文化的国家也有不同的理解。

对“道”的具体含义的理解和追求是由大国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决定的。文化所包含的认知体系为人们观察和认识世界及确定本国在世界上的位置提供了一种感知和认识上的视角，文化所包含的价值体系为人们判断什么行为是好的、应该的，什么行为是不好的、不应该的提供了价值尺度。

比如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中的“道”，对于19世纪的英国来讲，就包括自由贸易，自由贸易在英国看来是天经地义的事情，那些闭关自守的国家就是不好的、不应该的，英国用武力打开它们的国门没有什么不合适的。

再比如，20世纪以前，大英帝国理解的“天道”体现的是：世界是联成一体的，国际社会的各行为体都只是世界的一部分，国际社会应该有一种共同的文明标准，对国家内政的必要干涉是维护正义、维持国际秩序的神圣责任。大英帝国要把由它界定的文明标准推广到全世界。20世纪初，以基督新教为核心的美国文化中的“天道”，则是指宇宙间存在着善与恶两种力量的较量，善与恶尖锐对立，不可调和，善必定要战胜恶。美国的“天定命运”（manifest destiny）就是要拯救那些处于专制极权统治下的国家，使全世界的国家都享有美国式的民主和自由。

处于不同历史时期的大国对“道”有不同理解是很自然的，也是不大相干的，因为这些大国处于不同的时空之中，不会发生直接的争执和对抗。但如果处于同一历史时期的大国对“道”有不同的理解，它们之间就可能会发生冲突。冷战时期的美国和苏联之间的斗争不仅是权力之争，而且也是对什么是“天道”的竞争。

曾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担任国务卿的杜勒斯断言美苏之间是一场决定人类生存的“思想斗争”，他认为：这是“一个世界范围的斗争，主要是一场西方（基督教）文明与共产主义之间的思想斗争，前者由美国领导，后者由苏联领导”。

所以，在美国看来，美国与苏联的对立是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对立，是思想上的对立。美国式的自由、民主是通往人间天堂的必由之路，苏联共产党领导下的共产主义是把人类引向地狱。美国绝不可以在与苏联的斗争中输掉。于是，美国与苏联在各个领域展开了持久的、坚韧的竞争。

今天世界上所谓“文明的冲突”，从根本上讲是各大文明对“天道”的不同的理解。处于弱势的伊斯兰文明想要保守自己的“天道”，处于强势的基督教文明想要把自己的“天道”强加于弱者，冲突由此产生了。冲突能否解决，取决于二者的“道”是否有契合之处以及彼此能否尊重对方的“道”。

道义与现实利益的关系

既然国家利益中既包含物质利益，也包含精神利益，那二者之间是什么关系呢？国家在什么时候应该追求物质利益，在什么时候应该追求精神利益呢？

其实，国家同时追求物质利益和道义利益，并试图使二者实现平衡，相辅相成。中国学者王缉思对此有过精辟的论述：“在价值观与利益之间很难简单地指出谁服从谁。对价值观和宗教信仰的追求，对民族和国家的认同，对物质利益和资源的争夺，都是世界政治的动力。它们三者之间的关系，向来都是难解难分的连环套。”最成功的对外政策就是现实利益与道义的重合和一致。

以“文明冲突”论闻名世界的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也认为，国家利益既包含安全和物质方面的关注，也包含道义与道德方面的关注。这两方面是融为一体的。他以美国为例进行阐释。美国对萨达姆入侵科威特所采取的军事行动被视为是美国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这不仅因为他威胁到了美国通过可靠而又省钱的途径获得波斯湾的石油，而且也因为萨达姆是一个悍然侵略并吞并另一个国家的贪婪的独裁者。

其实，中国的对外政策也力求做到利益与道义的结合。以中国的抗美援朝为例，中国政府在做出抗美援朝的决策时，既有地缘政治和战略安全上的考虑，也有不能置自己的近邻和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兄弟于不顾的道义考虑。毛泽东在讲到出兵的理由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的时刻，站在旁边看，不论怎么说，心里也难过。……虽然中国还很落后，但毕竟我们是个大国，人口众多，如果对朝鲜见死不救，不发扬国际主义精神，那还叫什么社会主义大国！”

不过，尽管所有国家的对外政策都追求利益与道义的统一，但利益与道义之间并非总能找到契合点。有些时候，利益与道义之间存在着强烈的紧张甚至对抗，对外政策很难做到一箭双雕，两全其美。一般而言，国家的生存和独立，即国家的安全利益永远高于一切。如果国家把道义放在生存和安全利益之上的话，其对外政策必定会损害国家的核心利益。比如，“文革”期间中国在国家实力很弱、人民缺衣少食的情况下为了支持无产阶级革命而对周边国家进行的大量军事援助就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

不过，在国家的生存和安全利益已经得到保障的情况下，道义在对外政策中的重要性就越来越重要。对于大国而言，道义追求一般高于诸如经济、贸易等现实利益的考虑，这是大国之所以为大国的重要原因。大国的国民有着自己的国家与众不同且高人一等的“大国心理”，如果政府为了现实利益而罔顾道义的话，国内民众会认为政府的行为有损国体，简直是把自己降低到与普通国家无二的地步，必然会对政府的政策表达强烈不满。同时，国际舆论也会指责大国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

如，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美国总统威尔逊为了换取欧洲大国对他倡导的国际联盟的支持，在中国问题上向欧洲列强做了让步，放弃了美国一贯坚持的立场，同意把德国占有的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此事不仅激起了中国人的愤慨，而且受到美国国内舆论的强烈谴责，抨击他在山东问题上的作为是“我国全部历史中最黑暗的一页”，“近代历史中前所未有的叛卖”，是“对人类和对自由与正义事业不可容忍的大错”。

总之，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国家是所有国家的国家利益，而能否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和尊重关键在于这个国家是否讲道义。所有国家的对外政策都力求在现实利益与道义之间保持平衡。道义对于国家来讲，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东西，或者只是国家追求其现实利益的“幌子”。不同的文化价值观的国家，追求的国际道义不同。和谐世界实现的前提就是世界各国对“国际道义”形成基本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