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如何打造现代世界？

文明 & 野蛮

全球化视野中的贸易史　　

《贸易打造的世界》最初是由彭慕兰与托皮克在《世界贸易杂志》（World Trade Magazine）写的专栏文章编选、结集而成，出版后很受欢迎，很快重版。目前，上海世纪文景引进的是其英文第三版的中译本。　

彭慕兰是美国历史学会会长、“加州学派”领军人，史蒂文·托皮克是拉美史、全球贸易史专家。两位作者合作，通过划分在七大主题之下的83篇文章，多角度、多侧面地展示了全球贸易发展的丰富曲折的历史进程。

该书的七大主题分别是：（1）市场准则的形成；（2）运输手段；（3）致瘾性食品（咖啡、烟草和鸦片等）的经济文化；（4）世界贸易中的移植商品；（5）暴力经济学；（6）打造现代市场；（7）世界贸易、工业化和去工业化。在两位作者笔下，1400年以来的数个世纪，是全球人口众多的几大洲连续、渐进地相互联系和沟通的过程，各种农作物、动物、细菌、人乃至观念想法在各大陆之间交流，形成了联系紧密的世界经济。

这些文章大多短小精悍，凝练概况，叙事生动，文笔流畅。书中的诸多故事（案例），仿佛全球贸易发展史的细微而斑斓的图景，对于我们深入全面地认识15世纪以来资本主义体系全球扩张的历史，大有裨益。　

比如，书中论及中英鸦片战争，其视角就颇为“全球化”。《南京条约》结束了清国与英国为期三年的战争，清国投降。即使马克思也认为，它将中国推向了世界历史。赞同自由主义的汉学专家如费正清也欢呼英国的胜利，因为“英国代表所有西方国家要求外交平等和商业机会”。但彭慕兰认为，这种国际贸易的自由主义观点，并不能解释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真正原因——追求对中国的贸易顺差，以便维持其环大西洋贸易的严重逆差，以及维持其国际霸主地位所要求的国际义务。　

也就是说，英国维持其国际霸权地位，是以对中国的毒品贸易为基础的。印度-中国鸦片贸易中产生的盈余，使得英国得以成为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消费者，并推动英格兰成为国际金融市场中的强权。如果没有鸦片贸易，大西洋经济会增长得慢得多。那么，中国如何维持国际收支的大致平衡？彭慕兰虽然认为“文献不足征”，但推想可能是海外华工——在古巴和夏威夷糖厂中的中国工人、加州淘金热中的华人矿工等——汇款给他们在中国的家人，多少冲抵了对英贸易的逆差。　

又如，该书论及法人组织的“粗暴诞生”。按照诺斯等人的制度学派理论，法人创制是西欧经济增长中重要的制度创新之一，因为股东无需承担无限责任、可以独立于股东而长期存续的法人实体，可以筹措长期、巨额资本，是从事经营活动的合理工具。但是，欧洲最初创制出法人公司（荷属、英属东印度公司、西印度公司等）之后，在接下来将近两百年里，几乎没有法人公司为工业生产或贸易而成立。因为当时的资金需求很小，当时的投资人也普遍不接受公司长期存在的观念。　

事实上，促使公司拥有永久性生命的最大驱动力是暴力。当时英属、荷属东印度公司等不仅拿到了贸易的特许权，还拿到向葡萄牙人开战的特许权。欧洲的海外风险事业需要在防卫上投入庞大的资本，需要引进更多的合伙人，筹集巨额资本，因此按照股份制公司的方式来运作逐渐成为必须。到18世纪，战争成本剧增，仅凭公司一己之力无法承受，以致需要政府出头组织战争。到19世纪30年代，这些公司全部倒闭，其殖民地被政府接收。此时，资本密集产业的时代来临，东印度公司们出于战争需要而开创的具有法人地位的公司，开始有了巨大的发挥空间。

总的来看，该书体现了彭慕兰的一贯思想，即世界经济和贸易是由各种文化中的人完成，而不是经典经济学中抽象出来的经济人或资本本身完成的。在世界经济的形成发展过程中，欧洲人并非其中唯一的企业家。非欧洲人在世界贸易历史中同样扮演了重要角色。在过去六百年中建立起来的强大的全球市场，并非自然形成的或不可避免的，也并非自然“开放的”。这个世界市场也并非没有管制的自由交换场所，国家、政府的强力干预不仅普遍，而且往往诉诸暴力来获得经济控制权。诸如海盗劫掠、奴隶制和毒品贸易等罪恶活动，在世界贸易史上屡见不鲜。　

该书所描绘拼接的世界贸易图景，迥异于古典经济学家所描绘的自由贸易那般美好和进步，全球经济、世界贸易，也并非古典经济学者所推演的那样，是一个纯然道德的场所，而是充斥着暴力、掠夺、奴役和苦难的进程。

市场 & 道德

自由贸易的两难选择　　

在该书中，两位作者不仅回顾了塑造现代世界的全球贸易的历史，而且探讨了21世纪的全球经济所面临的挑战。他们认为，全球经济面临着三个问题，即不平等问题、文化冲突/文化同质化问题，以及自然环境危机。全球经济发展中的不平等日趋严重，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可能导致消费不足、政治反对势力变强等。文化问题，即有人反对商品文化趋于同质，可能孕育出反向的文化冲突运动。自然环境问题，是因为全球关键资源的供给有限或大规模污染都有可能使地球变得不适合人类活动。　

两位作者在结语中明确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除了考虑“市场经济”，还应考虑“道德经济”，即考虑什么是“正当的事”。自然和文化限制着世界经济，约束着全球经济的边界。我们或许不知道这个由贸易所打造的世界未来会变成什么面貌，但需要防患于未然。

彭慕兰和托皮克的“道德经济”的呼声，呼应着英籍匈牙利学者卡尔·波兰尼七十年前《巨变》一书中的思考（此书在《贸易打造的世界》书末所附的参考书目中赫然在列）。波兰尼在探讨工业革命以来的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这一历史性“巨变”时，对于无远弗届的资本主义全球市场的破坏性威力深怀戒心。他认为，将一切都视为可以买卖的商品的自由市场体系，会摧毁人类文明中最值得珍视的社会价值。他区分了两种商品，一种是实在商品，即生产后用来交换营利的产品，一种是虚拟商品，即劳动力、土地和货币，即不应该进入市场领域用来营利交换的商品。将人、土地（自然）等不应交易的“商品”进行交易，加上“自我调节的市场”需要国家的干预，使得自由市场经济自身逻辑具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必将带来的灾难性后果。　　

作者在探讨未来的解决之道时比较谦逊，而波兰尼提出解决方案时则比他们果断。他提出，为了抑制市场力量的过分扩张，应该使得“脱嵌”的市场重新“嵌入”社会中，成为社会价值的促进者和维护者，而不是独立于社会之外的超然自为的主体力量。这需要更多的政府干预和保护性立法，比如应该更注重福利保护，加强对于劳动力、土地等“虚拟商品”的集体控制和政府监管等。　

波兰尼的解决方案，评论者褒贬兼有。褒之者认为其方案对于福利政策、福利社会的建立有所贡献，贬之者认为其经济分析逻辑有问题，且暗含着通往极权统治的道路。但是，波兰尼提出的资本主义市场体制、贸易机制的问题意义重大，延续至今。如果人只是作为劳动力成为经济交易链条中的一环，“异化”就在所难免，几十亿人的生存意义就要受到拷问；如果资本主义的市场利润动机成为支配性的意识形态，彭慕兰和托皮克耿耿于怀的文化同质、自然崩坏的结局，就难以避免。这个贸易打造的世界，对于我们到底意味着什么呢？这或许是读完此书后引发的另外的问题了。　

        彭慕兰在书的序言中写到，研究历史可以从多种视角出发，通过提供观察全球经济增长的多重视角，我们可能更容易理解一些看似奇怪的事情，同时也可以使习以为常的事物显得更加新奇。《贸易打造的世界》中对于世界贸易、全球经济的细致入微、色彩斑斓的描绘，为我们更好地理解今日身处的全球化世界，开启了新的多元探讨的视角。

（作者：刘军）【来源：新京报书评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