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联合国发布了一份长达150页的《全球幸福指数报告》，涉及对象超过150多个国家。衡量标准包括教育、健康、环境、管理、时间、文化多样性和包容性、社区活力、内心幸福感、生活水平等领域。据报告，丹麦成为全球最幸福的国家，而美国仅排在第11名。
作为地球村的一员，你最想在哪里生活？中国、瑞士、美国、加拿大、澳洲、新加坡、香港……为什么？是亲情、福利、教育、环境、房价、营商条件、治安、生活压力、美食……还是……？请你不怜笔墨，说说你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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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地球村的一员，我希望在日本，日本是出了名的人性化国家，上厕所有音姬掩盖厕所不隔音的尴尬，马桶盖永远是暖的，旁边还有遥控器，可以冲洗PP，并且有多种水流选择，冬天的水也是温热的。日本的便利店数量之多丧心病狂，且商品种类几乎突破了空间上限，有些便利店的收银台下会有洗手台，是为了方便顾客买完食物就想吃，但又苦于无处洗手的尴尬。日本人重视食品的保鲜期“疯狂”到讲每个鸡蛋上贴着“赏味期限”，如果过了提示时间，就不能再食用了。处处都是人性化设置，大大满足我对生活的需求。
(0)只有早早看见过最好，享受过最好，体验过最好以后，你才有资格说，我选择在大城市生活，还是选择在一个宁静的小城市里生活。你只有见过一切，你才有资格选择。 如果你二十多岁的时候，去过最美的地方，看过最美的风景，看到过这个世界是如此的壮丽而辽阔，看到过这个世界上的人是如此不同。 那么你会安然接受生活给我们带来的欢乐和苦难。因为如果欢乐必不可少，那么我们也应该能够坦然接受暂时的挫折和困难。 你心里会明白，你见过这个世界上的好，你见过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人在过着你想要的生活，你知道你值得一切更好的东西，所以你会更加笃定，更加心无旁骛的努力。
(0)9月16日上午，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工商委员会副主席王利文与一席朋友分享了他刚刚结束的北欧行，他惊喜地告诉大家，在北欧的芬兰、瑞典、挪威三国，他遇到了老子的“理想国”。 爱好广泛的人总是有丰富的生活。王利文喜欢爬山、滑冰、旅行等，即使在四川攀枝花矿山搞建设时，他仍利用空闲时间爬遍了周围的高山，还到金沙江边赏月，铃声一响一条鱼上钩。“月下江边，打开罐头，喝着美酒，哪怕白天顶着40度高温干活。”王利文说。 这次王利文与大家分享的行程，其实包括东欧、北欧和西欧。飞机、火车、汽车、轮船，乘坐各种交通工具，他的脚步在整个欧洲北部画了个弧，而找到“理想国”，是他认为此行最大的收获。 在北欧的芬兰、瑞典、挪威三国，他看到了。“人们普遍有发自内心的笑脸，有仁义礼智信，有温良恭俭让，有全民敬老爱幼的福利制度。”王利文说，在那里，你可以看到，人们甘其食（食素为主），美其服(不追求名牌)，安其居(建筑多是百年以上)，乐其俗（风土人情随处可见），均得到完美再现。 良好的生活方式带来更加完美的生活。在芬兰，王利文看到，食素是全民提倡的健康生活方式。而据他了解，在1972年，芬兰人因食肉量第一，心脏发病率也占全球第一。提倡素食后，心脏发病率下降70%。如今，不吃动物，不穿戴动物皮毛，尊重和爱护小动物已经成为芬兰的社会规范。 “由于没有谋生的压力，北欧三国几乎看不见谋生的人，只有经营生活和养生的人。”王利文说，你可以看到，到处都是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不妄为的人。社会很放松，老百姓天天像度假，每个街角、街区适合的地方都有喝咖啡，喝啤酒的地方，人们在那里享受生活，并到全世界旅行。 王利文一直认为，认识世界，发现世界，寻找美好的道和路，才是最完美的旅行。这次北欧之行，便是完美如斯。 （转载：纪娟丽《遇到“理想国”》）
(1)从温哥华市驱车往南，大概半个多小时就抵达美国边界，所花时间跟从温哥华城东到城西差不多。有一回跟几个朋友到加美边界游玩，看到长龙一样的队伍在等候过海关，不禁问道，为何总有这么多人两边跑？朋友回答说，美国人来温哥华多数是为了吃喝玩乐，而温哥华人跨过国界的目的多半是为了采购便宜商品，因为美国规模经济比较发达，成本低廉，物价比温哥华平均便宜30%。 加美边界的繁忙在某种程度上折射了温哥华高昂的物价。据咨询公司“美世”公司今年7月公布的“2014年度全球城市生活成本排名”，温哥华连续第二年成为加拿大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超过了第一和第二大城市多伦多和蒙特利尔。 温哥华位于加拿大西海岸，因气候温和与环境优美而多年被列入“最适合人类居住城市”，有“花园城市”的美誉，备受移民的青睐，每年新增人口超过3万，相当一部分移民带来大笔资金，购买豪宅名车和奢侈品，造成物价和房价齐飞，生活费用连年攀升。 温哥华的房价多年来都居北美第一，把美国名城洛杉矶、纽约等都甩到后面去了，因为全世界的有钱人都希望在这里拥有一套自己的住房。有报道称，千万加元以上的豪宅中，40%是被外国人或外地人给买走的。 房价高带来的是房租价格也超过国内其他城市。据加拿大一家网站今年7月公布的一份资料显示，在温哥华市中心租住一套3室一厅的公寓房，平均月租高达3052加元，相比之下，在多伦多市中心租住一个类似房子的平均月租只要2629加元。 房价高涨的另一个结果是地税增长，因为地税是根据房屋每年调整的估价计算出来的。笔者住在温哥华西区的一栋房子里，每年的地税就要11000多加元，加上房屋保险费和安全报警系统维护费等，仅维护这栋房子的日常费用一年就要14000多加元。 民以食为天。加拿大的食品价格在中国人眼里可能不算贵，但跟过去相比或跟国内其他城市相比，还是高了许多。好几次跟朋友到餐馆聚会，总会听他们抱怨和感叹说，现在的菜价是年年涨，尤其是华人比较青睐的海鲜，价格比5年前高出好几倍了，真是吃不起呀！ 说到行，温哥华的汽油基本上也属北美最贵的，每升汽油比多伦多要贵出0.2加元左右。难怪温哥华人去美国边境小城采购时，都不忘把汽车的油箱加满后再回来。据常跑美国采购的朋友说，温哥华的汽油和食品价格一般高出美国30%左右，这就难怪温哥华不少家庭都利用周末跨过美国边界去采购，大包小包往回拎。而温哥华市中心的停车费也高得吓人，一般每小时要6到8加元，如果停一天，则在25加元到36加元之间。 其他的费用支出也不低。《温哥华太阳报》7月19日登出长篇报道，说温哥华托儿所的日托费之贵全国第一，居然比上大学还贵。温哥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4年的学杂费加起来为3.1万加元，而温哥华一家比较好的托儿所4年的费用竟然超过5万加元，对1岁左右的婴儿看护费更高达每月2000加元。一些母亲只好辞职在家自己带孩子，或者干脆让4、5岁的孩子自己在家里玩。 费用如此高昂，那么收入在全国也一定名列前茅吧？非也。温哥华居民的平均收入在全国连年徘徊在20名左右。据2012年底的统计，温哥华居民当年的人均收入为30917加元，而同期多伦多的人均年收入为32900加元。收入最高的前5个城市都在西部另一个省份艾伯塔省，因为那里盛产石油。 温哥华居民的经济负担和生活压力可想而知。这或许就是居住在宜居城市必须付出的代价吧。（转载：江亚平《温哥华：宜居惹出的高物价》）
(1)离开瑞士金融中心苏黎世,汽车向东南方行驶,不到两个小时就来到莱茵河边。一座灰白色的廊桥横跨河上,桥中间竖立着一个金属牌。牌子的这面写着“瑞士联邦”,另面则标明是列支敦士登大公国。原来,列支敦士登与瑞士以莱茵河为界,桥中央则是两国的分界线。但是,这里的国境线既无士兵巡守,也不设关卡,无须出示护照就可驱车过桥,从一国抵达另一国。 列支敦士登是一袖珍小国,夹在瑞士和奥地利两国之间。瑞士和奥地利均同德国接壤,瑞士东北部和整个奥地利都讲德语。列支敦士登虽然与德国不搭界,但总人口3.64万大多属日耳曼族,因此也把德语作为其母语和唯一官方语言。另外,列支敦士登本身是内陆国,而包围着它的两个邻国也是内陆国。这样的国家被称为“双重内陆国”。这样的国家世界上只有两个,除列支敦士登外,还有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这种罕见的地缘现象,对列支敦士登的历史发展影响深远。 列支敦士登所处的地域在12世纪被神圣罗马帝国占领,分封给施伦堡伯爵和瓦杜兹伯爵两个家族。17世纪末,一个叫列支敦士登的家族看中这两块封地。这个家族居住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附近,深得皇朝恩宠,先后在奥地利、捷克、波兰等地购得大片土地,但却没有得到皇帝的一块封地。根据帝国规定,没有封地者,就没有资格在议会中取得一席之地。因此,列支敦士登家族不惜出大价钱将两块封地买下。两块封地面积虽小,但却满足了其长期以来的政治需要。1719年6月,奥地利君主查理六世当选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遂将两块封地一并册封为公国,以列支敦士登家族的名字命名。列支敦士登公国从此正式建立,并以一个主权成员国资格在帝国议会中得到一个席位。 列支敦士登公国是当今世界上除沙特阿拉伯之外唯一以家族名称为国名的国家。 神圣罗马帝国1806年解体之后,列支敦士登公国先后加入拿破仑控制的“莱茵联盟”和奥地利皇帝主导的德意志邦联。1866年,德意志邦联瓦解,列支敦士登才正式宣布建国,政体为君主立宪制。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列支敦士登均保持中立。第一次大战结束后的1918年,列支敦士登摆脱长期对奥地利的依赖,转而接受瑞士的保护,同瑞士订立关税同盟,海关、邮电等均交瑞士管理,使用瑞士货币,外交事务由瑞士代理。1938年,法西斯德国吞并奥地利,列支敦士登面临亡国的危险。可是,德国担心同瑞士关系恶化,对列支敦士登没有采取任何军事行动。战争结束后,捷克和波兰没收了列支敦士登家族的世袭土地。这就迫使列支敦士登家族不得不回到从未常住过的列支敦士登公国。 作为君主立宪制的列支敦士登公国,大公是国家元首,家族世袭。但是,与欧洲其他仅具象征意义却没有政治实权的王室不同,列支敦士登家族拥有相当大的实际统治权。政府由5人组成,除首相和副首相之外,其他3人均为兼职人员。国家没有军队,只有几十名警察,边界和领空等国家安全事务完全由瑞士军队承担。 长期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为列支敦士登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二战之前,这里的大多数居民以农牧业为生,全国只有经营陶瓷和纺织的三家小作坊。战后,大量引进外国资本和先进设备,国民经济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现在,全国人口中,从事农牧业生产者不到百分之二,其他都转向工业、金融业和服务行业。列支敦士登资源和能源严重匮乏,但劳动力受教育程度较高,集中精力发展的是精密机械、金属加工、光学仪器等高新技术产业。工业产品的百分之九十五供出口。 另外,最具特色的产业是邮票印制和假牙制造。列支敦士登印制的邮票种类繁多,设计精美,每年有几百万集邮袋发往世界各地,成为各国集邮爱好者竞相争购的珍品。邮票年销售收入大约占全国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十五,赢得“邮票王国”的称誉。列支敦士登假牙的产量据说占欧美各国假牙总产量的百分之六十,每年制作5000多万套,行销全球上百个国家,收入几亿美元,因而有“人类牙齿再生地”的美称。现在,一个原本以农牧业为主的贫穷小国,已经发展成为高度工业化的世界富国之一。国民生产总值虽然仅有60亿美元,但人均却高达15.31万美元,排在世界前十个富国之列。 更令人惊羡的是,列支敦士登这样一个仅有30个居民点的“乡村国家”,竟有各种注册公司7.37万多个,人均两个,是世界上人均公司最多的国家之一。这种现象的生成,一方面是因为列支敦士登政局稳定,银行业有严格的保密制度,对外国企业有很大的吸引力；另一方面是因为列支敦士登是欧洲鲜见的低税率国家,不少外国企业为降低税赋支出而到这个被称为“避税天堂”的国家登记注册,一些外国富商巨贾争相申请成为这个公国的国民。这就造成两大奇特现象的出现:一是外裔公民的人数超过本国居民,二是国家的最大项财政收入是征收外国公司的税款。因此,有人说,列支敦士登是利用自己的特殊条件,靠外国公司大老板“自动掏腰包”养活的。 大国有大国的活法,小国有小国的生存之道。像列支敦士登这样的蕞尔小国,处在大国争逐的夹缝之中,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委实不易。（转载：高秋福 《袖珍国的图存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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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瑾，28岁的兰州姑娘，在美国留学、工作已近6年。她是朋友们口中的“学霸”，本科毕业于清华大学数学系，2008年进入美国马里兰大学就读数理统计硕博连读专业，并顺利在5年内取得博士学位。闫瑾现就职于美国华盛顿一家重要的抵押贷款融资企业的研究部门。 “我在这家美国企业工作快一年了，企业文化和工作方式都在逐渐适应中。中国人勤勉好学的精神，对我的工作表现有很大帮助。”闫瑾对记者说，“不过语言、交际等方面的弱点也会时常给我带来不便。”美国企业大多崇尚多元化，喜欢招聘各类人才，中国员工普遍具备卓越的学习和工作能力，在竞争中往往具有一定优势。不过，与美国员工相比，大多数中国员工不擅长“推销”自己，导致“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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