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升，有关“劳动力红利消失”的观点日益流行，然而劳动成本的增加并不意味着劳动力竞争力的下降，与发达国家较高的劳动力成本相比较，中国劳动力红利仍然存在。
在美西方国家，员工薪酬高、假期多，易罢工等因素导致劳动力成本费用高昂，不确定性也大大增加，尤其源于西方社会变革历史，罢工成为就业者争取自身利益和权利的重要手段，他们以此来获取更好的薪资福利、环境待遇，长此以往，所谓的争取自由民主无非是懒惰懈怠的借口，这样的劳动群体更追求精致利己主义，难以满足世界公共产品的需求。反观中国，在华夏大地上，有一群又一群勤劳朴实的人，他们敢上九天揽月，敢下五洋捉鳖，始终执着专注，精益求精......在就业形势严峻的当下，我们应发挥自身劳动力优势，投身世界公共产品建设（制造），解决国内劳动力的出路和就业问题，做到一举多得，促进“一带一路”乃至世界共同繁荣发展。对此，您怎么看呢？如果您还有良知，是为公平、正义和共建美好世界而来，那就请你将《共绘网》转发出去，让更多人受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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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博士曹丰泽放弃北京、上海中产生活，前往非洲“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当水电工程师，奋斗打拼于非洲艰苦的自然与社会环境中。 若干年来，类似曹丰泽这般面向新世界，具有开拓进取精神气质的当代青年形象十分罕见，充斥于网络上的青年声音都是“内卷”“佛系”“躺平”……我们这个时代关于青年的形象多与“愤懑不平”和“无力感”相纠缠。这与曹丰泽充满桀骜不驯的野性气质和生命力形象形成极大反差。 面对这样的时代精神反差，不由得令人联想到80年代初著名的潘晓来信大讨论。在当年那封充满困惑迷惘的青春来信中，潘晓感叹道：“人生的路为何越走越窄？” 从80年代初的潘晓，到21世纪20年代的曹丰泽，这四十多年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从上世纪80年代初到21世纪第三个十年，中国社会最重要的变化是经历了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决定当代中国青年精神特质的主要不再是自上而下的国家力量，而是如水银泻地般无处不在的市场力量。市场经济，及其衍生的一系列社会政治和文化价值，成为塑造当代青年的主导性原因。在市场经济替代计划经济的过程中，竞争是核心特征，市场空间的获取是关键追求，而消费主义、个人主义的社会风尚，则是创造市场经济消费空间的必然精神养料。 80年代的潘晓式困惑，实质上是计划经济体制进入瓶颈期的青年心声，它是那个时代社会空间日益狭窄、社会经济停滞不前，进而导致社会资源日益短缺的反映。而一旦进入改革开放，由于社会经济货币化、市场化程度极低，初期的竞争极不充分，整个国家到处都充满了机会。因而，当时的社会是乐观的，青年人的精神是蓬勃的，这从时代的音乐旋律中可以得到证明：《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在希望的田野上》，这两首流行于80~90年代的青春歌曲，极其典型地表征了市场经济初期乐观向上的青年气质。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市场空间日益逼仄，市场资源日益紧缺，青年精神与上世纪80~90年代开始形成鲜明反差。从“内卷”、“佛系”到“躺平”，近几年网络上流行的词汇充满了无奈和无力感。面对强大又无处不在的市场社会，愤怒反抗的对象是模糊的，唯一可以调侃的是个人追求的虚妄，放弃理想、放弃追求成为当代青年可以反抗的一种姿态。若干年前，从日本传来“食草族”“宅”等青年反抗主流社会的种种怪异现象，继而又有韩国青年的不婚不育潮流，前几年中国台湾青年流行的词汇是“小确幸”，今天我们则从现实中感受到了中国青年的“躺平”…… 青年精神是时代的表征，也是社会政治经济的症候，在今天，它们背后的决定性因素都是起支配性作用的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面前，青年的精神气质具有不分地域、不分国度的共同性，它们都反映了市场经济进入空间饱和阶段人们的焦虑感、无力感。《文化纵横》
(1)金融化导致就业危机的机制分析。 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的金融化还导致了严重的就业危机和结构性的贫富分化。从宏观来看，泛金融部门的就业吸纳能力远不如制造业部门，其扩张也无法导致等比例的就业扩张：1950~2001年间，美国泛金融部门对GDP的贡献从约12%大幅上涨到24%左右，但相应的就业贡献却仅从4%微涨到7%左右。从微观来看，由机构投资者主导的公司治理金融化，不仅改变了企业的盈余分配结构，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企业积累方式：机构投资者以“快钱”逻辑要求企业（包括非金融企业）以尽可能低的时间成本和资金成本加速营利，保证资本回报。为此，传统工业企业需要同时做好“开源”和“节流”两方面工作。 开源首推轻资产、快周转的金融业务。通用电气等老一代工业企业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开始发展非相关金融业务：1996年之后，以次级贷款、个人消费信贷和抵押贷款业务为主营业务的金融部门（GECC）对通用电气的利润贡献常年高于40%。1970~2000年间，金融业务占美国非金融企业资产比重从约1/3增长到约57%，为支撑金融业务而发生的借款利息占净营业盈余的比重也从15%激增到近30%。这种“借短放长”的运作模式使企业背负沉重的债务和利息负担，并复制着宏观层面金融化的一般逻辑，对就业容量造成损害。 节流则要削减重资产、慢周转的传统制造业务。在利用全球产品市场的同时，美国企业将以往立足本土的运营工作，尤其是重资产环节进行全球化分工，以此降低固定资产投入，分散投资风险。而在产能（过剩）全球化的背后，美国企业对国内劳动力的依赖不断下降。在经历了工作岗位长期缩编之后，幸存岗位的工资增长也停滞了。节流压力与工会势力的退潮相结合，中止了美国工业企业中工人工资与生产率水平齐头并进的进程。20世纪70年代之后，二者开始脱节，且差距越拉越大。 但所有这些努力都不是为了扭亏为盈，而是为了进一步扩张利润：1994~1997年，美国企业缩编总额超过186万，利润水平却屡创新高。同时，管理人员尤其是高管收入日益依赖股票和期权。这不仅强化了高管层通过回购推高股价的动机，而且进一步拉大了企业内部乃至全社会的贫富分化。 持续萎缩的就业容量、不断拉大的收入差距和普通工人阶级日益窘迫的经济状况，不仅导致了诸如社会断裂、食利阶层扩张势力以至侵蚀民主等社会性后果，还对微观层面的企业运行产生了深远影响：它摧毁了企业中员工（包括经理人）与企业共成长、共发展的理念，拉大了战略与执行、技术与生产之间的鸿沟。受此影响，美国工业企业中的员工忠诚与内部团结每况愈下，车间的竞争优势无从谈起。 至此，战略控制、财务承诺与组织整合这三个创新型企业的社会条件，分别被公司治理金融化、盈余分配结构金融化和积累方式金融化彻底破坏，美国的创新型企业失去了制度土壤，工业能力随之被逐渐掏空。正是这种持久、深入的能力退化，导致了美国传统工业州的没落、规模空前的产业空心化和“锈带”上“白人蓝领”的大批失业，间接促成了特朗普在2016年的胜出。同样是这种持久、深入的能力退化，使特朗普在任的四年面临空前尴尬：伴随着基础设施与基础能力的退化，产业空心化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逆的，美国本土已很难找到足够多的生产性投资机会，这使得为了“让美国重新伟大”而回流的大量美元难有用武之地，不得不以回购的方式流向华尔街，不仅成就了美股三大指数在过去四年的飞速上扬，还进一步加剧了贫富分化。（孙喜 何西杰 李明）
(0)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却不是简单的重复。如今正经历着2023年失业潮，回首过去，我不禁还想起了上世纪90年代末的下岗潮。这两个时期在社会经济背景、动因和解决途径上都存在相似之处，却又不尽相同，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探讨。 回顾上世纪90年代末，下岗潮的原因可以追溯到计划经济无法适应改革开放的需求。随着外企和民企的崛起，国企面临了激烈的市场竞争，亏损面不断扩大。但是，这并非工人们的错，他们并没有权力决定企业的发展方向。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按照计划执行销售和采购，而非根据市场需求。当亏损问题不可避免时，国家实施了国企三年脱困行动，通过减员下岗、兼并破产等手段，导致数千万人失去工作。失业人口占劳动力总数的比例高达15.6%，给整个社会带来了巨大压力。 但是，在经历了严峻的就业危机后，国家积极应对，大力发展市场经济，鼓励民企吸纳就业。此外，国家还抓住国际机遇，及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促进外贸出口增长，最终成功渡过失业危机。这一波经验告诉我们，政府必须积极引导和支持国内企业发展，同时也需要抓住机遇与国际接轨，提升竞争力，为就业创造更多机会。作者：品岳听风吟
(1)真正踏上星辰大海征途的是冒险事业的经营者 。在网络上，爱国者们有一句流行的口头禅“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这句话很燃，出自日本作家田中芳树的太空歌剧小说《银河英雄传说》。 如今，在星辰大海的征途上，最具活力的私人企业家已经走在了前面，这不仅是一场科技竞赛，更是一场体制竞赛，如果还继续故步自封，不愿放开管制和垄断，拥抱自由市场，结局必将是在下一个五百年的再次落后。 我们的企业家从来都不缺雄心，也不缺想象力和行动力，缺的只是自由和法治，是公平的竞争机会。 星辰大海跑道上的合格玩家是谁？谁又将获胜？在太空中永恒奔驰的特斯拉跑车，用上面刻着的产地给出了最好的说明，不是“Made in America”，不是“Made in SpaceX”。真正伟大的企业家和创新者，早就超越了狭隘的格局，车上刻的是“Made on Earth by humans”（地球制造，人类生产）。 正如康德所言，“让我们震撼与敬畏的，只有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星空和道德永远令人神往。问题在于，当星空已在马斯克脚下时，我们的哥伦布、麦哲伦在哪里？在法治和商业环境欠缺，财产权和个人自由不能被充分保护时，我们又从何追寻心中的道德？ 为了不错过星辰大海，不至于再失去下一个五百年，在这个新的起跑线上，我们迫切需要为企业家祈福，也为我们自己祈福。作者沥泉
(1)中国当前经济遇到了困难，这是人人都知道的事。最大的困难人们也知道，这就是失业，特别是年轻劳动力的就业困难。接下来的推论也很简单。为什么就业困难？因为开工不足。为什么开工不足？因为消费不足。为什么消费不足？因为有效需求不足。什么是有效需求？一个是需求意愿，一个是需求能力。 尽管有许多经济学家对需求能力的问题讳莫如深，但是需求能力不足是由简单的事实所表明的，没有人能否认。这个简单的事实就是中国还有10亿人没有进入中产阶级，属于中低收入阶层，他们没有太多的能力进入符合自己意愿的需求。即使是被称为已经进入中产阶级的那4亿人，他们的需求能力和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还差了一大截，就是按平价购买力计算，也差了不少。 关于需求意愿，却是中国经济学家们从来闭口不谈的事。 消费与需求，是经济学和经济学家从来就没有搞清楚的关系。我们在这里先不谈，放在以后专章来谈。 解决当前经济困难的办法，中国经济学家们很愿意侃侃而谈，但是仔细看看他们的演讲和文章，其实都离不开老三样，这就是发债、发钱和支撑房地产，当然也有人主张再大搞基建。 表面上看起来，这似乎挺有道理。既然低收入群体太多，没有消费能力，那就发点钱。钱从哪儿来？发债呗。既然开工不足，就业困难，那就支撑房地产，房地产可以带动多个产业，从而解决就业问题。大搞基建是典型的凯恩斯观点，他认为这可以通过乘数效应带动经济。 传统基建中国一直在搞，现在也没有放弃。国家又提出了新型基建，如5G基站、充电桩等等。但总体上说，基建的存量已经太大了，许多存量基建都还没有充分发挥效用。从效用的角度讲，基建大规模扩张已经不经济了。另一方面基建是靠债务支撑的。中国债务的规模，特别是地方债的规模，已经到了不可承受之重。从效用和债务两个方面看这条路基本快走到头了。 发钱是个馊主意。主张者从来没有想一想，发的那点钱能买得起房子吗？如果房地产消费起不来，那么支撑房地产有什么实际作用呢？而且中国现在人均41平米的住房，城镇居民平均每户1.5套住房，中产阶级以上的人绝大多数都有了自有住房，像过去那样大规模的住房需求已经成为历史，住房已经满足了人口存量，住房要满足的仅仅是增量而已，但是中国的人口已经出现了负增长。 更何况，仅仅2023年上半年，存款额就增加了7万亿人民币，中国的储蓄率达40%，而美国只有1.2%。中国中产以上的人不是没有钱，而是不知道怎么花，或者说没有符合他们消费意愿的标的物。发钱的实际效果仅仅是继续增加储蓄额和储蓄率而已，却会使中国各级政府已经极其庞大的债务包袱继续增加。这种看似有道理，实际却是极其愚蠢的思维，成了中国经济学界主导性思维。这是为什么？（于中宁 赵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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