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义、礼、智、信是中国古代的五种核心道德观念，它们在中国已经扎根了几千年，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社会道德和行为准则的重要体现。这些价值观在中国社会中有着广泛的影响力和认同度，并且被认为是中国文化自信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知道，“仁义礼智信”儒家五常是中国人为人处世的最高要求。仁是指关爱他人、尊重他人、具有同情心和慈悲心的一种道德观念；义是指公正、正直、有责任感、有担当的一种道德观念；礼是指遵守规矩、礼貌待人、尊重传统和文化的一种道德观念；智是指明辨是非、学习知识、思考问题的一种道德观念；信是指诚实守信、言行一致、有信用的一种道德观念。这些道德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被广泛应用于教育、文化、社会治理等领域，对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有着深远的影响......那么，您觉得“仁、义、礼、智、信”作为中国文化自信与共同价值观的组成部分可以走向世界吗？当然要先以法治为上，然后才能提倡做人的起码道德准则，去粗取精、发扬光大。对此，您怎么看呢？“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有一份光，发一份热。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尽自己的一份力、发出自己的一点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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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 中国文化的主流地位。 儒家之所以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是因为儒家进入了法典，由一个学术思想变为一个意识形态的语言，规范了公私两方面的社会。 1.儒、墨、道、兵、法。 墨家是以小手工业者为主体的。墨家讲“天志”，认为天有意志。“明鬼”，鬼神是存在的。“尚同”（统一）尚为推崇的意思，即儒家推崇“同”。将所有的思想统一起来，一级一级地归到“天志”中，这样统治者就可把握这个社会。其主张用宗教统治社会。 儒家讲“天”为道德之天，有“天何言哉，百物生焉”之语。不讲怪、力、乱、神，讲“贵和”（多元化存在）。主张用人文道德统治社会。 墨家讲的“兼爱”思想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是以利益为纽带的基础上。认为人与人是“交相利，兼相爱”。儒家也讲“利”，但其“利”为君子与小人之利。儒家有义、利之辩。义者宜也，宜指适合、适宜，是应该的东西，从而推为原则，即道。 所以儒家讲以道取利，认为以义取利，为义。 儒家讲人有四端（是非、恻隐、仁义、羞耻）之心，认为人性本善，人是有道德的。 儒、墨两家都不主张战争。 墨家有“非攻”的思想,重守而不重攻。 儒家也讲：春秋无义战。 兵家讲的战争谋略是以对人生命的关怀为前提的。其讲：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其认为死者不可以复生，亡国不可以复存。慎战的思想贯穿整个兵家文化。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其对待战争的评价标准是：百战百胜，非善之善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也。 道家主张“贵生、重己、贵柔”。道家以“不仁”即不偏爱、不偏私为道德。如：人生也犹弱，其死也坚强。水利万物而不争，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 法家主张法治，严刑酷法。法家认为“人性本恶”，应以法制之，故重法而不重德。 法、术、势是法家的主要思想。 法：律令——官员统治的基本依据，是根本。 术：方法——人君操纵驾驭下属的基本手段，执行法的方法。 势：君主的权力与威势，基本前提。 2.历史上儒家的地位。 由春秋战国时的诸子时代到汉朝的独尊儒术，意味着儒家文化成为中国社会文化的主流，但儒家成就其主流地位不是靠其文化自身的影响，而是靠政治的强推，即儒家文化转为意识形态、制度化的文化。 魏晋南北朝时期，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形势极为混乱，儒家不能解决现实社会的问题，其教化的功能消失，而佛教开始发展。到唐代时，佛教已经盛行。到宋、元、明、清时，出现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情况。宋朝时儒家开始复兴，当时的儒学吸纳了佛、道的思想，被世人称为新儒学。清代时异族文化入主中原，其统治中国只能用中国文化，即用儒家的意识形态来统治中国。王守常
(0)交流与互鉴、继承和发展。“佛家明心见性的智慧，道家有全生保真的修养，与儒家立己立人，敦品励行，以及世界大同的理想，如能与西方文化交流融会，必能补救科学思想的不足，拯救物质文明的所失。”
(0)儒家的核心价值观：“仁”，以及礼法制度之上的“中庸”。 与老子相同，儒家的飞跃也发生在春秋时期，只不过孔子并非儒家第一创始人，而是先秦中国文化集大成者。儒家的开山鼻祖是周公。他用一整套“礼法”制度，分封天下，周天子居于“礼法”制度下的诸侯国的最顶端，这样“礼法”的核心实际上是“层级”观念。它就像把社会的芸芸众生装在了笼子里，在此基础上，打造了以“礼法”为构架的“社会道德”，社会从此失去了活力。但周朝的分封制又从形式上赋予了诸侯国独立的自主权，这种权力设计必然导致思想形式和组织架构的冲突。因为周天子存在的基础是“礼法”约束下的诸侯国拥戴，而实际上周天子并没有太多的能够直接指挥的军队，以及强大的经济基础。同时，周天子的存在，又给诸侯国树立了效仿可能，他们个个想拥有周天子那样的威仪。一旦哪个诸侯国强大，礼法制度就形同虚设。因为礼法制度的前体是周天子必须有足够智慧和德行，达到以德服众和以礼服人，这样各诸侯国才能相安无事。 但不幸的是，当周天子逐渐昏庸时，“礼法”还是被个别实力强大的诸侯国僭越了，到了孔子时代，他极度怀念“礼法”，想恢复周礼制度，于是他提出了“仁”和“中庸”，并用“礼法”标准约束社会行为。从此也可以看出，孔子的儒家思想与周天子的礼法制度相比，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为社会设计了一套通用的价值和行为标准，他把“仁”提升到和老子的“道”一样的高度，但与老子不同的是孔子的“仁”具有实践性，比如孔子说“克己复礼曰仁”等类似于帮人们找到“仁”的办法，不仅如此，他还把“中庸”作为社会通用的行为标准。李鑫淼3
(0)习近平文化思想具有深远的历史渊源、深刻的时代背景、深厚的理论根基。 习近平文化思想通古今之变，深深植根于中华五千多年文明。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习近平总书记从我国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来认识文明赓续、文化发展，以光辉灿烂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阐明民族根和魂所在，以激昂向上的革命文化和生机勃勃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振民族精神，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华文明史一气贯通，将数千年历史孕育的中华文化精神和中华民族理想汇于当下、集于一体，含英咀华、戛戛独造、凝练升华，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命力。（作者为新华通讯社党组书记、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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