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义、礼、智、信是中国古代的五种核心道德观念，它们在中国已经扎根了几千年，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社会道德和行为准则的重要体现。这些价值观在中国社会中有着广泛的影响力和认同度，并且被认为是中国文化自信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知道，“仁义礼智信”儒家五常是中国人为人处世的最高要求。仁是指关爱他人、尊重他人、具有同情心和慈悲心的一种道德观念；义是指公正、正直、有责任感、有担当的一种道德观念；礼是指遵守规矩、礼貌待人、尊重传统和文化的一种道德观念；智是指明辨是非、学习知识、思考问题的一种道德观念；信是指诚实守信、言行一致、有信用的一种道德观念。这些道德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被广泛应用于教育、文化、社会治理等领域，对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有着深远的影响......那么，您觉得“仁、义、礼、智、信”作为中国文化自信与共同价值观的组成部分可以走向世界吗？当然要先以法治为上，然后才能提倡做人的起码道德准则，去粗取精、发扬光大。对此，您怎么看呢？“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有一份光，发一份热。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尽自己的一份力、发出自己的一点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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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与互鉴、继承和发展。“佛家明心见性的智慧，道家有全生保真的修养，与儒家立己立人，敦品励行，以及世界大同的理想，如能与西方文化交流融会，必能补救科学思想的不足，拯救物质文明的所失。”
(0)儒家的核心价值观：“仁”，以及礼法制度之上的“中庸”。 与老子相同，儒家的飞跃也发生在春秋时期，只不过孔子并非儒家第一创始人，而是先秦中国文化集大成者。儒家的开山鼻祖是周公。他用一整套“礼法”制度，分封天下，周天子居于“礼法”制度下的诸侯国的最顶端，这样“礼法”的核心实际上是“层级”观念。它就像把社会的芸芸众生装在了笼子里，在此基础上，打造了以“礼法”为构架的“社会道德”，社会从此失去了活力。但周朝的分封制又从形式上赋予了诸侯国独立的自主权，这种权力设计必然导致思想形式和组织架构的冲突。因为周天子存在的基础是“礼法”约束下的诸侯国拥戴，而实际上周天子并没有太多的能够直接指挥的军队，以及强大的经济基础。同时，周天子的存在，又给诸侯国树立了效仿可能，他们个个想拥有周天子那样的威仪。一旦哪个诸侯国强大，礼法制度就形同虚设。因为礼法制度的前体是周天子必须有足够智慧和德行，达到以德服众和以礼服人，这样各诸侯国才能相安无事。 但不幸的是，当周天子逐渐昏庸时，“礼法”还是被个别实力强大的诸侯国僭越了，到了孔子时代，他极度怀念“礼法”，想恢复周礼制度，于是他提出了“仁”和“中庸”，并用“礼法”标准约束社会行为。从此也可以看出，孔子的儒家思想与周天子的礼法制度相比，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为社会设计了一套通用的价值和行为标准，他把“仁”提升到和老子的“道”一样的高度，但与老子不同的是孔子的“仁”具有实践性，比如孔子说“克己复礼曰仁”等类似于帮人们找到“仁”的办法，不仅如此，他还把“中庸”作为社会通用的行为标准。李鑫淼3
(0)习近平文化思想具有深远的历史渊源、深刻的时代背景、深厚的理论根基。 习近平文化思想通古今之变，深深植根于中华五千多年文明。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习近平总书记从我国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来认识文明赓续、文化发展，以光辉灿烂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阐明民族根和魂所在，以激昂向上的革命文化和生机勃勃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振民族精神，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华文明史一气贯通，将数千年历史孕育的中华文化精神和中华民族理想汇于当下、集于一体，含英咀华、戛戛独造、凝练升华，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命力。（作者为新华通讯社党组书记、社长）
(0)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孝悌忠信礼义廉耻。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士必弘毅，仁为己任，任重道远，九死未悔，斯文在兹[合十]
(0)南怀瑾纵观中西文化的历史经验，指出司马迁是历史哲学家，也是历史文化的一个大导师，集成中国老庄道家的文化观点，足以就资本主义时代的病痛，扭转中国当代重经济、轻政治的「迷巢」。 他说：「三年学，不至于谷（即名利之意），吾未之见也。」学习不是真学习，反而是为了名利才学习。春秋晚期的技术理性膨胀，到了战国时代，一变而成权谋横行的时代，有如当今资本主义后期，或后资本主义时代，权谋横行，到处讲谋略的变通，而忘了领导人的节俭、谦虚和务实美德的自我管理，也忘了「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那种原则性和正当性的坚持，有贵于权谋的应变，乃可长可久之大道。——《解读南怀瑾新书<漫谈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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