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金融管制？听着晦涩难懂，其实通俗来说，就是对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金融行业企业、金融发展政策实施限制性管理。
在如今的社会中，金融在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体系之中都起着非常重要的“润滑剂”作用。但是由于金融的逐利性，有时候在一些国家或者地区很容易出现过度或适度发展的情况，在这种时候就会出现“金融管制”，目的在于纠正地区或者行业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失衡问题。例如：从2017年开始，中国就对房地产行业实施了有序的金融管制，主要就是因为房地产的行业属性，导致很多的资金流入其中，从而对制造业造成不利的影响......
总之，几百年来，美西方的资本大鳄特别是犹太资本横扫世界，基于美元的霸主地位加上无限印钞，美西方几乎控制了整个世界的经济命脉，一但各国放开金融管制，将是“噩梦”的开始，毕竟西方的金融术已经玩的炉火纯青了……对此，您觉得呢？“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有一份光，发一份热。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尽自己的一份力、发出自己的一点声音。
一共有人参与 条评论
无法促进我国实体经济发展。 脱实向虚不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但这种现象却是金融资本发展的必然趋势和金融资本谋求更高收益的必然要求。西方国家一直走在金融化的快车道，金融资本越来越脱离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反而形成了金融大量从实体经济吸血的发展逻辑，出现了金融利润远高于实体利润、实体企业金融化等怪象乱象。 指望引进这样的金融资本来发展中国的经济，希望它们不去掠夺中国实体经济的利润，反而要为中国的实体经济服务，无异于指望黄鼠狼不去吃鸡，是不可能实现的。许多拉丁美洲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开启了金融开放的浪潮后，本国经济发展直到今天不仅没有从中获得好处，反而深受其害。对这些案例加以分析，可以很好说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开放与本国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首先，从历史经验来看，发展中国家通过金融开放引进外资后，本国企业融资并未获得便利，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反而加剧。1964年后，大量美欧银行在拉美国家开设了分支机构，外资控制的金融机构的数量增加和规模扩张并没有给拉美国家本土企业的融资带来更多便利。到1970年，仅美国第一国民城市银行这一家金融机构就在17个拉丁美洲国家开设了110家分行。但是，这些银行事实上只为西方国家在拉丁美洲的跨国企业服务：一方面跨国企业获得了巨额廉价融资，另一方面本土企业因为缺乏资金而死亡，好不容易争取到的贷款利率却往往高达50%。近些年来，拉美的本土企业为了吸引外资金融机构的支持，仍然要以极高的利率来借贷。西方国家开设在拉美、非洲、西亚的金融机构为了获取更高收益，极少为本土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服务，反而会借助经济动荡大肆收购本土企业的廉价优质资产。对于这种区别对待，推动金融开放的经济学家却声称这种不平等是完全公平的：“很显然，世界是不平等的。有人天生聪明，有人天生愚笨。有人生来是运动员，有人生来是残疾。”这完全是无稽之谈。 其次，金融开放无法为发展中国家吸引到大量外资净流入。我国扩大金融开放的一个动机是扩大吸引外资投资的规模，历史上许多积极实施金融开放的发展中国家都有如此设想。20世纪60年代，巴西领导人认为金融开放将促使外国资本涌入巴西，推进其发展，为稳定其经济和金融做出贡献，因此大力推进金融开放。1967年，巴西已经拥有了超过了130家美国银行分行，但如此规模的外资金融机构却并没有吸引到巴西政府预期的外资净流入。原因之一是外资银行更多选择从本地民众手中吸收资金而不是直接从母国投资。在巴西的美国银行每年只投资到巴西几千万美元，但其在巴西吸收的存款额超过12亿美元。一些美国银行公开宣称，他们“最重要的目的是使这些国家的国内存款被成为各银行总行客户的跨国公司所利用”。据统计，美国企业为其在拉丁美洲保持正常生产和发展所需要的资金中，有95.7%来自拉丁美洲而非美国。原因之二在于外资金融机构输送回母国的利润远大于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指出，整个20世纪70年代中，美国金融机构在拉丁美洲的利润汇出部分是新投资的五倍。直到今天，拉美国家仍然面临类似困局，尽管通过超高利率吸引了外资流入，但一旦把新增外国债务增加、外汇储备减少等因素考虑进来，国际资本实际上还是净流出状态，且这种净流出在2000年以后还在直线增加。 由此可见，通过扩大金融开放吸引外资流入，为我国经济服务的构想恐怕难以实现。我国当前面临中小企业融资难等问题，外资控股的金融机构对于解决这些问题不会提供任何帮助。得出这一结论也很正常，毕竟2008年经济危机后，美欧的金融机构在其母国也不愿将资金投入到实体经济，结果是上万亿美元的过剩资金停留在美联储账户。同时还要看到，盲目金融开放的结果，不是吸引大量外资，而是大量本国资金被外资控制。也就是说，不仅未能吸引到外资，还事实上损失了一大笔自有资金。因此，银行保险机构等可以直接吸收中国居民资金的金融机构的对外开放必须慎之又慎，要充分考虑到本土金融机构的资金来源被挤压的风险。田磊 昆仑策研究院
(1)说一个恐怖的事实，这个世界上唯一战胜过犹太资本的，可能只有我们中国！ 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随着苏联的轰然倒塌，犹太资本再也没有了任何顾虑，他们狂妄的向世界宣布，你们全都是待宰的羔羊， 随后以索罗斯为首的华尔街犹太资本集团，挥起了沾满鲜血的镰刀，开始掠夺世界各国的财富。他们所到之处寸草不生，各国经济接连崩溃，从欧洲到南美，从南美到亚洲，数以千亿的财富人间蒸发，他们自诩为上帝的选民，傲然屹立于各国的废墟之上，俯视着各国底层百姓的家破人亡。 在他们猛烈地攻势之下，世界各国丢盔卸甲，英国、俄罗斯、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日本、韩国全都成了待宰的肥羊，大量的国家财富流入了犹太资本的口袋，而这些国家的底层百姓，就只能被迫失业跳楼，以此来抗议命运的不公。正当全世界笼罩在犹太资本的恐怖阴影之下时，一条觉醒的东方巨龙冲破阴霾的天空，给与了犹太资本集团沉重的打击，扭转了整体局势，而这场东方巨龙和犹太资本的世纪之战，也被写入了教科书里，供后人瞻仰！作者枫冷慕诗
(0)相对稳定的金融监管框架已经建立。 金融监管体系的改进通常由危机触发，以防范类似的系统性风险再度爆发。但经济金融生态不断演进，难免产生新的危机，推动金融监管体系进一步改进。这是一个循环演进不断优化的过程。我重点分析中美两国的情況。 美国长期奉行金融自由主义，对加强金融监管很难形成共识。本世纪初，商业银行将高风险次级贷款证券化，而且未做任何风险留存流入金融市场，叠加各种衍生工具加杠杆，最终导致 2008 年金融危机。同时系统性危机也促成共识，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多轮妥协，多德-弗兰克法案得以通过，为保护纳税人和消费者利益，防止金融危机再次发生，建立起监管架构。 中国与美国不同，是以间接金融为主，金融资产集中于商业银行，但长期以来对利率进行管制，对资本市场监管薄弱。2013 年后，银行为了获得高利润，通过各种办法将资产和风险出表，催生出各种类型的“影子银行”，实为“银行的影子”，推出的金融资产主要是“高息刚兑” 产品。房地产价格高企和地方隐性债务扩大有更为深刻的原因，但这些“高息刚兑”产品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2015 年底中央陆续提出经济去杠杆、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金融回归本源为实体经济服务，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危机的底线。在此之后，2018 年资产管理新规正式实施。这是多个监管部门共同拟定的监管框架，解决了以往监管不协调，出现监管套利问题。新规要求银行的资产必须撤出理财资产，银行设立的资产管理部门必须子公司化，同商业银行机构隔离、风险隔离。理财资产必须净值化，不得新发行“高息刚兑”产品。还规定了三年的过渡期，防止在化解风险时产生系统性风险。 今年5 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正式成立，统一负责除证券业之外的金融业监管，由于整合了各监管机构的职能和人员，监管框架的统一性和监管能力都获得了增强。在完善金融监管框架的同时，还扩大了金融业的改革开放，已解除了对商业银行利率的管制，改革股票市场原有的上市审批制度，在加强信息披露的基础上，实行注册制。可以说中国相对稳定的金融监管框架已经建立。——楼继伟
(0)1 本次会议叫做里程碑式的会议，对过去的评价不高、负面；金融不是核心是血脉；2 本次会议最主要的改革就是党管金融体制，组建中央金融委员会；管政策、管人事、管股权，各省成立金融委员会，以后不再保留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及其办事机构，一些重要的岗位不需要留学经历； 3 党管金融的核心理论在于，本质上是党的信用理论，信用债是党的信用，最后是政治局兜底，要防止透支党的信用；4 党管金融的政治性问题，不能出现“华尔街政治”，所以，厅局级以上领导干部配偶等不允许从事私募股权基金投资及从业等； 5 一行两会权威不够，党管干部，管住国有金融机构，关注金融腐败； 6 现在不是降薪的问题，而是追薪，发出去的钱，还要追回来； 7 金融监管总局是超级监管机构，强化机构监管、行为监管、功能监管、穿透式监管、持续监管；兜底式监管，金监总局全覆盖，不再是谁发牌照谁监管了； 8 金融监局下面设计稽查局，和司机机关配合，会参照证监会的稽查队伍设置； 9 中央支持了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可以分离的理论； 10 这次会议以后，明显感觉到处置小银行不良资产等工作加快； 11 不能对标美国金融模式，要有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金融就是服务业，为实体经济服务，为高科技服务，不鼓励把金融业发展作为经济发展的优先地位，地方经济也同样； 不会鼓励金融创新了，很多地方都抹掉了金融科技的概念； 中国不需要太多的金融中心城市，就是上海和香港； 12 金融业发展不能高于实体经济。 13 银行业融资和服务仍然是我国金融资源配置和发展的主要方式； 14 中央地方金融格局大变化，解决地方之间争夺资源、监管能力不够等问题。 地方金融机构将严格审批，业务要严格限制在本地，不许风险外溢，监管更加严格； 15 国有金融机构主导，支持国有大型金融机构做优做强，当好服务实体经济的主力军和维护金融稳定的压舱石，严格中小金融机构准入标准和监管要求；明确国有金融机构是主力军； 16 加快处置小金融机构风险。 政府发债，注资，清理不合格股东，清理不良资产，注入优质资产等； 中小银行改革化险给出了路线图； 17 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稳妥化解存量，严格限制新增；通过展期、借新换旧、置换等方式；中央这次下决心了，要化解地方政府债务； 鼓励卖地方政府卖资产。 不仅是支付债务，而且还要支付隐形债务，工程款、薪资等； 18 把地方融资平台分类管理，高债务的省只能接新还旧，不能新增； 防范道德风险。 19 央行通过紧急贷款对地方政府难以偿还的提供紧急性的流动性支持，但最长期限不得超过两年，仅用于“紧急事项”20 对城投债有要求，地方政府，尤其是县一级，发不债了，需要出具说明；21 继续金融反腐；22 互联网平台金融业务没有明确；没有再提金融科技，现在提的是“科技金融”和“数字金融”；科技金融一词内涵丰富，包括引导和促进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等金融机构及创业投资等各类资本；AI技术发展、监管政策完善、业务转型、资本市场促进，我国金融科技应该有新发展；债市信评
(1)韩国政府与外资在危机中的博弈。随着当时韩国第二大财阀大宇集团在1999年宣告破产以及韩国金融机构在转向前瞻性资产分类原则后流动性状况的急剧恶化，韩国政府开启了第二阶段重整，以化解经济中的系统性风险。 在第二轮重整中，韩国政府持续为银行等金融机构注入公共资金共计约50万亿韩元，使这些金融机构得以满足国际清算银行要求的最低资本充足率规定。据统计，截止2001年共计有151万亿韩元财政资金被用于金融重整。韩国政府还要求不满足监管要求的韩国金融机构提交破产重整计划，并通过设立金融控股公司等方式加快金融机构的重组整合。 KAMCO也加大了不良资产收购处置力度，例如从信托等众多非银金融机构手中收购破产的大宇集团债券以稳定非银行金融机构市场，尽管这类政策性收购成本较大，但KAMCO仍取得了可观的成绩。据统计，KAMCO到2002年共计收购了105万亿韩元的不良资产，平均收购价格为帐面价值的37%，整体资金回收率约为72%，KAMCO还通过处置获得了近4万亿韩元的收益。 韩国政府的另一项重要举措是对前期被注资国有化的银行等金融机构的重新私有化，一方面可以借助有实力的私营股东投资者完善银行的公司治理，另一方面可以实现注入财政资金的退出，并且政府也希望减少对金融市场的干预，让其逐步恢复乃至加强自身调节能力。 韩国政府这时已按照IMF要求完全放开了对银行等金融行的投资限制，允许外资控股银行，使金融机构可以借助外部社会资本充实资本金和提升自身管理风控水平，重塑国内外对韩国金融市场的信心。由此韩国在第二轮重整中开始加快出售重整金融机构和引入战略投资者的工作，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将韩国第一银行出售给美国私募投资基金新桥投资（Newbridge Capital）和韩亚银行反向吸收兼并首尔银行（当时称为“汉城银行“）这两个项目。 韩国第一银行出售是纳入哈佛商学院案例的著名收购案，也是当时韩国最大的外资收购案。韩国第一银行曾是韩国最大的商业银行，受累于主要债务人大宇集团而陷入经营危机，由此被KDIC注资收归国有和重整。在其他投资人均不看好韩国银行业的情况下，新桥投资成功竞得该银行51%的股权，并在最终成功将其扭亏为盈后于2005年出售给了渣打银行。正如外资参与重整日本银行时的状况（详见《死与新生：外资如何买下日本》），韩国政府对外出售韩国第一银行时也一度面临来自韩国国内方面的巨大压力。韩国第一银行存在大量的不良资产，这直接影响到对银行的交易定价和日后股东的收益，因此如何处理不良资产成为了交易双方和朝野内外的焦点问题。 为此韩国政府和新桥投资一起设计出了一个双赢的交易方案：政府通过KAMCO以政府票据收购银行的不良资产，对于银行剩余正常资产整体作价为高于市场价值的账面价值约97%。双方约定在新桥投资后的两到三年内如出现不良贷款，银行将对其进行减值定价，而政府有权选择是为不良贷款补充准备金还是按照账面价值加利息买入，同时政府也将为这部分贷款进行担保。这样不管约定时间里剩余贷款价值是上升还是减少政府和银行的权益都有了保证，而双方预期认为两到三年后韩国经济将会回暖，不良资产价值将再次回升。同时新桥入股后政府仍持股银行49%并且拥有单方面增加5%权益的认股权证，待日后银行价值升值可以行权获益。这种设计保护了出售和投资双方的利益，成为双方达成一致的关键，也为日后的相关交易起到了示范作用。 公共资金的回收是公众舆论和政治层面的焦点问题，从韩国政府统计数据来看，韩国政府用于救助和投资韩国第一银行的资金共计17.6万亿韩元，而收回的资金共计12.64万亿韩元，约70%的回收率和其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整体公共财政资金的回收率大致相同。重整后的韩国第一银行开创了韩国的住房零售按揭贷款业务，建立了让渣打银行也为之称道的风控体系，带来了股东收益的显著提升，成为了韩国银行业务复兴的代表。 重整银行的出售一度是充满争议的事项，韩国外换银行出售案就几乎引发了一场政治经济风波。 韩国外换银行曾是韩国最大的外汇业务银行，亚洲金融危机中受主要客户海力士和现代集团的经营危机拖累下资本金迅速流失，德国商业银行、韩国央行和韩国进出口银行等机构对其进行了注资，但并没能扭转其经营下滑、资本金持续流失的情况，到2003年又再次面临探底最低资本充足率的境地。 面对这样的状况此时的外资方德国商业银行已明确不愿新增投资，由于德国商业银行前期投资中要求韩国政府承诺不得减资，韩国政府一直未能收回国有银行对韩国外换银行的投资，并且当时存量公共资金已有它用也无法新增注资，留在韩国政府面前的只有寻找新的战略投资者一条路。 韩国政府于2003年向国内外投资者紧急寻求出售韩国外换银行，结果美国私募投资机构孤星基金（Lone Star）获得了这个机会，通过增资同时购买德国商业银行和韩国进出口银行老股份的方式收购了韩国外换银行。在出售过程中韩国政府既没有如其他出售中那样进行竞标也没有进行专门的审计，这些程序上的缺失日后成为了被攻击的证据。 韩国外换银行出售案在2006年受到了韩国国会的调查，国会调查认为政府有关部门贱卖韩国外换银行给不合格的外国投资者，韩国外换银行存在配合外资夸大困境并且违规操纵旗下信用卡公司股价的情况，调查还指控政府部门在对现代汽车子公司的重组中违规取消了韩国外换银行的贷款以及现代汽车董事长郑梦九存在对有关官员贿赂的问题。 韩国政府更进一步提起了司法指控，结果导致孤星基金时任韩国首席执行官被法庭判决入狱三年、韩国的国有发展银行和KAMCO的领导层被判收受现代集团子公司贿赂罪名成立，曾主导出售谈判的财政经济部官员也因此案牵连一度被捕入狱。 韩国外换银行出售案对韩国政府公信力造成了较大负面影响，幸而当时韩国已经走出了亚洲金融危机的漩涡，但也正因为大环境的变化使得这类前期出售案会成为政治斗争工具，而不再是作为优先和必要的事项。 出售案政治化后政府对孤星基金提起了仲裁诉讼，政府监管机构认为孤星基金不是合格投资者，对其退出韩国外换银行的审批进行阻挠，导致孤星基金先后两次谋求退出韩国外换银行的努力均告失败，直到2012年孤星基金才将韩国外换银行转手给韩亚金融集团并取得了两倍多的不俗收入。 孤星基金在同年以韩国政府干预出售带来“损失”为由提起了国际仲裁，对韩国政府索赔数十亿美元。到2022年仲裁庭终于宣判韩国政府应赔偿孤星基金2亿美元，但最近孤星基金又以赔偿金额太少为由主动撤销了仲裁。韩国外换银行则于2015年和韩亚金融集团下属的韩亚银行合并，新成立的KEB韩亚银行成为了韩国资产规模最大的银行。（撰文 | 高骏。谨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0)   1  
共1条信息 |
手机扫描二维码访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