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5日在京开幕，吸引全球关注的目光。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过去一年，中国经济总体回升向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26万亿元，增长5.2%，增速居世界主要经济体前列。
中国经济的腾飞是有目共睹的，但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中国当前经济处于极度内卷状态。而G7等发达国家的外向型（外循环）经济很好地避免了内卷，反观中国以内销（内循环）为主，内部同质化竞争激烈，难免陷入价格战和消耗战。首先，若以出口导向为主，则所有商品都需要经过质检、商检、卫检和海关等一系列的标准严格检验，加上外国消费者的感受，促使产品质量有了切实的保障。而内销产品因缺乏上述监管与监督机制，以至产能过剩，产品档次不高，以次充好，在国际上叫的响的中国品牌不多。其次，由于内部竞相竞争压低价格，故毛利很低、很薄，以致中国民众始终处于贫穷状态，看似勤劳但并不富裕......
总之，面对多重困难以及挑战交织叠加，中国经济成绩来之不易、可圈可点。中国经济回升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与此同时，中国应转变观念，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发展外循环经济，内外联动结合，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持续为自身发展、地区繁荣以及全球经济复苏贡献力量。对此，您怎么看呢？“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有一份光，发一份热。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尽自己的一份力、发出自己的一点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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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资本运动主要靠利润的吸引，如同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利润主要由两大因素决定，一个是制造成本，一个是市场需求。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两方面都有优势，因此占据世界工厂地位的时间也比较长，到现在已经二十年有余（跟日本当年差不多）。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入成熟阶段，劳动力和资源成本也大幅上升，低成本优势渐行渐远。在其中，土地要素价格的不断上涨，构成了催升制造业成本的主要力量，同时人力成本也在上升。 要素成本上升是必然的，是每一个“被追赶经济体”的宿命（辜朝明）。但是自2015年来，中国“直升机撒钱”式的货币政策，加快了要素成本的上升。一是给拆迁户撒钱，PSL作为放水工具的棚改货币化，成为引爆2015—2016新一轮房价暴涨周期的诱因。一是给贫困户撒钱，扶贫攻坚战，快速提高了低收入人群的人力成本。所以不要说中国没大规模给老百姓发过钱，的确是发了，并产生了积极的后果，经济继续稳定增长，首次在中国消除了绝对贫困。当然也有要素成本变高的副作用。这两次直接给个人“发钱”的经历让决策层对宽松的货币政策更加审慎，尽量的保持战略定力，以将房价和通胀控制在可控的范围之内。与此同时，双碳战略的承诺和实施，碳治理与环保风暴也增加了制造业的成本。中国总成本曲线的上移，降低了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成本的提高，让产业链本身就有类似美国、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当年那样进行转移的内生冲动，再加上旷日持久且不见缓和的中美贸易摩擦，更加助催了这一趋势。趋势短期内是不可逆转的。赵建
(0)企业出海和资金出海，是中国未来四大赛道之一。 今年有些人喊出“不出海就出局”的口号，企业/产业出海，有两个核心动因： 一是中国经济正在告别高增长，增量时代逐步转化为存量时代，内卷压力越来越大。 如今，中国企业面临一次前所未有的出海机遇和挑战。中国为世界提供了30%的产能，但只贡献了14%的消费。在国内需求不足和外贸条件紧缩的情况下，大量的产能需要出海。对于中国企业来说，产业出海相当于在无人区里探索，当然也可借鉴日本企业的出海经验。 日本企业的出海经验非常成熟和成功。他们具有相当强的出海意识，每当国内经济遇到风险时，他们都选择出海，向新兴国家转移过剩产能，同时进入欧美市场“与狼共舞”。这也促使日本产业结构在过去70多年的时间里持续转型升级。在大衰退期间，日本企业遭遇国内总需求下降，他们又一次成功地将大量的产业转移到亚洲新兴国家。 如今，日本大型制造业企业基本上是跨国公司，日本上市公司40%营收来自海外市场，市值前十大上市公司80%营收来自海外市场。他们的全球化产业链整合能力极强，善于整合欧美技术、日本资本、中国及新兴国家的廉价劳动力和土地资源；同时实现全球化、多币种风险对冲。 通常，大型企业最先感受到一个经济体增长和非经济因素的天花板，他们率先求变，向海外市场拓展空间，把产能转移到新兴经济体，寻求成熟经济体予以对冲。美的等大型制造企业是最早出海的一批企业，他们早在2008年前后就开始在新兴国家投资。近些年，大型企业出海的动力越来越强，从制造业逐步扩大到零售业、软件及互联网产业。比如，跨境电商火爆，助力很多中小企业出海。还有一些软件、游戏和互联网公司正在快速占领新兴市场、欧美市场。文 | 清和 智本社社长
(1)3个错误导致无法创新。关于创新，分析了上面的重要观点。 再简单直白的说“几个阻碍企业创新的因素”，这也是我经历过一些企业后，发现的共性问题。因为，如果只是了解创新的重要性，不知道是什么思维和行为习惯阻碍了创新，可能开展工作就没有实质意义。 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企业想要追求创新，却无法真正实现创新的想法呢？ 1、金科玉律的惯性。 因为人和组织天生就有下面这些惯性，导致拒绝创新： 我们长久形成了某种固定的习惯 ，导致这种过去的习惯被我们当成了“现实”或者“金科玉律”。 比如，公司慢慢发展壮大，自然会在内部形成一定的金科玉律， “我们是一家专注XX领域的公司”、“自己生产产品而不是外包”、“本公司不允许不坐班”、“你不懂，我们公司一直以来就这样，这是我们20年来生存的保证！” 这些金科玉律往往是公司的创始人定下来的，当初的存在一定有合理性。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逐渐忘记了这些金科玉律存在的假设前提。导致某一天这些金科玉律“存在的前提”已经消失，人们还是会拿这些已经失去了存在意义的规则来封杀创新。 2、过度追求可预见性。 企业压制创新的另一种方法就是对“可预见性”的追求。 对“可预见性”的追求几乎是所有人的天性，当听到一个陌生的想法、某种陌生的工作流程，或者仅仅是见到了一种陌生的产品，大部分人内心天然就是拒绝的。 他们一定要求详尽的数据分析，一定要求做别人已经做过的事情，一定要至少找一个“标杆企业”做成了才能去做，这些追求有时候并没有降低项目风险，它真正降低的其实是“陌生感”，它带来的并不是“效益提升”，而是“心理安慰”。 3、只想减少错误。 严格的控制以减少出错：不论是控制每一个生产流程还是控制员工的KPI，是很多企业得以成功的保证。 多年来，无数管理咨询公司正是因为向企业兜售“严格控制”的方法来确保自己的业务。 不论是强调精益管理，还是推销六个西格玛理论（把错误率控制在百分之几的水平），本质都是在通过“严格控制以减少差错”来提升效益。 笃信“严格控制论”的公司认为成功就是“把错误减少到最小”。 但是实际上并不是，因为公司或者个人的成功其实依赖两方面的因素： 成功＝减少损失＋增加好处。 是的，想办法“减少一切的错误”并不让一个公司持续成功，一个公司的成功还取决增加“好”的方面—比如不断地创新。 单纯地“减少损失”并不足够。就像你把自己所有的病都治好了，也不代表你变健康了，你只是变的“没有病”而已。而要想变健康，还要“增加好事”—比如健身、游泳、规律作息等。 有些公司的管理团队就是这样。他们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了“遵守内部规定”上，而不是“寻求新的发现”。 他们大量的精力用在了遵守既定的模型上，因为这样至少可以按照要求“交活”。 这样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坏事”，但是同样也“减少了好事”——杀死了创新。——包思成
(0)最根本的财富密码，就是：每个人身上都携带着整个宇宙的一切，只需要平等相待，只要有“爱”（整体观念），每个人本身就是巨大的财富；而且，在这种相互承认和给予中，一切财富都是流动的。这种流动不居，会带来人的自由和富足感。一旦世界不再流动，再多的资源，也会导致内耗、贫困和荒芜。
(1)消费品过剩阶段（20世纪90年代）。 （一）产能过剩的背景。 改革开放后，计划经济时代被长期压抑的消费需求得到释放，消费品需求迅猛扩张，相关制造业项目大量形成，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固定资产增速维持在近20%的高位。由于政企不分与市场体系不健全等原因，“大而全、小而全”和盲目重复建设现象较为普遍，各地产业结构日趋相似、工业产品结构日趋相似、支柱产业选择雷同，企业规模小而分散，难以取得规模经济效益。[5，6]在20世纪80年代，自行车、铝型材加工等行业已出现产能过剩苗头。[7，8] 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进一步加剧了产能过剩问题。国内方面，为应对通货膨胀，政府执行财政与货币“双紧”政策，国内需求受到影响。国际方面，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东南亚国家对中国商品需求减少，国内出口增速大幅回落（表2）。 （二）产能过剩的表现。 20世纪90年代，产能过剩问题主要集中于消费品领域。例如，彩色电视机年生产能力达2000万台，年产销量在1000万台左右，生产能力仅发挥50%；电冰箱生产能力利用率仅为50%；棉纺有三分之一生产能力闲置。[9]平板玻璃则经历了“从短缺到过剩”的过程，在1995年下半年逐步形成了供过于求的局面。[10] 生产能力过剩导致企业库存增加，财务状况恶化，政府财政压力增大。一是企业库存增加。1998年底，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产成品库存达到6093亿元，约占同期流动资产的13.6%。[11]二是企业经营业绩下滑。1994年，在39个工业行业大类中，发生全行业亏损的只有煤炭、食品和纺织等13个行业，亏损总额只有58.58亿元，到1997年则增加至25个行业，亏损总额增加至258.86亿元。[11]三是财政压力加大。银行坏账率明显升高，出现了严重的三角债问题。 （三）产能过剩治理举措。 面对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的形势，政府实行了一系列应对政策。一是扩大国内需求。政府实施赤字财政政策，1998—2000年中央政府共发行36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用于扩大铁路、高速公路、水利等一系列基建投资，以增加国内需求。二是推进国有企业改革。1997年9月召开的十五届一中全会提出，“用三年左右的时间，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标志着国企改革进入三年攻坚阶段。1999年出台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继续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在三年国企改革攻坚阶段，全国共批准下达企业兼并破产项目1718个，6499户重点脱困企业中，有29.49%的企业通过实施破产关闭脱困。[11]三是治理重复建设问题。首先，以纺织业作为突破口，淘汰落后产能。到1999年淘汰落后棉纺锭生产批次908万锭，分流安置下岗工人116万人，实现利润9.5亿元。[11]其次，在纺织业取得经验后，迅速推进至煤炭等行业。例如，1998年开始实施“关井压产”政策，到2000年末全国煤炭产量控制在9.5亿吨以内，较1997年压缩4.2亿吨。[11]最后，推动企业兼并破产工作，建立企业退出机制。1998年以来，全国共计批准下达企业兼并破产项目1718个，一批长期亏损、资不抵债、扭亏无望的企业和资源枯竭的矿山退出了市场。① （四）产能过剩治理效果。 经过一系列改革，产能过剩状况有所好转，企业效益明显改善。到2000年底，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较1997年减少70%左右①，重点监测的14个主要行业有12个实现了整体扭亏或者继续增盈，煤炭与军工两个行业的亏损额也大幅减少；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实现利润2392亿元，相当于1997年的2.9倍。[11] ①参见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站报道《国有企业改革与脱困三年目标基本实现》，2021-01-09。 梁泳梅，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学人》编辑部副主任、副研究员
(1)中国，作为全球经济的一大巨头，其庞大的财富和资源一直备受世界瞩目。然而，在全球化和市场自由化的背景下，中国的财富却饱受国际资本的觊觎。让我们一同揭开这场关于中国财富流失的争议，深入了解谁在掠夺中国老百姓辛辛苦苦赚来的钱。国际贸易的双刃剑。 中国是全球制造业的中心，出口商品占据世界市场的一大份额，形成了可观的货物贸易顺差。然而，这并非一帆风顺。中国的对外投资逆差却呈现出逆势增长，暗示着部分财富正被海外企业所侵夺。更令人担忧的是，一些国际企业通过技术转移等手段，将中国的知识产权带到海外，削弱了中国在科技领域的实力和竞争力。未来财智谷
(0)内卷”式的竞争。变局时代。这种心态上的转变是大环境的变迁传递到个体身上的切身感受。每当变局时代，青年总是最敏锐的感受者。如果说潘晓来信体现的是从计划经济突然抛入自由市场的迷失，那么今天又值新一轮变局，它打破的正是市场化转型以来所逐渐固定下来的社会利益格局与个人发展想象。从2015年开始，我们每隔几年就会看到一些新的描述年轻人的负面词语进入汉语：2016年“丧”，2018年“佛系”，2020年“内卷”“985废物”，2021年“躺平”，2022年“小镇做题家”……它们的出现恰好对应“90后”“00后”进入社会的时间，也与一系列深刻的时代变革同步。国内，中国告别了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转向重视发展质量与优化产业结构；在“新常态”下，许多行业增速放缓，以往年轻人通过创业或加入高速扩张期的企业来实现阶层跃迁的机会不断减少。国际上，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产业链重组，以2016年特朗普上台、英国脱欧为标志，逆全球化的浪潮已经到来。尤其是美国为了遏制中国发展，在经贸、科技等领域推动对华“脱钩”，寻求供应链“去中国化”，使得中国不得不寻找新的全球贸易空间。此外，新技术也改变着行业形态，工厂流水线上的产业机器人与内容行业中的AIGC（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正在不断压低体力和脑力劳动的人工成本，抢夺着青年人原有的就业市场。 在国际、国内、技术的三重变局之下，既定的发展模式已经不可持续，新一代青年的人生道路也不再有迹可循。改革开放以来，“考好大学改变命运”已经成为社会共识，再加上90年代以来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拥抱外向型经济，在国内已经形成了一种固定的学业和就业模式，也成为年轻人在成长过程中的思维定式。然而近年来，许多985大学的毕业生们发现即使考上好大学，也可能找不到理想的工作，变成“985废物”。过去十几年里，互联网“大厂”一直是年轻人实现阶层跃升的重要通道，最近也不再大门敞开，纷纷开始“人员优化”。在经济降温的大势下，不仅互联网行业的扩张期结束了，其他许多传统上备受青睐的高收入行业如房地产、金融、法律、生物医药，都在经历这个过程。年轻人曾经看着自己的师兄师姐通过在这些行业里打拼，在大城市买了房子，成家立业，如今自己却备受挫折。 总之，在新的发展阶段下，以往的发展预期难以兑现，这是今天青年群体处境的一个大背景。在上一波全球化浪潮中，我国的高速发展使得“70后”“80后”一代享受了很多时代红利。只要蛋糕持续做大、改革的增量红利不断释放，个人就会有获得感、有进取心。而当经济运行从扩张期进入收缩期，市场体制的风险性与残酷性逐渐显露出来，青年人发展探索的需求就会逐渐让位于安全稳定的需求，这也是近年来出现考研热、考公热、选调热这些求稳的择业倾向的原因。作为一种延缓就业的方式，我国考研的规模不断膨胀，2022年北京市硕、博毕业生人数已经超过了本科生。而那些进修完研究生仍找不到理想工作的年轻人，则自嘲“学历不但是敲门砖，也是我下不来的高台，更是孔乙己脱不下的长衫”。而当个体层面机会的匮乏与国家发展的宏大叙事相对比时，二者的脱节更加深了他们的无力感。修远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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