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多年前，无数先辈披荆斩棘、前赴后继，开辟丝绸之路，开创了中国对外交往的新时代。这是一条物质文明交流传播之路，各国高层相互馈赠、民间商贸交往频仍，众多物质文明成果成为全人类共同的财富。中国的丝绸、瓷器和茶叶等经此传入欧亚非各国，阿拉伯的香料和玻璃、印度的蔗糖和扁豆等经此传入中国。这也是一条精神文明交流融合之路，跨越时空，弥合沟壑，中西方不同文明得到融通。基督宗教、祆教、摩尼教等在隋唐时期，伊斯兰教随后在唐朝中期进入中国。在东汉初年，佛教就已传入中国。到唐朝，高僧玄奘受命西行，赴印度学习佛经。到了现代，世界联成一体，经济全球化要求各国、各民族文化的发展将在矛盾、冲突和互相影响、借鉴融通中发展。因此，中西方文化只有相互融通,才能适应社会转型的需要，那么该如何融通，互鉴互学呢？欢迎踊跃发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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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放大冬奥效应，为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贡献力量。新年伊始，“北京2022冰墩墩兔年特别版”发售即被抢购一空，“一墩难求”的场景将人们的记忆拉回冬奥盛会。一年前的“鸟巢”，91个国家和地区的近3000名运动员相聚五环旗下，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作为新冠疫情发生以来首次如期举办的全球综合性体育盛会，北京冬奥会是对“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奥林匹克新格言的成功实践。这一载入史册的盛会，赢得了“树立奥运新标杆”的国际赞誉。 在北京冬奥会诞生的众多新纪录中，有一项由全世界共同创造。国际奥委会2022年10月发布的《北京冬奥会市场营销报告》显示，全球共有20.1亿人通过广播电视和数字平台观看了北京冬奥会。巴赫盛赞：“北京冬奥会是有史以来数字化参与程度最高的一届冬奥会。” 透过冬奥这扇窗，世界感知到新时代中国阳光、富强、开放、充满希望的国家形象。在国际奥委会的调研中，受访的参赛运动员对北京冬奥会大加赞赏，对赛事采取的防疫措施感到满意。国际体育记者协会日前公布2022年度最佳体育赛事媒体设施，北京冬奥会位列综合性赛事头名。 从冬奥筹办到举办，“绿色、共享、开放、廉洁”的办奥理念贯穿始终。冬夏场馆创造性双向转换、碳排放趋近于零的人工冰面、“张北的风点亮北京的灯”……中国经验、中国智慧蕴藏其中，让国际社会看到“中国用绿色描绘未来的创新力和行动力”。 国际奥委会北京冬奥会协调委员会主席小萨马兰奇由衷赞叹：“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在推动冰雪运动发展、场馆赛后利用、碳中和及水资源等可持续利用方面取得了巨大成效，因疫情影响所创造的远程协作等方式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经验。” 冬奥会的正向影响，从赛时延伸到赛后，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薪火相传的奥林匹克精神和理念，又一次在中华大地广泛传播。目前全国已认定835所奥林匹克教育示范学校。按照“双奥”特点改造的北京奥运博物馆，计划于今年6月23日奥林匹克日向社会开放。 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屡屡上演“美美与共”的佳话。北京冬奥会及冬残奥会共开发5000余款特许商品，吉祥物“冰墩墩”火遍全球。在非洲，通过以北京冬奥会为主题的动画片，不少孩子们知道了“雪是什么样子”。 漫步在“鸟巢”，一面复刻了冬奥会雪花火炬台的展示墙，引发中外游客驻足观赏。借助冬奥这条纽带，中国与世界双向奔赴，体育对外交往日趋频繁，“朋友圈”“伙伴群”越扩越大。 一曲冬奥乐章，奏响和平、友谊、进步的主旋律。面对各种紧迫全球性挑战，加强团结合作，共同坐上新时代的“诺亚方舟”，人类才会有更加美好的明天。透过北京冬奥会的精彩叙事，历史镌刻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世界对中国道路有了更深的认识。一起向未来！中国向世界发出的时代强音，久久回响。（记者孙龙飞 郑轶 季芳 李洋）
(1)琵琶比吉他差吗？二胡比提琴差吗？唢呐比小号差吗？ 中、西文化的发展方向本就不同，两条平行线何来差距一说？ 维也纳音乐会对标的应该是中央民族音乐会，跟央视综艺有什么关系？ 维也纳音乐会普通人不会欣赏啊，春晚在努力让各种人群都喜欢，但很难
(0)传教士开启的中西文化交流从“双向”到“单向”。 有很多学人都痛惜、谴责清代的闭关锁国，以“天朝上国”故步自封，却都忽略了导致清初中西方文化交流突然中断的直接原因是教皇克勉十一世发布传教禁令。有的人注意到了“传教禁令”，却只讲罗马教廷反对中国教区偶像崇拜，不讲或故意回避罗马教廷不允许传教士向中国传授科学知识。 1704年，教皇克勉十一世对中国传教团工作十分不满，认为他们在中国传播“日心说”等科学知识违反了宗教裁判所禁令，在中国教区未禁止偶像崇拜违反教规，发布传教禁令禁止传教士在中国传授科学知识，禁止中国信徒祭拜孔子、祭拜祖宗。康熙帝初闻教皇禁令，竟然不敢置信，亲派使臣到罗马问询是否真有此等禁令。没想到教皇竟扣留使臣多年，康熙龙颜大怒，于1718年颁诏禁教，断绝了与罗马教廷的联系。 罗马教廷严禁传教士向中国传播西方科技文化，使中西方文化交流从“双向”变成了“单向”。清廷只是禁止了教士在中国传教，并没有阻止中国科技文化向西方传播。顺治帝时代，传教士们就已经出入于大清宫廷，汤若望还一度成为康熙帝的老师，教授康熙帝算术、几何、天文学等西方科技知识，官居一品。康熙年间编撰完成的10000卷《古今图书集成》、乾隆年间编撰《四库全书》，都有传教士们参与，有37种传教士独著、协著的书籍收录进《四库全书》。传教士们也及时将《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这些宝贵典籍带回欧洲，成为近代西方学者的思想源泉。 明末清初大批传教士蜂拥而至，从一开始就不是为文化交流而来，他们都带有非传教使命，这种使命来自教廷，也来自各国国王、贵族、大学、研究机构，与西班牙国王资助哥伦布开辟新航线而发现新大陆别无二致。和当年的十字军东征、美洲殖民、非洲殖民和印度东南亚殖民没有什么不同。只不过是他们遇到了完全不同于非洲、美洲和印度的征服对象。他们垂涎于中国的丰富物产，有远见的教廷、国王、贵族和大学教授们更看重中国的灿烂文化和丰硕的科技成就。同时也看到了中国学术的基础性和方向、方法上的错误，明白中国学术一旦找到了正确方法，西方人将无法追赶，殖民中国更是做梦，所以向中国封锁西方科技进步成为所有传教团体的共识。当初利玛窦在澳门滞留多年无法进入中国内地。进入内地滞留南方16年才被允许前往北京觐见皇帝。为了消除中国人对他的戒心，他把自己打扮成中国儒生，采取“合儒”策略，用西方知识取悦朝廷要员，给徐光启讲授几何学、天文学。他的策略是正确的，好学的徐光启们很快就被他征服。为了学习新知，很多高阶文官不惜屈尊皈依天主教。但是当这些中国文人试图通过他传播西方科技学术时，他又极不情愿。在徐光启的一再要求下，他才同意共同翻译《几何原本》，但翻译完前六卷后，他就不再配合，直到250年后的1852年才由清代数学家李善兰完成了后九卷的翻译。利玛窦与李之藻共同绘制《坤舆万国全图》，得以接触中国大量的地理测绘资料，包括郑和船队欧、亚、非广大地区的测绘资料，从而也使《坤图》成为当时世界上最精确的世界地图。1611年，司天监周子愚上书奏请耶稣会士龙华民、熊三拔协助修改历法获准，但当时在华传教士只有粗浅的天文知识，并不具备制订历法方面的能力，遂派金尼阁去罗马向教皇求助。但此时教皇正在为伽利略传播“日心说”而恼火，经过宗教裁判所判令伽利略禁言，哪有最新的天文学资料给金尼阁？所以当他向伽利略索要日、月、地运转观测资料时，被伽利略断然拒绝：“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传播到中国！” 明末清初，传教士将数万种中国文化典籍运回西方，梵蒂冈图书馆馆藏1.2万册、大英博物馆馆藏2万多册，法国国家图书馆、德国国家图书馆也有很多中国古代典籍收藏，大多是明清之际传教士运回。这批海量典籍在西欧掀起了中国研究热。自16世纪利玛窦用拉丁文翻译朱熹注《四书》之后，“中国热”随之兴起，“中国学”也正式成为欧洲的显学。到17世纪末叶已有数十种中国经典译本在欧洲流行，如《论语》、《大学》(以《中国的智慧》为名)、《中庸》(以《中国政治道德学》为名)、《孟子》等四书，以及《诗经》、《书经》、《易经》、《礼记》、《春秋》等五经，还有《乐经》、《孝经》、《幼学》和朱熹的著作，均被翻译成西方多种文字在西方发行。此外，欧洲学者研究中国文化和哲学的著作也不断涌现，如《中国通史》、《孔子道德论》、《中国人的政府和道德观念》、《中国哲学》等，其影响甚至超过中国经典本身，成为17、18世纪欧洲法国启蒙运动的思想源泉，为欧洲近代文明的爆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司民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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