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所谓，无规矩不成方圆。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你认为有必要制定各行各业的统一“游戏”规则吗？包括工业、农业、食品安全、医药等等一系列标准。例如，不同国家对于食品安全进出口有不同的标准，这样便给不法分子有了可乘之机，严重危害低标准国家国民身体健康安全。对于这个话题，你有什么看法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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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治理，是国家与法权学说中一个非常久远的研究命题。它要探讨的基本问题，是国家权力的运行如何能够保障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长久稳定和持续发展的科学手段问题。其中的核心问题，是要建立一种国家治理的基本制度，保障国家权力机关的设立和运作，既能够保持国富民强，也能够保障社会的和谐。在我们讨论确保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这个严肃的话题的时候，不仅要考虑到比如提高司法机关的财政权和人事权的管理级别这样一些具体的制度建设问题，更重要的，还要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整体地讨论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的宪法基础问题。我国是一个崇尚法治的国家，我们需要依法治国，建立稳定的宪法秩序。在这种体制下，我国要解决的国家治理问题和很多国家都是一样的，比如，我们也必须把“权力装进制度的笼子里”，而做到这一点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因此，独立的司法体制建设是我们必须从顶层解决的制度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够树立法治的根本威信，根绝法律虚无主义的损害。（转载：孙宪忠《从“国家治理”角度理解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
(0)繁忙的十字路口，匆匆行驶的车辆在这里交汇，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大家都通常会争先恐后，互不相让。结果可想而知。但驾车人如果彼此谦让过度，你叫我先行，我要你先走，也会出现交通不通畅的乱象。所以，人们想出了安装红绿信号灯的办法，保持一个有序的交通状况。然而，总有人并不愿意自觉遵守交通规则，于是，就有了相应的处罚规定，来强制这些人按照规则来行驶。 十字路口现象，具有深刻的社会蕴涵，值得我们深思一番: 首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当形成一种正常的秩序。中国社会关系建设的曲折，都表现为秩序的受损。兵荒马乱之中，遑论进步;尔虞我诈之内，何谈发展;贪赃枉法，更埋伏着颠覆国家的祸种。强调“稳定压倒一切”，其根本的意义所在，就是人们的幸福来自于社会秩序的维护。只要社会秩序失去了，其余一切也就无从谈起。 其次，社会规范的执行，不能完全依赖人们的自觉。规范本身，其实是不规范的反面，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有规范，必然就有不规范现象的存在。因此，要使得规范压倒不规范，就需要给规范以强力的支撑，这便是对不规范的处罚。没有处罚作为后盾的规范，等于没有尖牙利爪的老虎。只有不规范得以制裁，规范才得以付诸实施。如果不规范行径的出现并不会引起让人恐惧的后果，反而因此获得或大或小的利益，规范也就丧失了力量。凡是具有现实意义的规范，就必然意味着强制。 再次，规范并非仅是抑制恶的，还是规范善的。特别值得深思的是，各种交通规则，并不只是遏制人们的自私而确立的，还是针对人们的善良而言的。不然，也难以有秩序的出现。绿灯亮时，你必须通行，你不能停着不动，让人家先走一步。如果这样，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也是对规则的违反，是对秩序的破坏。 由此，可以扩展开来做一番普遍意义上的思考。通常人们都以为，各种规范都具有抑恶的作用。国家之所以要确立规矩，原因是总有人会侵犯和亵渎规矩所维护的善。对善的本身是不可加以规制的，甚至连睿智的哲学家也这样认为。而事实并非如此，善本身也是一种极为复杂的社会关系，同样需要规范，方能形成有利于增进人们福利的社会秩序。关于这点，马克思曾经指出过:“一切规模较大的直接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并执行生产总体的运动——不同于这一总体的独立器官的运动——所产生的各种一般职能。一个单独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挥自己，一个乐队就需要一个乐队指挥。”恩格斯也说过:“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他们所说的“一般职能”、“社会职能”，都包含有对善的行为的规范的意思。善的关系一旦失范，便走到了自己的对立面，异化成为恶的存在。故而，孟德斯鸠认为的“法律的制定是为了惩罚人类的凶恶悖谬”，极为片面。 社会既复杂又简单，只要将其还原成为一个简单的“十字路口”状况，就不难明白其中很多道理了。社会治理，其实就是对“十字路口”的管理而已。（转载：尔心贵正《规制的对象不仅仅是恶》）
(0)我们现在正面临席卷全球的区域一体化浪潮，这一浪潮不仅影响未来经济格局，而且，蕴含着国际经贸规则的重构。当前，美国主导并推动两个谈判，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此外，在新的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中，最大的区别就是不限于边境措施。我们要适应全球新的贸易规则的演变，既要增强国际竞争力，又要加快改革的步伐。我们仅仅在边境措施或者涉外经济体制改革是不够的，需要在其他体制上进一步深化改革，才可能适应国际竞争新环境。面对区域一体化浪潮，我国也必须加快推动各式各样的经济贸易合作。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是在新的国际背景下，我们开展国际经济合作的战略构想。如今，中国已经从当年的一个经贸小国变成一个经贸大国。大国有新的要求、新的诉求，应该有一个更宽的战略空间。这就需要我们参与到全球的治理体系中，在全球规则制定中要体现我们的利益。
(0)我们不清楚人类最早的祖先究竟是如何在狂风暴雨、恶兽环伺的境遇中求得生存的,可无论如何,他们为这个星球延续了一脉自诩为“会思考的动物”。早在几千年以前,会思考的人就已经仰望苍穹追问自身为何物、从哪里来、往何处去、为什么而活着,又如何才能幸福地活着……一声声追根究底、难解的发问,不必也不可能探寻始作俑者是谁,只需承认它们极具穿透力,亘古不衰,直至当今每一个稍稍成熟的生命都会在不经意的什么时候与之共鸣。而人类历史之绝大部分,都是人在这样那样发问的同时努力创设、变更、革除、再造制度的过程。各个地区、各个族群的人在不同时期把其对人类幸福的不同定义,渗入到制度的建构、存废之中。不仅如此,制度一旦形成,人的行为样式就会受到制度的整型,制度的整型功能甚至会延伸到人的心理、意识、观念等精神领域,以至于制度的转型不但是规则之重构,更是人的精神之再塑。这就是人与制度之间生生不息、永久流动的对话。反省历史,人类至今都无法根除饥饿、贫穷、犯罪、仇杀、种族歧视与灭绝、极权主义、战争,也许这一切都与人性并不光辉的一面息息相关,也许我们可能会产生一种无望的感觉。但是,在人与制度的对话演进中,我们毕竟还可以发现人类自身有给人以希望的向善。西方曾经有过的宗教迫害、殖民、蓄奴、种族屠杀,丝毫不能掩盖其创建、完善以人为本位的制度的努力。按照萧瀚富有比喻意义的话:“欧洲以及美洲或者说就是基督教的历史是一部从盗匪到绅士的历史,尽管他们至今还保留了若干盗匪的本性,而且还有不少欧洲人还是盗匪,尚未变成绅士,但是总体上说,由于他们还有改变自身的努力和能力,绅士成分会越来越多,而盗匪性格也就相应减少了。”这种努力,也许不可能有理想目标的完满实现,可面对未来不可知世界的人,不总是在为美好的追求而活着吗?而且,只要作为一个人,没有不希望过上自由、安宁、体面、和谐的生活,没有不希望自己不受外在力量强盗般侵犯的,无论此侵犯来自其他个人、团体还是统治者。如果一个制度不能扼制强盗逻辑,强盗逻辑就会令人恐惧地在社会中滋生、蔓延,甚至从某个方面看最为弱小的人也会受到感染,而在某个时间、地点让你意想不到地显露强盗的峥嵘面目,因为他/她自己也曾经深受其害,有一种报复的潜意识。然而,把生活中除了个人原因以外的其他许许多多不幸、苦难、烦恼,都归结于现存制度的缺陷,也是对人与制度之间复杂关系的简单化。制度的文明程度,又相当大地取决于人自身的文明程度。一个社会若普遍缺乏人文关怀、若普遍对遭受恐怖主义打击的美国幸灾乐祸而无视人的不幸,那么,期待这个社会有更接近人类美好愿望的制度文明,倒是出乎想像之外的。正视、反思作为人的自己,认真对待我们人类和制度之间的对话,坚持向美好的“彼岸世界”挪动,哪怕有时是犹疑的脚步。康德的一句绝唱： “有两样东西伴着永远新鲜且不断增长的好奇和敬畏注入我们心中……星光闪烁的苍穹和人心中的道德律。”（ 摘自《人与制度的对话生生不息》作者：沈岿）
(0)吃过麦当劳与肯德基的人都知道，即使是在不同的城市，不同店的口味和分量也是一样的，从来没有“水土不服”的问题，这正得益于他们有一套完善的标准体系，将每一个操作都细化成一条简单的规定，每个操作环节的要求具体到傻瓜都能看得懂，即使是最初级的劳力也能适应不同的岗位。看似简单的标准化，却成就了世界上最伟大的餐饮企业。案例与经验告诉我们，政府公共管理要高效、科学，标准化是绕不过去的一步。
(0)全球化中各个国家的经济越来越相互融合，依赖于彼此。国家的利益变得越来越一致和统一。应该"同舟共济"，建立一个具有开放的经营规则的多边贸易体系来支持全球的增长。采取一些平行的努力，一方面加速关于资本和服务的改革，改善基础设施，同时完善服务自由贸易的物流；同时也要逐步减少人为的壁垒或者贸易的壁垒。
(0)规则是一切正义之本。 当前中国改革之所以存在不少问题，根本原因就在于，改革者企图按照传统的思维定式，沿着传统的路径推进改革。行政机关制定改革的规则，要求市场主体和公民参与进去共同推进改革。这是一个比较冒险的举动。行政主导改革的最大问题就在于，行政机关制定了游戏规则，然后再车水马龙的人流中，向过往的行人步履匆匆。他们既要考虑到自己的生活和工作问题，同时又要考虑到家庭成员的工作和生活问题。他们知道政府制定的规则将会改变自己的命运，但是他们渴望稳定，不愿意参与这项改革。这是因为他们没有规则的制定权，他们不想在他人制定的规则中继续冒险，如果纠正改革的思维定式，把行政主导的改革变为公民主导的改革，由每个公民自发的选择改革路径，制定改革的规则，那么，将会有更多的人充满兴趣的围拢过来，改革就不会成为政府的自娱自乐。 改革的过程应该成为一个不断追寻共识、凝聚共识的过程。当前中国的改革之所以困难重重，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对许多改革举措缺乏共识。市场主体和普通民众渴望改变不合理的秩序，但是，他们没有规则制定的参与权。他们只能被动地接受政府制定的规则，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痛苦的选择。绝大多数人都希望通过理性的讨论改变现行法律规则，国家应该满足公众的愿望，让他们在制定规定的过程中产生国家主人翁的自豪感。
(0)正所谓无规矩不成方圆，因此，希望联合国尽快制定全球统一的市场游戏规则，使各种人、财、物暴露在阳光下，更加公开、公平、公正和透明，最终促进整个社会和人类平衡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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