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类无节制地开采、不断挖掘、破坏和消耗（例如：石油、矿产资源等）以及转移、搬迁等，环境也会变得越来越差，例如：每天每年都有大量的石油或天然气从中东、俄罗斯出口到美国、中国和日本等国家；铁矿石则从澳大利亚、巴西和马来西亚等国出口运到中国、日本、美国等国家。不可再生资源大量被消耗，原有的生态平衡遭到破坏，地球将会变得越来越轻甚至有可能发生倾斜（坍塌），最终也将打破地球与其他星球的平衡。
以上种种严重破坏地球的行为，最终导致人类将自我毁灭自己赖于生存的地球！请问你赞成以上观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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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现代人，最重要的是理解现代社会是从哪里演化来的，它的运作机制是什么样的，它的核心观念是什么。有一种思想家，他们不仅准确预言了未来，还把自己变成历史的一部分。他们的灵魂不受时间的限制，他们的思想和良知具有穿越历史的力量，永存于后世——这就是所谓的“先知”。先知注定是孤独的，他们的思想总是不容于当时，他们总是遭受冷落、讥讽乃至迫害，直到历史走到山穷水尽时，人们才会再次想起他们——“共绘网人”就是这样的人。在人类面临重大危机的时刻，《共绘网》警醒了世界......
(2)我们发现，在历史长河中，所谓偏执的有思想的人，往往是这个社会的清醒者，是现实问题的第一反思者。那个率先抨击“赎罪券”的马丁·路德，至今被主流天主教视为异端，却将基督的精神重新高举，使新教精神传扬；那个躲在滕尼斯堡的康德，生活乏味得令诗人们嗤之以鼻，却开创了几乎所有的现代哲学流派；那个以“保守自由”为己任的英国人柏克，因为猛烈抨击法国大革命成为“旧秩序的辩护人”，却精准预言了革命的血腥和随之而来的专制……几乎所有伟大的思想者，都遭受过社会的偏见和不公正待遇。然而，正是这样一群不合群的人，用他们自己的模式，引导社会朝着正确的方向行走。 叔本华曾说，读者大众的愚蠢和反常往往超出想象，因为他们总是将各个时代、各个民族保存下来的出类拔萃的、凤毛麟角的思想放着不读，却一门心思地去读那些庸俗不堪的劣质书、有毒的书。他说出了一个事实：那些有思想的人必然面临社会大众对他们的排斥——思想者的志业，天生就是不合群的。 哈耶克的老师米塞斯，被誉为“价值五个诺贝尔奖的大脑”，在朝圣山学院，他大声斥责在座的经济学大师们：“你们都是国家主义者！”而事实逐渐证明，他是那个时代唯一正确的人，他的思想在一个世纪之后仍然无人企及。 一些知识分子为了保持独立，刻意远离喧嚣的社交：弗朗西斯·福山这位新保守主义的代表者，在发表《历史的终结》之后成为众矢之的；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之后，他又被视为“野心极大的哲学家”。当国内媒体要他评价某大学的某教授时，他直言不讳地说：“他是一个白痴。”
(1)不管贫、富、人要回心转意，以〝行善〞为首要！在《推背图》也提及，这段时间将有圣人【共绘网人】出现传大法。要抄传的应该是圣人所教，古人讲的心法。不明天理，不信因果的人，将继续招灾受难。就是钢打铁罗汉，难过七月一十三， 任你金刚铁罗汉，除非善事能保全。谨防人人艰难过，关过天翻龙蛇年，幼儿好似朱洪武，四川更比汉中苦。大狮吼如雷，胜过早百虎，犀牛现出尾，平地遇猛虎。试解：宁可信其有，且记：〝除非善事能保全〞。若问太平年，架桥迎新主，上元甲子到，人人哈哈笑，问他笑什么？迎接新主。地上管二尺，日夜无盗贼，盗谁是谁为。主坐中央土，人民喊真主。试解：〝上元〞〝甲子到〞有从头，新的意思，新的纪元的来到。〝迎新主〞会有新主的出现，迎接〝日夜无盗贼〞的太平年到来。银钱是个宝，看破用不了，果然是个宝，地下裂不到。试解：看破一切，发现钱财，不是人类所应，执着追求的。磨练心性，“修德”才是真实的！说明钱财，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灾难到来时，不分有钱人、没钱人、唯有“修心”、“修善”、“修德”、可让人得以平安！因此而得福份与福报！七人一路走，引诱进了口，三点加一勾，八王二十口，人人喜笑，个个平安。但若不信要大难，行善之人可保全。人人可观，个个可传，有人印送，勿取金钱，行善者可保，作恶者难逃，敬重天地、神明、父母，再要敬惜字纸、五谷，谨当切记！
(1)气候变暖是人类活动还是自然变化造成的？人类活动是否是导致气候变暖的主因？对这个问题，科学界目前还不能给出可信度达到100%的回答。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指出，20世纪50年代以来人类活动导致了一半以上的全球变暖，这一结论的可信度在95%以上。换句话说，科学家们目前的研究表明，人类活动“极有可能”是造成全球气候变暖的主因。1750年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活动导致大气中主要温室气体浓度大幅增加。本世纪以来，人为温室气体排放平均每年增加100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其中，47%来自能源供应，30%来自工业，11%来自交通。2015年春季，全球二氧化碳平均浓度超过了400毫克/升关口，达到过去80万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如果不控制温室气体排放速度和规模，全球气候持续变暖的趋势就无法遏制，生态系统及人类社会将处于极大的风险之中，这正是国际社会要携手应对气候变化的原因。一旦电影《后天》里那样的气候灾难来临，人类是没有后悔药可以吃的。
(3)当今生态环境恶化，原因虽是多方面的，但世人缺乏“乐山乐水”的仁者情怀，追求眼前利益，不管子孙后代死活，乱用地球资源，违背生态道德，造成了一方面经济空前繁荣，国力强大，但另一方面环境问题严重、生态危机四伏的“二律背反”局面。 现在我们都知道“只有一个地球”，地球上的山山水水都是全人类共享的不可再生资源，如果再不加强“乐山乐水”的生态伦理教育，恐怕要不了多久，都会遭受灭顶之灾，到时候人类的命运如何也就不言而自明了。所以赶在“灭顶之灾”降临之前，弘扬孔子“乐山乐水”的仁人志士道德教育思想，实在是最明智之举了。我们说，只要从现在做起从我们每个人做起，自觉培养“乐山乐水”的生态伦理情怀，地球和人类还是有希望和平发展下去的。让全人类早日醒悟起来吧！
(2)我认为《共绘网》作为一个思想库，迫使大众去思考人类行为对我们这个具有惊人多样性的世界造成了怎样的威胁。它的最新锐生态观点，追踪了人类对灭绝这一概念堪称跌宕起伏的认知历史，以及我们如何渐渐意识到自己在灭绝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并为大众画出了今天世界的轮廓：我们的确生活在一个非同凡响的时代，第六次物种大灭绝已经开始。而源头就在人类自己身上。在所有哪些由人类所撰写、绘制与建造的东西统统归于尘土之后，人类所制造的第六次大灭绝仍将继续决定着生命的发展进程。
(1)几乎所有科学家眼下都承认，温室气体排放正在对地球气候产生负面影响。政府间气候变化问题研究小组几乎肯定地预测出全球变暖的趋势，虽然这并不意味着地球末日，但却会非常现实地影响大批人口。海平面上升、冰川融化，不仅会对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产生毁灭性影响，还会使人类文明、经济、农业等领域产生转折性变化。 全球变暖几乎是正在发生并且肯定会持续相当长时间的现实。但与其他灾难不同，至少人类有机会去做些什么，来阻止这种灾难发生的时间和强度。
(1)在长达45亿年的地球历史长河中，生命曾遭受过冰封、甲烷毒气、地外星体撞击、超级火山喷发等引发的5次大灭绝洗礼。每次大灭绝过后，高达75%的物种消失，只消灭20%—30%物种的小灭绝更不在少数，所幸的是，总有幸存者维系着生命的进程。曾荣获麻省理工学院奈特科学新闻学者奖的美国知名记者安娜莉·内维茨通过长期大量走访调查，获取了学界前沿极有分量的“第一手资料”，并由此坚信一些科学家的判断，即地球的第6次大灭绝已经来临，而人类的一只脚已经踏进了大灭绝的门槛。 相信所有人都会问，造成这次大灭绝的原因会是什么？安娜莉没有武断作答，只是结合历史上地球生命已经经历的5次大灭绝，通过梳理我们生存的环境现状发现，“我们身边已经布满大灭绝的信号”，“巨型动物的死亡就是第6次大灭绝的开始”。作者还借一些学者之口，尝试整理出了第6次大灭绝发生的可能征兆：比如“气候变化和人类的协同作用”，在过去的几百年里，人类“已经将大量物种送入大灭绝的深渊”；“当今地球上的灭绝率已远高于背景灭绝率”；“哺乳动物的灭绝率已经超高”；“碳质排放意味着气候变化将不可避免”，气温变暖现象加剧，而“我们与许多哺乳动物一样，是寒冷地球的产物”…… 除了上述这些自然征兆外，像核武战争、地外星体撞击和超级火山喷发等同样可能造成地球大灭绝的因素作者并未计列，倒不是对人类文明和科技发展水平未来避免此类灾害充满信心，而是相较于物种消失的漫长过程，这些因素时间上表现得更快更突然，具有一定的不可预见性，像地外星体撞击和火山喷发至少目前看还是不可抗力。 工业革命后，人类吹响了改造大自然的冲锋号，大举向自然界进军，结果是大量森林土地被人类征用，全球几乎没有人类未曾留下足迹的地方。人类改造自然的结果是，矗起了大量用钢筋水泥森林筑成的现代化城市，各色交通工具遍布全球，动物生存环境被大幅挤压，食物链遭到空前破坏，物种灭绝现象正在加速。表面看人类受惠于改造自然，但长远看，物种消失后，被嵌入全球食物链中的人类最终将得不偿失。在改造大自然过程中，人类生产生活排放了大量温室气体，而气温升高的负面后果将呈几何放大效应，刺激环境加速恶化。虽然人类早就认识到温室效应的严重后果，但自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京都议定书》2005年强制生效至今，人类目光短浅，各国依然围绕自身利益较劲，美加等排放大国更是退出协议。今天“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水平比过去65万年高了27%”，人类如果不抓紧踩下温室气体排放的刹车，未来一百年温室气体很可能上升为加快第6次大灭绝的重要诱因之一。 困难也正在这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发展成了各国高度重视的头等大事。从人类发展角度看,这毫无问题，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人类的发展走的是一条不断“掠夺”自然环境的路径，导致人类越发展，物种灭绝可能性也就越高。就此，安娜莉就一些路径进行了探讨，比如城市向地下发展，免受温室气体和宇宙射线的伤害；发展太空技术，实现星际移民；通过发展生物科研，实现“食”碳排“氧”蓝藻与人类的“同吸吸、共命运”……这些研究不无意义，但对于人类对自然的侵入和物种灭绝速度而言，是否有机会赶在大灭绝降临前付诸普通现实尚成疑问。 好在情况并非我们想象的那么悲观。除非像恐龙那样，突然遭遇不可抗的外力，至少目前人类并非毫无作为可言。除了安娜莉极力倡导的大力发展科研技术外，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友好并不失为有益的选择。如果把人类过去对自然的掠夺视为以自然增量供给为前提的发展，那么，现在人类最紧要的当是，基于现有自然条件实现存量式发展，努力避免新的“开疆拓土”，保护物种，顺应自然发展规律而非图人类一己私利盲目改变自然。退步讲，即便这种力量暂时不足以挽救危局，但至少可以为人类科技发展赢得宝贵时间。 （转载：禾刀《人类的一只脚已踏进大灭绝的门槛》）
(1)全球经济日益增长，矿产资源供需矛盾越来越明显。有些地方对不可再生资源乱采滥挖，破坏了资源也污染了环境。而且牺牲子孙后代的资源来换取一代人的富足，这样是不可取的，否则，我们的生存环境会面临越来越大的威胁。
(1)“环境善治”是近年来国内外广受关注的环境公共管理/政策理论，许多学者和公众参与活动家更是将其作为主要的理论基础。问题是一旦离开特定的理论背景，我们很容易对该理论产生一些误解，比如政府在实现“环境善治”进程中应该尽什么样的义务责任。在今天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推进国家环境管理制度与体制改革的背景下，有必要对此做更深入的解析。 一、环境善治：管治为基，善为根 作为环境公共管理/政策理论中的“环境善治”应该具有管治结构和管治成效上的特点。 具体地说，一是强调环境议题应对与政策中的多层次和多角色参与。“多层面”的典型是欧洲联盟地区，如今欧盟机构在这个区域内的环境政策与管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多角色”的典型代表是遍布世界各地的环境非政府组织（NGO），他们以更完善制度化、国际化的方式参与到全球范围内的环境管治之中。二是强调更积极或有效的环境议题应对与政策效果。 “环境善治”之“治”，更准确地解读应该是“管治”，而不是“治理”，多层次参与并不是无中心、或“去政府”化，而是要更加明确承认政府在其中的主体性、主导性作用。“环境善治”之“善”，似乎更应在其比较级的意义上来理解，即如何实现更好的环境议题应对与政策决策，而不简单是“坏”或“失败”的管治。 二、“环境善治”进程中的政府责任 其实，另一个术语也许可以更好地表达“环境善治”的国家管治制度与体制意涵，那就是“环境国家”。“环境国家”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环境负责或友好的政府，二是环境议题上政府、企业、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环境政府”体制与体系的创建，无疑是“环境善治”最基本的衡量指标，也是环境善治作为一个动态性进程不断取得进展的主要推动力。 那么，我们应如何理解一个环境负责或友好政府的构成要素，政府在走向“环境善治”进程中应该负什么样的主体责任呢？在笔者看来，可以概括为如下三个层面。 一是法律责任。就像现代国家首先是一个法治国家一样，环境政府首先是一个环境法制政府。它的基本内涵是，创建一个依法管理国内外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合理开发、保持与恢复的合法体系——立法、司法和执法。需要强调的是，要尤其重视环境立法与司法体制。只有以环境立法与司法体制为基础，环境执法的行政管理与公众规约职能才有强有力保障。另一方面，环境法治或环境政府的一个基本性标志，是统一性或“一体化”的适用范围和严格程度。国内不同地区可以根据自身的生态环境状况及其特点，在环境立法、司法和执法上有着自己的“灵活性”。但在任何情况下，这种灵活性都不应该损害法律的统一或权威。 二是政治责任。在相当程度上，政府的环境责任可以理解为一种新型的“绿色契约”关系。概括地说，人民大众将环境管治的政治权力赋予政府，并对政府的权力行使实施民主监督，包括进行民主问责，直至因此撤消对政府的政治支持或授权。 公众与政府之间的这种“绿色契约”关系，是不断构建、相互影响的过程。一般来说，传统政治或政府的“绿化”，首先是来自民众主体力量的政治推动，一旦这样的政治进程启动，政府就会成为这个彼此学习、回应和关系重构过程中的重要力量。除了政府掌握各种国家权力（包括强制性权力），提供的民主政治平台也可以成为不同政治行为主体自我教育与形塑的场所。比如，人民群众在不断绿化的民主政治框架中，可以更好更快地成长为合格的“环境公民”或“绿色新人”，而国家或政府就可以在更绿色的民意基础上实施更制度化的绿色举措。 三是道义责任。政府的环境伦理或道德责任，来自其对民主合法性的追求和掌握最多权力资源的环境政治/政策第一主体地位。换句话说，正因为政府是所有“环境善治”相关主体中最强权的主体，因而对于直接辖区甚至更大范围的环境管治的优劣拥有更大的伦理或道德责任。 三、环境监管体制改革：政府履责的“动力机制” 目前，我们的生态环境管治远未达到“善治”的水平和程度，亟需一种全面深化改革的精神与勇气，来重构我们的生态环境监管制度与体制。在笔者看来，当代中国“环境善治”的最核心问题是，如何形成一个促使政府充分履责的“动力机制”。笔者认为，促使政府环境管理体制与治理体系重大改革的动力，来自如下五个方面： 其一，执政党意识形态的“绿化”。执政党政治意识形态的绿化，无疑是整个政治与政府追求和实现环境善治的第一推动力。一方面，“十八大”报告及其三中全会《决定》已经在政治意识形态层面和战略决策部署层面上，在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尤其是制度建设与体制改革）话语下做了既系统全面又颇为激进的阐述，因而似乎问题只在于党政部门以及官员们的“狠抓落实”。但另一方面，长期以来形成的“发展主义”（GDP至上）的意识形态取向与政治思维，很难简单通过政治高层和会议的相关论述实现转变，至少，这仍将是持续较长的渐进过程。 因而执政理念、执政能力、执政风格的不断绿化，理应成为新时期党的建设（包括理论、组织和作风等层面）的重大主题。唯有如此，党才能更好地加强与改善对全面深化改革这场革命的政治领导，才能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新时代”。 其二，中央政府部门间、各级政府间的良性竞争。虽然不能在中央政府各部委之间人为划定一条“亲环保、反环保”的政治分界线，但至少从行政管理的角度讲，部门政策（或利益）偏好是一个毋庸讳言的客观现象。而在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与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各部委的政治立场和政策偏好，必将会发生一场围绕职权范围和运行方式的重组。关键问题是如何使中央层面上的制度与权力构架重组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正向动力，而不是沦于各部委之间行政权力（甚或利益）的重新分割。中央政府与各级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关键是使地方自治权限的扩大和中央政府层面上的更有效垂直性监管，构成一种生态文明建设的积极促动性合力，而不是拘泥于“纵向模式”与“横向模式”的简单化理解或“摇摆”。 其三，大众性的绿色政治要求。尽管对近年来屡次发生的大众性环境抗争事件很难做出简单化的定性判断。但必须承认的是，这些事件从侧面反映了不少公众对当前生态环境质量的关切、焦虑甚至是不满。生态环境问题已成为我国政治与社会中的突出民生和政治议题，理当引起政府与执政党的充分认识与回应。我们必须努力和善于将绿色民意转换成为走向“环境善治”的正向动力。 其四，国际社会的环境政治压力。一方面，我们已经成长为世界第二的庞大经济体。这不仅意味着足以让国人自豪的经济实力资本，还意味着迅速上升着的国际责任，尤其是在全球环境保护方面。另一方面，国际社会包括欧美发达国家对于我国已经有着新的认知和期待，希望当今中国在全球性环境难题应对方面有着更大的责任分享与担当。因而，我们面临着从20世纪70年代初的国际环境政治参与者，尽快转型成为国际环境政治的引领者的期待。 其五，其他环境治理角色、政策工具的介入。至少从环境管治的多维度、立体化性质来说，更多环境管治行为体和环境政策工具的参与，将会引起环境管理体制与治理体系自身的一些量的变化，并有可能累积导致某种程度的质的变革。相信科技进步、健全市场和有能力国家的组合，可以带来环境管理与治理效率的实质性提升。我们并不否认这些渐进变革举措的必要性，但这些举措必须要置于一种更为全面与深刻的结构性变革框架之下。也就是说，环境行政管理体制与政策体系的改进，只有结合和依托于一种更加明确与激进的制度化目标才能真正奏效。 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而生态文明建设视野下的环境管理体制与治理体系改革也不例外。这当然没有错，尤其是在政治意义上。但我们也必须看到，社会主义制度前提下的“环境善治”目标的实现，依然需要政府基于对政治目标追求与自身存在价值深刻反思的重建式改革，并因而具有强烈的“自我革命”的意蕴。而要最终完成这一种“华丽转身”，政府必须要学会善待和顺应来自各个方面的“正能量”。（转载：郇庆治《“环境善治”需要政府“华丽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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