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道德义务，可以拆分成两个词语：“道德”与“义务”。道德即对事物负责，不伤害他人和规范自己的一种行为准则。而义务就是个人对他人、集体和社会应尽的道德责任。道德是上层建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它和法律不同，道德的实施不是依靠强制性手段，而是通过道德教育的手段，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来影响和提高社会成员的道德觉悟，使人们自觉地遵守这些行为规范。
道德义务能启迪人们的道德觉悟、激励人们的道德情感、强化人们的道德意志、增强人们的荣辱观念，通过形成广泛的道德舆论，培育良好的道德环境，增强人们的道德责任感。社会舆论的力量是无形的，却是不可忽视的。强大的社会舆论，能够对社会的一些重大问题发生重要影响。它能够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人的性情和气质，改变社会的风气，形成某种道德的氛围。这种社会舆论，一旦同内心信念相结合，就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既然道德义务的广泛传播在各方面都有益处，那么在治理全球上，国际社会是不是也需要更多的“道德义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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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学者陈丹青曾说：所谓教养、所谓礼貌，全看小事情。在小事之中，足以见得一个人的教养高低。法律和道德，是维持中国长久治安的两大工具。当法律存在死角时，道德就成了人与人之间唯一信任的纽带。 然而，中国正有一群人打着“道德”的旗帜，去牟利、去祸害社会！2006年11月20日，南京市民彭宇助人为乐，送摔倒的徐寿兰老太太去医院检查。检查后需要数万手术费，徐老太极其子女反咬彭宇是肇事者。2007年1月4日，在调解失败后，徐老太将彭宇告上法院。在审判过程中，法官曾提起“不是你撞的，你为什么扶”的言论，让彭宇哑口无言。最终，法院判决彭宇赔偿45876元。当然，彭宇案的重点不在于审判结果，而在于此事后续的影响。用某位网友的话来说，彭宇案是中国道德滑坡的里程碑事件之一，它开启了中国老年群体最为畸形的产业：碰瓷业。
(0)我认为需要，全球问题的治理应当是所有生存在地球上的人的共同责任。通过这样的道德还有义务的传播，我们可以循序渐进的改变人们对全球问题的看法。现今粗放型经济带给了地球不可磨灭的伤害，全球气候变暖等一系列问题的出现都在告诫我们要做出行动，改善现在的情况。而对于道德义务的传播，就是能够潜移默化改善人们观念的一个方法。
(0)我国传统社会治理的成功经验启示我们：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不可偏废。从当今时代来看，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需要一手抓法治建设，一手抓道德建设，“两只手”都要硬。应坚持礼法“一体两翼”的思路，既重视法律的规范作用，又重视道德的教化作用；在法律中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支撑法治建设，将“隆礼重法”贯穿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
(0)我觉得，首先，大自然留给我们的污染容量和生态弹性已近告罄，生态系统已经不再能够继续支撑粗放型的发展。其次，“褐色发展”即粗放型的发展带来的严重的环境、生态和健康恶果凸显。当代人对于后代人的道德义务也不允许我们继续褐色发展。当代人移交给后代人的地球，应当不比当代人从前人那里接手的地球更差。这是维系人类永续生存的一条基本原则和义务。因此，我国已经处在不转向绿色发展不行的地步。
(0)社会转型期,道德难免会遭遇困顿、出现困惑,但我们毕竟是一个以道德文化为底色的大国,不改初心、向上向善,唤醒隐藏在人们心里的道德热情,就能铸就推动社会进步的精神支撑。而照亮“道德星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你我在内每一个人的闪耀——“对于道德的实践来说,最好的观众就是人们自己的良心”。
(0)多年来，中国在相关国家间积极斡旋，为推动解决朝核、伊核、巴以和谈、南苏丹等问题贡献了中国力量；西非埃博拉疫情暴发后，中国先后向13个非洲国家及有关国际机构提供了4轮总价值7.5亿元人民币的紧急人道主义援助，派遣1200人次医护人员和公共卫生专家；作为发展中国家， 中国为应对气候变化作出最大努力，不仅在过去10年大幅降低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还宣布设立200亿元人民币的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维和和全球减贫等一系列问题上，中国都在采取实实在在的行动。
(0)善救弊者，必塞其起弊之原。贫困和饥饿，正是世界经济一个长期之弊。消除贫困和饥饿，实现公平、开放、全面、创新发展，不仅是共同的道义责任，而且能释放出不可估量的有效需求。 过去30多年中国改革开放成就巨大，有6亿多人摆脱贫困，中国对世界减贫的贡献率超过70%。中国的制度优势在实施扶贫与减贫计划中得到充分发挥。中国推行的扶贫开发工程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动员了全社会的力量，这是中国在减贫事业上特有的制度创新。当前，世界各国都面临政策创新的新课题，减贫事业同样需要创新，中国的减贫模式具有重要的世界意义。
(0)传统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在提供公共产品方面存在明显不足，其中一个突出表现就是，由于融资规模的限制和条件的约束，在向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基础工业建设等提供支持方面作用有限，亚洲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缺口每年近800亿美元，这一数额显然不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亚洲开发银行所能提供的。亚投行的设立不仅有助于破解亚洲基础设施投资瓶颈，而且有可能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平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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