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55年的万隆会议上，我国周恩来总理巧妙地提出了“求同存异”方针，促进了万隆会议的圆满成功。社会发展到当代，求同存异概念已然扩大，但仍然适用于世界格局。
世界上存在着大大小小，不同的国家，虽然根据经济基础可划分为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国家，虽然各自拥有着不同的社会制度、文化传统以及意识形态，但这确是正常的差异范围，因为本身每个国家都并非他国的复制品。在倡导共同建设世界的今天，超越多方差异，谋求共同发展是各国家各民族势必会遵循的准则。也正因为多方差异的存在，世界发展史上才迸发出智慧的火花，推动着人类进步，让人们感受到别样的精彩。世界各国能超越多方差异，谋求共同发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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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比较过中国、印度、土耳其、埃及及其他一些国家，就是这个摆脱殖民、独立以后，它们的建国纲领；尤其我们和印度比，都没有像中国这样有着强烈的民族复兴的情结，有强烈的赶超情结。我概括为两个理由：第一，我们民族曾经有过的辉煌记忆。这点，印度不及我们。因为印度历史上当然有辉煌，但是他们从来不记忆，不记录。印度人关于政治经济、关于具体事件的记录，一般都是由外国人所做，我们不仅有古代的辉煌，还有强烈的辉煌记忆。从公元前841年，中国就有逐年可考的文字记载的历史。而后有《春秋》，有《史记》；明有《二十四史》。加清的《清史考》那就有二十五史。这是正史。还有其他各类史。所有大的文明里，没有一个文明对史的重视和记录像中国这样的辛勤和详细。这样，近代的贫弱和挨打，不能让古代的辉煌记忆有所忘记。 第二，对近代的挨打割地而引起的民族屈辱，深深地刺痛了中国士大夫和知识分子的灵魂。正是有这样的一正一反，所以激起了要复兴要赶超的近代使命。看印度，尼赫鲁还有一点赶超的意识；甘地作为他的最重要的精神领袖，（思想）里面根本没有赶超的意识。甘地的意思就是说，印度不能也不可能发展工业。他的理由是：英国发展了工业化了以后，就已经摧毁了印度这样一个国家的手工业。如果印度这样拥有巨大人口的国家实现工业化以后，要把所有的传统的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生产方式彻底摧毁。他说印度不能走这条路，印度要走手工业和农业相结合的那条道路。那叫追赶吗？那叫赶超吗？所以甘地，作为印度民族的伟大精神领袖，他死在他恰好该死的那个年份。如果他一直活着，怎么办？他不要发展了吗？他肯定要和尼赫鲁有冲突了啊。他一死，尼赫鲁就把他抬高成精神领袖。尼赫鲁也搞五年计划也搞工业化，他也搞进口替代，但是没有我们那么强烈。 在民族亡种灭族的危机之下，中国知识界很快地接受了进化论，这是危机的产物。从此，一个面对着过去，背对着未来，而所有现实问题都要从古代经典中寻找答案民族，它一百八十度转弯。就是从那年开始，中华民族变成了一个面向未来的民族，一直到现在，面向未来。 自从戊戌变法以后的那个未来，在整个近代中国的含义是什么？一，我们心目中的未来，指的是西方的当下，指未来要像西方一样富强。它讲的未来，是有范围的。我们把当下的西方，设置成未来要赶超的对象。这是第一个未来，至今这个含义还在。第二，这个未来不是无限延伸，而是有时间节点的。这个未来在康有为那里，就是10年。就是以赶超为目标。我讲的是戊戌变法以后，在中国知识界使用的未来，都俨然有这两个含义，它不只是一个时间概念。
(0)中国古代先人特别是国家的执政者和治理者，很早就懂得将“和而不同”的哲学思想运用于国家和社会治理，运用它来处理国家内部的社会关系以及与其他国家的邦交关系，从而形成了“天下为公”“天下大同”“以民为本”和“以和为贵”“协和万邦”“万国咸宁”的政治思想。在秦朝以前的历史典籍中，对这些思想都有表述和记载。作为儒学经典“五经”之一的《礼记》，其中的《礼运篇》就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就是说，“天下”由众多不同的人、家庭、社群、民族、国家所组成，它不是一人一家一社群一民族一国家之天下，而是所有的人、家庭、社群、民族、国家所共同拥有的天下。而“天下为公”“天下大同”又是建立在“以民为本”的政治思想基础之上的。天下为公者，也就是天下为民。离开了天下的民众，也就谈不上为公了。各种不同的人、家庭、社群、民族、国家之间都相互尊重、相互包容、平等相待，如果遇到分歧、争论和斗争，都相互协调、求同存异、妥善处置。无论是一个国家内部的社会关系，还是不同国家之间的国际关系，只有按照这样的原则来处理，才能实现和谐、稳定、安宁，才能为共同发展、共同进步、共同繁荣开辟前进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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