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阶级社会里，阶级斗争首先在各个社会形态的两大基本阶级之间展开，如奴隶社会奴隶阶级和奴隶主阶级的斗争，封建社会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斗争，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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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企业家的初衷仅仅是获取最大的利润，但他们却为市场上的人们带来了幸福——这就是令亚当·斯密惊叹的“看不见的手”，也是安·兰德所推崇的“自私的美德”。 2.“打土豪”的危险，不仅是挫伤人们创造财富的积极性，而且蔑视人的智力、侵犯人的基本尊严——剥夺私产的口子一拉开，天下大乱就不远了。
(0)“文革是国家和民族的巨大灾难，要道歉，首先要从大人物开始”——这是大气磅礴的宣示之言，是振聋发聩的警醒之言。实质性的“否定文革”应该是“顶层行为”和“国家行为”，这才具有重大意义；“底层行为”和“个体行为”再诚恳再密集，也意义不大，全民应该形成基本共识：要彻底否定文革、反思文革，光靠“文革50周年”之际人民日报的社论是不够的，还得落实到可感可见的“国家行为”——“要道歉，首先要从大人物开始。”小人物只能代表个体，大人物才能代表国家。只有大人物发出明确的“道歉”声音，这一页才有可能尘埃落定。德国前总理勃兰特曾经有过在犹太隔离区起义纪念碑前的“华沙之跪”，俄国现总统普京也有过“卡廷纪念碑前的单膝跪地”。他们的膝盖不是他们个人的，跪下的是一个巨大的象征。当然，真诚的道歉和忏悔不是只有下跪一途，但是爱与恨都需要明确表达。形式之重要，只须看看仪式之重要，仪式的背后，是一种世人面前的庄重承诺——对于一场民族灾难，国家有责任宣示：永不重演！
(0)长期从事党史研究，程中原对于中国现代化历史的坎坷有切身体会。对于某些人怀念“文革”，对于网上一些人歪曲、贬损党史和国家领导人，他感到忧虑和气愤。他说有的年轻人仅仅出于对今天某些社会不公现象的不满就向往“文革”，这是完全错误的。程中原的哥哥姐姐姐夫都是很早就参加革命的进步党员，他家曾是地下交通站，掩护过不少新四军高级将领。但“文革”中，因为有海外关系，他家从“全家红”变成了“一窝黑”。他本人被批斗，连膝盖都跪烂了。“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原来死比活容易。”程中原说，对于“文革”，必须彻底否定，肃清其影响，不让悲剧重现。对于那些否认、歪曲党的历史的人，程中原认为决不能允许历史虚无主义泛滥。他说：“面对谣言和攻击，权威部门要拿出档案文献以正视听。不能任由人家说，我们不回应。你不回应就等于默认。”程中原认为，以史为鉴是研究党史、研究中国当代史的一项重要工作。他说，“只有把党史打造成信史，才能真正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
(0)社会思潮既包括科学、进步、积极的社会思潮，也包括错误、落后、消极的社会思潮。有研究者认为社会思潮只能作为非主流社会意识而存在，还有人认为非主流社会思潮都是错误的。这是片面的。从思想史上看，一些积极、进步的社会思潮开始往往是作为非主流意识形态出现的。马克思主义在世界和中国的传播就是从非主流意识形态开始的。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潮从非主流意识形态向主流意识形态的转化，经历了近两个世纪的历史过程。在社会变革时代，利益关系的分化、变化使不同利益群体对社会变革的走向产生不同的思想倾向和价值诉求，最终表现为不同社会思潮对社会变革道路的不同诉求和斗争。研究社会思潮需要在各种思潮的斗争中进行比较研究。实际上，正确思潮与错误思潮之间的斗争是社会变革的重要动力。
(0)综观当今人类社会的各种管理问题可以看出，深入研究正确处理基本价值关系的问题，不仅是创新国家治理和组织管理的必然要求，而且是改革和完善国际治理体系的迫切需要。近代以来，世界上不同类型的国家由于在发展道路和历史文化等方面存在差异，形成了不同的价值关切、价值体系、价值评价标准。改革和完善国际治理体系，需要有效协调这些价值关切、价值体系、价值评价标准。
(1)1930年代的欧洲,共产主义的理论及其与实践的统一性吸引了奥登一代的众多学者与作家,而那些未被共产主义吸引的学者们,在对抗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极端意识形态的论辩中也逐渐地走向了政治化倾向,即意识形态的对抗。知识分子的学术研究充满了意识形态的指向,虽然依赖于一种不同的哲学思辨,但却最终不过是指向另一种政治论述。那个时代的智识气质遍布了意识形态的笼罩,英国哲学家科林伍德后来在自传中反思道,1930年代的系列事件尤其是绥靖政策的横行,破坏了他作为一个超然的专业化思想者的应有姿态,影响了他作为一位思想家应该保持的审慎。正是在这个时候,迈克尔•欧克肖特既保持着严格的道德完整性,也对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保持着疏离的态度。他致力于研究政治哲学的本质问题,而非像其他人那般急于对意识形态进行态度鲜明的发问表态或支持反对。即使在1939年出版的《当代欧洲的社会与政治学说》一书中,他也抱持一种中立的态度来对待代议民主、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国族社会主义和天主教教义,主张自己的著作为那个时代真正对思想感兴趣的人而写。
(0)“文革”的种种怪象,使我开始有所怀疑,但根本觉悟的,还是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总之,经过这场‘革命’,我更加清楚地看到,人的私欲是无法消灭的。‘文化大革命’那么一场口号响彻云天的‘破私立公’运动,回过头来看,谁都在为了自己个人利益而努力,而口号叫得最响亮的,谋私利的欲望越厉害。这就使我消除了当年还留存的不多的左翼乌托邦观念,并且很有助于我在十来年后改革开放年代里少走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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