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历史的发展变迁,人类社会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人们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给予自己现代化便捷的生活环境。然而,天灾人祸有时无法避免,每一次灾难中强大的国际救灾力量可为我们长足道也。
在汶川地震中,除了国内同胞纷纷伸出援助之手,国外一些政府、名人也纷纷慷慨解囊,投入自己的点滴力量。还有一些国家派出救援部队、国际医生前来援助。2014年,马航MH370,原定由吉隆坡飞往北京,但却无故失联,马来西亚、澳大利亚、中国都相应派出力量进行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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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灾机制不够完善,没有落实好责任制。其实,早在2017年的哈维飓风中,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救灾机制”漏洞就已经显露无疑了。当时被曝出的状况是救援不及时,从上到下乱作一团,甚至是出现地方官员自己先跑的惊人画面。而在本次的加州大火中,这样的情形依旧出现了:姗姗来迟的消防力量,姗姗来迟的撤离令,姗姗来迟的国家领导人,而这“姗姗来迟”的背后,是一条条本不该终结的鲜活生命。 我记得大概是一年多前,我当时住在亚平宁半岛北侧的一座小城里,那时候小城刮起了超强的风暴,四处满目疮痍,损失相当惨重。按理说,救援力量和后期清理灾区现场的工作应该迅速展开,然而事实这样的:因为风暴来的时候是在假期,地方官员都度假去了,直到两天后才有人到倒塌的建筑物和树木周边拉起警戒线,地上的碎物却始终没人处理。而自从拉起警戒线之后,现场的画面整整原封不动地保存了一个月。在我到西方生活的这些年里,这样的画面总是间歇性上演,在西方人看来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但对于从一个高效性社会来到西方的我来说,这背后是整个社会领导层面“互相推诿”的丑陋面容。问题的根源其实很简单,西方社会并没有建立起类似于中国那样的救灾机制,官员之间也没有严格的“责任制”。于是,当灾难出现的时候,会出现“官员各自保命,不愿意摊这摊浑水”的画面,即便是上下“应急动员”起来,也会陷入到救援资金谁来出、事故责任谁负责、救宅物资要不要给,补助资金要不要批的问题上,等大家商量好了, 时间早已来不及了。而造成这一切的原因,也是西方最引以为傲的西方式、按部就班的“契约式”社会模式。而在这种模式下,因为没有规定要求某人有绝对的义务要对救灾负责,所以就算是有人愿意奉献自己,甚至是为了他人赴汤蹈火,也会出现资金短缺、物资短缺、无人支持等诸多的现实问题。
我同意成立,民众是公共安全保障的主体,既是公共安全保护的主要对象,又是实施公共安全保障的重要力量。公众参与对维护公共安全、预防和应对安全风险非常关键。在灾害事故来临时,公众第一时间的自救和互救对提高生存率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要完善公共安全学科建设和教育体系,构建覆盖专业人才培养与基层民众科普的公共安全教育体系,建设一批公共安全体验、培训、演练基地。着力提高民众的安全意识、安全素质和自救互救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