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过热、过冷的经济形势，货币政策常常出来主持公道，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暂时的经济问题。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货币政策并非经济增长的灵丹妙药，全球互联互通方为根本之道。
发达国家央行在金融危机之后采取的零利率和量化宽松，充其量能够做到的只是减少了金融危机对银行业的破坏，减缓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但对经济结构调整和重振经济增长的直接作用毕竟有限。改变并引导经济形势稳步发展，还需要靠宏观方向的大政策——全球互联互通。互联互通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全球一体化的直接表现，只有世界各国携起手实现人、财、物、技术、资本、信息之间的交流、互通有无、互利合作，经济问题才会迎刃而解，货币政策往往无法药到病除。货币政策并非经济增长的灵丹妙药，唯有全球互联互通？对此，您有什么妙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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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国目前的通货膨胀指标、财政指标，基本上是不错的，当然相对来讲。为什么很多人反对使用或主张慎用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呢？我过去也是这些人中的一个。只是2015年之后我逐渐调整了自己的观点，所以我批评这些人的时候实际是在批评我自己。基本有几个理由：一是地方政府债务太高；二是公司杠杆率太高；三是M2与GDP的比太高；四是这样的扩张政策会鼓励不良债权、鼓励影子银行的发展，制造不动产泡沫；五是采取扩张性的政策会减少推行改革的压力，日子过得好，自然就不用改革了。 总而言之，所有这些论据现在需要进一步反思。 首先，确确实实不要低估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严重性。但是也不要过高估计它的严重性，更不要因为地方债严重，就认为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必须降下来，就不能采取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我们一方面要承认这个制约，另一方面要注意防止过高估计隐性债务的数量。 当年世界银行认为，中国政府的预算外债务（或然债务）非常大，占GDP的比例高达74％－106％。其中：银行坏账和银行的注资需求（占GDP的18％－27％）；政府应补足的养老金（占GDP的46％－ 69％）；政府担保的外债（占GDP的8.1％）；粮食收购和分配的累积挂账（占GDP的1.5％）；与基础设施项目相关的或然债务（对GDP的比例不高）。事后证明，中国当时的政府债务（即便包括或然债务）并非像世界银行估计的那么严重。 第二，经济增长是改善财政状况的关键因素。我们这个年龄的人经历过一两个完整的经济“周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周期），有实感。当年反对执行扩张性政策的学者援引关于中国隐性债务庞大的论据，担心进一步增长财政开支会导致财政状况的进一步恶化。我们则认为当期财政状况只是初始值，只要能够稳定财政赤字对GDP的比，使用扩张性财政政策使经济增速保持在一定水平上，无论当前财政状况有多糟糕，国债余额对GDP的比，最终一定可以趋于一个可以接受的水平。例如，如前者为3％，后者为7％，则随时间的推移（多长时间是可以计算的），中国国债余额对GDP的比将趋于43％。 第三，我们有大量政府能够掌控的净资产，据中国社科院计算，这个数值为17万亿美元。这个数字可以进一步讨论，但是我们的政府拥有大量净资产毋庸置疑，我们有2万亿美元的海外净资产毋庸置疑。在政府财政出现严重问题时，这些财富可以起到一定的缓冲作用。 最后，我要强调是“没有两全之策”。经济学是个选择的科学，是二选一，两害相权取其轻，或者在诸种矛盾中达到某种平衡。现在财政状况恶化和经济增长下降这两害之中，如果是“两害”，我宁愿让财政政策导致财政状况暂时恶化也要稳住经济增长。我们不能让经济增长速度再突破6这个界限了。我们从12.2％的增速降到6％，我们可以突破10％到9％，可以突破9％到8％，突破8％到7％，现在已经到了6％，该刹车了。
(0)如果中国央行想建立货币政策的框架和传导机制，它必须了解过去几十年货币政策的效果，并参照其他国家的经验。 首先，通胀之锚的选择非常重要。受限于数据，本文只分析了房价；这应该作为被央行低估或忽略的资产的一个代表。历史证明不同资产对货币增长的反应程度非常不同，所以央行应该重视政策传导机制的非均匀性。 无论中国央行是否情愿，它都必须重视货币供给和房价的高度相关性。一方面，这为通胀之锚的制定提供了一个实证依据。另一方面，当央行在积极控制M2增量并由此得奖的时候，它应该明白这个相关性意味的不只是通胀，尤其是在眼前这个M2涨幅最低、地产商资金链紧张、银行坏账上升和地方政府融资困难的时刻。 其次，货币政策可以有多重目标，但是它的锚越清晰越好。美国过去几十年的货币政策如此的清晰，以至于一个泰勒法则就可以解释超过90%的利率变化。相比之下，中国货币政策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央行独立性的有限，具体表现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不顺畅上。货币政策的锚越不清晰，越容易被政府的短期利益绑架，央行的独立性越容易受损。清晰准确的锚是央行的立身之本，全世界概莫如此。 和传导机制密切相关的是预期管理。持续20多年的货币之谜实际上表明中国的货币政策是难以预期的。国际经验表明，可预期的货币政策是最好的传导机制，这已经成为很多国家货币政策的发展方向。 货币政策框架和传导机制的形成，均建筑在扎实的实证分析基础之上。关于“钱都去哪儿了”这个话题，笔者只能提供部分答案，最大的限制就是数据的缺乏。美联储是美国公开宏观数据最全面、最好的提供者。这些数据激发了全世界的研究人员对其进行细致入微的研究，这些研究反过来又帮助美联储找到货币之锚。 在这个全球金融日益自由化的时代，各央行的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作为一个在学习中进步的机构，中国央行一直在寻找它的锚，并据此实施货币政策。毫无疑问，这个对中国经济至关重要的机构，需要大量的研究来帮助它达到目标。“战争有它自己的语法，但是它并没有自己的逻辑。”中国的货币政策也在寻找自己的语法，重新思考货币之锚便是最好的开始。
(0)2019年全球各国货币政策的最大风险到底在哪里？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才能防范？ 一般来说，在成熟的市场体制中，货币政策的目的就是通过市场价格机制来维持宏观经济稳定和协调社会经济发展，让居民及企业得以在一个可预期的经济环境下运作，降低消费及投资上的风险，促使实际产出尽可能地与其潜在产出相一致，或实际产出接近潜在产出的期望目标。 从信用创造的角度来说，货币政策就是通过市场价格机制来界定信用扩张的可能性边界，因为无论是信用扩张的过度还不足，都无法达到实际产出尽可能地与潜在产出相一致。而金融市场的价格就是利率和汇率，利率是对信用的风险定价。 现在的问题是，什么样的利率或利率形成机制能够保证信用创造或信用扩张在可能性的边界内？ 及通过什么样的量化工具来观察和测算？等等。 因为，对于利率来说，不同的融资方式会因为风险、流动性、到期日、税收、及交易成本等因素不同而利率的内涵会不一样，尤其是在金融品的定价基础、价格形成机制及价格运作机制与实质性商品有很大差别时，利率内涵更是会复杂，因此，为了解释利率的形成机理及彼此之间的关系，各种关于利率及利率形成机制的理论应运而生。 所以，货币政策的理论基础不同，其所选择的利率工具会不一样，货币政策的目标也会轩轾相异，最后使得不同时期货币政策的效果会有天壤之别。 从货币政策的历史演进来看，现代意义上的货币政策先是从英格兰银行开始，其货币政策是从英格兰银行贴现其他金融机构票据开始，包括政府债券和商业票据。 以此类抵押品为基础的贷款利率既为银行利率（或贴现率）。通过调整该利率，英格兰银行可以影响英国经济的信贷条件，影响该国居民和企业支出、市场价格和产出；通过吸收或拒绝短期资金，也可影响其他国家的信贷条件，及引入金本位规则，以此熨平季节性因素和商业周期引发的利率波动。 也就是说，英格兰银行最早的货币政策是以金本位为基础、以利率为工具，目的就是通过利率的价格机制来保证金融市场稳定，保证信用创造在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相一致的可能性边界内。这种货币政策机制对维多利亚时期的金融市场稳定和经济繁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之后，英格兰银行货币政策实践也引发了英国货币学派与银行学派之间的一场重要理论上的论战，并由此形成了对现代货币政策重大影响的思想。货币学派主张，货币供应量应与国际收支平衡相联系的货币规则（即金本位制）；银行学派主张，国内经济及金融市场之变化是英格兰银行做出反应关键变量，所以英格兰银行货币政策应采取相机决策，而不应被某种严格的制度所约束（即真实票据学说）。 后来，不少国家所设立的中央银行都在遵循这两大支柱原则的基础上成立。 比如，1914年美联储成立时，就确定所有纸币都是有背书的“合格票据”，而其中40%的纸币是由黄金储备作为支付保证（即黄金本位）。也正是这种以真实票据学说为基础的理论所引发出的信用过度扩张或信用过度收缩这种灾难性的货币政策，成了导致1929-1933年全球经济大衰退的主要根源。之后20年各国央行对货币政策作用的关注基本上沉寂了下来，直到20世纪50年代货币主义的兴趣。 20世纪50年代，以佛利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兴起，货币政策又成了经济学的显学。在佛利德曼的思想影响下，多数发达国家央行都采取了以货币总量目标的货币政策。 然而，随着20世纪70年代通货膨胀率上升（随后是通货紧缩），各种金融创新涌出，以货币供应量为主导的货币政策既无法预测货币流通速度变化，也难以预测实际产出所需要的货币供应量。 这就意味着央行难以实现其货币增长目标，也使得这个时期的货币政策具有极大的主观随意性、干预主义盛行，经济表现为繁荣及衰退交递，宏观经济表现极差。可见，没有价格机制的货币政策是无法确定信用扩张的可能性边界，从而也难有成效。 之后，由于金融市场环境的变化及受新的利率理论影响，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发达国家央行的货币政策由关注货币供应量转向以利率规则为基础。其理论源头与威克塞尔的利率思想有关。 由此，现代货币政策的基准利率也由此呼之欲出。同时，泰勒规则也是在这个时期成熟。以利率规则为基础的货币政策或泰勒规则认为，相对于自然利率的名义政策利率（美联储基准利率）应该设定为当期通货膨胀率和当期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缺口的线性函数。 所以，在泰勒看来，以规则为基础的货币政策是指以政策工具（美联储基准利率）的系统性变化来应对经济情况变化，而不能仅仅依靠一个简单的政策规则来决定具体采取什么手段。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到21世纪初，正因为美联储采取了以利率规则为基础（或以目标为基础）的货币政策，设定为以物价稳定及产出稳定为衡量指标，并以基准利率的变化来确定信用扩张的可能性边界，从而使得这个时期是美国经济增长稳定、宏观经济表现最好的时期，其通货膨胀率及失业率都降到最低水平，即所谓的大缓和时期。 而且在这个时期，美国是这样，其他不少发达国家货币政策也是如此。但是，2003-2005年，美联储开始偏离了以利率规则为基础的货币政策并让信贷过度扩张，如2003年通货膨胀率为2%左右，美联储基准利率下降1%；但在1997年，通货膨胀率为2%，美联储基准利率为5.5%；在2003年之前，美联储的基准利率基本上与泰勒规则给出的利率非常接近，但在2003年之后，美联储的基准利率远低于泰勒规则给出的利率，从而导致投资者过度追求高收益率，涌入高风险资产，吹大了房地产市场泡沫。泰勒认为，这种信用过度扩张也是日后导致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和全球性经济萧条发生的关键因素。 在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美联储向金融企业贷款和向外国央行进行货币互换，向市场注入了大量的流动性，从而缓解了金融危机对市场及经济冲击。 但所面临的问题是，当美联储的基准利率在可能性边界之外或利率为零之下，用什么货币政策工具来刺激经济恢复与增长？ 美联储对基准利率和资产购买计划的未来路径进行前瞻性指引。即向市场表明这种高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经济复苏走强后能够持续多久时间，以此来降低长期利率，推高资产价格，促进消费和就业，增强经济复苏步伐。 不过，在泰勒看来，美联储这种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不是一种以规则为基础的政策工具，政策行为没有可预测性，从而也就无法起到很好的效果。即这种信用过度扩张政策没有如美联储预测的那样刺激经济的增长，也没有让美国经济的恢复过程变得更顺利。再加上美联储采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后，世界不少国家纷纷仿效，各国央行都把背离利率规则当成了一种时尚。 这必然导致世界各国央行的货币政策处于一种缺乏战略的混乱无序状态下，同时也把不少国家的资产泡沫再次吹得巨大，整个金融市场风险又在增加，新的金融危机随时都可能爆发。 也就是说，现代货币政策的实质就是通过利率机制来界定信用扩张的可能性边界，无论是信用扩张过度还是信用创造不足，都无法保证实际产出尽可能地接近潜在产出。而货币政策的价格机制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才成熟，之前货币政策无论是建立在错误的真实票据理论基础上还是强调货币供应量而放弃价格机制作用，都无法清楚确定信用扩张的可能性边界。 而真实票据贴现、货币供应量、物价稳定、充分就业等货币政策目标都是测算信用扩张边界的量化工具。但所谓的真实票据本身就是一种信用关系，及货币供应量的多选择性等，这些因素都意味着两者无法成为测算信用扩张可能性边界的量化工具。
(0)保证中性稳健的货币政策，这个不能变。如果中国货币政策再次走向宽松的话，那么金融风险一定会爆发的，不用考虑，一定会再次爆发金融风险的压力，所以还得要保持货币政策的中性稳健。保持中性稳健一个重要的指标，货币供应增长速度要控制好。在座的知道货币供应量增长速度可以简单理解为生产货币的速度，货币发行的速度，可以这么简单理解。这个数据必须控制好，因为这个数据标志着货币发行的情况。中性稳健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货币供应量增长速度必须处于低速运转才行，按照经济学原理来讲，GDP增长速度加上通胀率，再加一个参数就应该是货币供应量增长速度。
(0)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欧盟和日本都采取了史无前例的宽松货币政策，但从实际效果看，市场需求持续低迷，投资和国际贸易并不活跃，大宗商品价格仍处于低位。金融危机至今已经8年，世界经济并未从根本上摆脱低增长困境。从一些指标来看，出现了一些两难困境，比如低增长与高负债、宽货币和低通胀并存，全球贸易增长低于经济增长，发达经济体劳动生产率增速持续回落。由此可见，单一的需求刺激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需求管理的短期政策虽在抵御危机的冲击上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中长期结构性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从根本上改善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还需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0)各国不应该进一步采取货币宽松政策，宽松的货币政策不会对实体经济产生实在的影响，只会让资产泡沫化。发达国家央行采取的量化宽松、负利率以及其他非常规扩张性货币政策，正在驱使短期资本流入新兴市场，导致金融市场的不稳定。这意味着扩张性财政政策将是提振经济短期增长的更好选择。遗憾的是，大部分国家公共债务高企，实施财政政策的空间不足。
(0)我同意共绘网的看法，世界经济至今仍然没有走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阴影，经济复苏乏力，提振世界经济内生动力、促进经济持续复苏，越来越成为全球各国面临的共同难题。面对当前风险与挑战，需要标本兼治，综合施策，运用好财政、货币、结构性改革等多种有效政策工具，既要做好短期风险防范和应对，也要挖掘中长期增长潜力。
(0)目前，货币政策在刺激需求方面的效果已经达到极限，财政政策将成为G20成员的主要工具。尽管债务及赤字问题在不少国家依然非常高，但是如果经济表现继续如此低迷，可能导致财政状况的进一步恶化。也有观点反对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认为这可能导致市场不良反应，恶化信用评级并推高政府举债成本。如果国际社会能就财政政策达成广泛协调，这种市场不良反应的风险也可能被降到最低。G20在这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就像它曾在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最危险的时候所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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