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水污染、空气污染、土壤污染等严重的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威胁中国民众健康的头号“杀手”，也成为制约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巨大瓶颈。工业化的进程往往伴随碳排放的提高而获得一定的发展，中国近几十年来的碳排放的提高确实同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紧密相连。作为一个还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的经济体来说，中国才刚刚进入新一轮经济增长阶段，随着消费结构升级拉动，以机械制造、钢铁、建材、能源为代表的具有重工业化特征的行业相继进入快速增长通道。
由于温室效应越来越严重，环境日益在破坏，我国开始重视环境保护了，并把节能减排列为基本国策，由此可见，发展低碳经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是非常重要的。低碳经济的迅速蔓延并非偶然。早在各国意识到传统化石能源不可再生的危机时，低碳经济就已经开始孕育;在2008年以来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中，各国政府不约而同地选择新能源作为拉动经济复苏的新兴产业，给了低碳经济“上位”的机会；在全球气候变化的压力下，各国政府纷纷推出绿色政策，低碳经济模式得到普遍认可，势不可挡地成为全球经济的新起点。如何坚持绿色政策？中国不妨借鉴其他国家保护环境的经验，在治理环境的道路上少走弯路，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能很好地处理发展给环境带来的破坏等问题。至于如何打造一个低碳经济大国，少不了的是大家的支持与参与！你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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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明确环境治理不是具体哪个人的事，而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做的，每个人都在呼吸着同样的空气，居住在同样的环境之下，大家是利益相关体，应该从整体从大局出发，从自己做起，做一个环境的保护者。人人付出，人人共享。只有大家携起手来，才可能打造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
(0)城市被雾霾笼罩，乡村被污水环绕，土壤被重金属侵蚀……成为中国人不能承受之重。中国没有先富后治理的时间和空间，形势不允许我们像发达国家那样按部就班地解决环境问题。中国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指出：“中国绝对不会像发达国家那样，人均ＧＤＰ达到4万美元才出现（碳排放）峰值。” 上世纪后40年里，日本、美国分别对外转移了60％和40％的高污染产业。现在，世界上大多数超市里都有“中国制造”，外国人享受着价格低廉的商品，而生产这些产品的中国遭受严重污染。 由于发展水平的差异，同样的人均减排成本，对西方人来说就是每周少喝几杯啤酒，对中国贫困山区的民众来说，却可能意味着能否用上一盏电灯。同样的投入，中国人的感受和西方人绝不可能相同，而中国做出的努力却和西方国家不相上下，这需要何等决心和勇气！ “只有自己做好才能要求别人做好，”解振华在利马气候大会上如是说。中国的利好举措，助力世界从传统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在全球气候治理上，全世界见证了中国的担当。
(0)面对世界大棋的竞合，国学讲究在行动前，要先“格物、致知”。在经济领域，21世纪世界最需要“格物”的是什么？笔者认为是低碳经济。所谓低碳经济，通过资源创新、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产业转型、新能源开发等多种手段，减少化石等高碳能源在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提高过程中消耗比例，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降低大气污染，求得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发展形态。 但是，当前最时髦的“低碳经济学”，却没有真正“格物”，即没有找到出现“高碳经济”的真正原因，只看到高碳与地球环境的关系，没有看到高碳经济背后资本作为社会力量的作用，也没有看到地球环境变化最大推手是太阳活动的自然周期变化。 人类物质文明的进步，往往以自然环境的牺牲为代价。由于物质文明的相对落后，中国经济在改革开始之际，没有充分认识自然生态的无价价值。为引进外资，付出了巨大的环境污染、土地价值低估、资源的浪费等代价。在外资已通过低价的土地、资源、水源、污染甚至人力资本而获得高额剩余价值后，向中国提出治理环境污染和减少空气碳排放的问题，又要中国为其榨取超额剩余价值再支付即碳排放权的成本。 如果我们也顺着他们的论调，就会犯两个逻辑错误：温室效应不仅是碳排放增长的原因，主要是太阳周期活动的结果；我国碳排放增长的主要是国际资本转移加工业的结果。 国际资本却故意忽略了温室效应主要是太阳周期活动这个最重要的原因。国际资本有关碳排放有关的议题，其提议的所谓科学家都不是大气研究的专家。在太阳系中，地球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不是人类活动，在有人类之前几次重大的灾难性气候变化，都由太阳活动周期出现异常而引发。太阳黑子的周期变化，必然引发太阳系的电磁流、太空磁场的变化，进而引发地球大气环流系统的紊乱，从而出现持续几百年的气候变化。这种变化存在五百年周期和千年周期，凡在此周期期间，必然出现虫灾、旱灾、洪涝等当时人类不可克服的自然灾害。 碳排放增长仅仅是国际资本榨取新兴国家高额剩余价值的结果之一，另外还有环境污染、人力价值压榨等，由于往往局限于一国范围而不流动，因此国际资本故意视而不见。中国对外依赖度高达70%左右，对外加工贸易的利润分配中，主要为国际资本所得，这种所得不仅直接表现为对土地、资源、水源、劳力的低成本压榨，更表现为通过构建产业体系，通过高成本进口低价格出口商品形式转移利润逃避税收，从而形成了低成本榨取剩余价值、国际贸易转移剩余价值和低利润逃避税收的三重形式的利润获取。在这个利润获取过程中，国际资本不仅将垃圾、污染、疾病留在了中国，而且反过来要我国高价再购买其专利权保护期限内的低碳技术和排放权，形成对中国经济体生产的剩余价值的第四重剥削。 在国际资本深度进入的环渤海、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地区，环境污染、土地价值转移、土地污染、劳动力剥削、空气污染和水源污染最严重。为此国际资本采取了下列动作，完成对上述地区相关要素的再一次价值转移：一是通过合资或者独资形式，控制水务公司。随后立即制造舆论，以保护水资源的名义要求提高水价；二是通过国际资本的强大攻势，扩大在中国QFII投资额度或直接投资的条件，但这些资本却直接进入或退出如地产等资本品市场。国际投资银行的力量不仅渗透到舆论平台，还获得事实上的“超国民待遇”，一些没有监管机构分析师牌照的投资银行家或国际投机分子，可随意对中国资本、地产、商品期货市场发表评论，但不用向中国证券监管部门“报备”，凡国际资本及吹鼓手关注或投机的产业，无不因此暴涨暴跌。三是由于国际资本染指的地方舆论、土地、资本、环境等为国际资本直接投资或者投机，这些地区的楼价迅速与国际价格接轨。在对外开放与国际接轨的舆论控制下，国内地产政策的执行结果由于国际资本通过汇率等多种方式的干预而变异。 明白了这一点，面对国际资本“低碳经济”压力，我们理该借力打力，通过科技创新，推动新能源技术发展；通过金融创新，推动新能源技术产业化与资本化，既适应低碳经济的时代潮流，又全力防止移剩余价值被国际资本转移。在此基础上，实现产业转型升级，争取在低碳经济的发展形态上实现我们的现代化目标。（转载：李国旺《国际资本口中的低碳经济刻意忽略了什么》）
(0)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气象局前不久联合发布的《气候变化绿皮书：应对气候变化报告（2013）》（以下简称绿皮书）指出，近50年来中国雾霾天气总体呈增加趋势。其中，雾日数呈明显减少，霾日数明显增加，且持续性霾过程增加显著。究竟雾霾是如何从天而降？我们如何“拯救”雾霾，又如何“自救”？ 我们在走别人的老路 何富就读于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是一名刚入学不久的研究生。他的研究方向是大气化学，空气中的气溶胶、颗粒物等都在他的研究范围内，因此他对雾霾问题十分关注，也有自己的看法。 “我们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我们走的是国外的老路，历史上有很多次因颗粒物引起的污染事件。”何富介绍说，“这些国家后来采取措施，大力治理大气污染，慢慢解决了光化学烟雾，所以我相信，我们在学习和借鉴其他国家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本国实际情况和条件，一定能迈过这个坎。” 然而，好端端的自然界，为何突然出现如此严重的雾霾现象？是颗粒物长期积累的突然爆发，还是气候变化异常的预兆？ 笔者走访了气象系统的一些专家，他们从各自的研究角度作了不同的解释。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张小曳认为，在雾霾的形成过程中，气溶胶粒子十分重要。在过去，当人类活动比较弱的时候，这些气溶胶粒子主要来自于自然过程，而现在，人类活动排放的大气气溶胶显著增加，雾霾天气由此产生。原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院长倪允琪认为，雾霾和两个原因有关，一是天气状况，二是人类排放。 绿皮书指出，社会化石能源消费增多造成的大气污染物排放逐年增加，是我国近年雾霾天气增多的最主要原因。据了解，城市有毒颗粒物来源有多种，比如说汽车尾气，冬季烧煤供暖所产生的废气，工业生产排放的废气，建筑工地和道路交通产生的扬尘等。就是因为这种种来源的颗粒物交织在一起，才能造成如此严重的影响，使全国深陷“霾伏”。 让人民看到希望 对于大气污染问题，政府给予了足够的关注，从1月份国家领导人召开关于雾霾治理的各种座谈会到50亿资金的投入，再到近期北京市常委会通过的《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都可看到政府在用行动让人民看到希望，看到政府治理空气污染的决心和信心。 应急预案中规定，根据空气质量预报结果对应的预警级别，北京市将分级采取健康防护、建议性污染减排和强制性污染减排等相应的重污染应急措施。当启动预警一级时，将实施“停产、停工、停放、停烧、停车、停课和冲洗道路”等“六停一冲”措施。 丁一汇院士评价说，“雾霾主要是和排放有关，北京提出的应急预案中，限制车辆，停工厂，控制人口，这三个加起来，就占雾霾成因的70%-80%，排放源没有了，雾霾自然就没有了，见效是很快的。气候变化周期很长，温室气体是200年的生命史，但是污染却不同，是以天为周期的，PM2.5就是几小时的生命史，一下雨，通过湿沉降、干沉降就消除了。国外治理得好，就是因为掐断排放源。” 绿皮书提出，我国的大气污染呈现地区污染抱团的趋势，为了有效解决该问题，必须实施区域联防联控。例如，北京的强霾污染治理不仅要考虑市内污染源，还必须考虑天津和河北地区的污染来源。如今中国尚没有建立实质性的应对机制，可考虑在管理体制方面进行制度创新，如建立跨地区的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委员会等。 这些措施是否会让全国“雾开霾散”，重见天日，让我们拭目以待。（转载：孟林《扫除雾霾有待齐抓共管》）
(0)过去30多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能源消耗保持了年均5．5％的高速增长，近十年来更高达9％。我国2012年煤炭净进口2．8亿吨，同比增长34．5％，全国能源消耗已超过36亿吨标煤，占全球能源消耗总量的20％以上。未来15－20年，如果我国GDP再翻两番，无论怎样强调节能减排，也将消耗相当于今天近3倍的煤炭量，接近100亿吨。而作为能源结构中占比近20％、增长最快的石油，2012年消耗总量接近5亿吨，其中进口2．7亿吨，同比增长6．8％，进口依存度已超过美国，达到56％。除了能源有限的问题，长期巨量化石能源消耗带来的大量二氧化碳、二氧化硫及粉尘排放，已经给我国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威胁。以PM2．5为例，2013年年初在我国中东部出现的长时间、大范围雾霾天气，波及全国17个省，影响人口多达6亿，全国数十个城市空气质量长时间处于“严重污染”状态。可以说，环境污染已导致广大人民群众生存环境恶化，社会满意度降低，成为涉及民心民意并影响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压力和挑战。因此，我国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更需迫切解决能源问题，以及自身的安全供应和安全生产问题，也比任何国家面临着更大的国家责任和国际道义压力。我们如果拿不出切实可行的能源需求解决方案，未来的经济发展将是不可持续的。风能、水能、生物质能等主要清洁能源，本质上都是太阳能的某种转换和利用形式。我国太阳能光伏发电资源拥有量远远超过其它所有可再生能源资源总量之和，而且无论从转换周期、转换效率、开发条件、环境影响，还是从中长期的经济性、稳定性、环境友好性等诸多方面看，太阳能光伏发电都是最具潜力、最直接、最清洁、最环保、可永续的人类理想能源之一。
(0)生态文明建设是一场“绿色革命”，是对传统工业文明的超越，它的核心是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和保护自然。生态文明新时代，就是实现人与自然协调发展、和谐共生的时代。随着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对生态产品的需求越来越迫切，既要温饱更要环保，既要小康更要健康，生态环境质量已经成为影响人们生活幸福的重要指标，环境问题已成为突出的民生问题。只有坚决摒弃“有毒GDP”，“黑色GDP”，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努力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发展路子，美丽中国的基础才会坚实。
(0)新中国从1949年10月成立后，为了追赶先进国家，采取了大开发、大生产运动，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为了实现现代化，大干快上，盲目追求GDP增长，但由此对环境的破坏和影响视而不见，现在，应该是买单的时候了，不要再做对不起我们子孙后代的事情了。任何事物的发展既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我们应该坚持科学发展观，共同爱护我们的家园，政府应该积极引导，甚至干预，同时也不能光要政绩、面子工程而牺牲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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