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与外国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的海上大通道，推动了沿线各国的共同发展，其也一直是沟通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
而21世纪的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合作伙伴并不仅仅限于东盟，而是以点带线，以线带面，增进同沿边（海）国家和地区的交往，发展面向南海、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战略合作经济带，以亚欧非经济贸易一体化为发展的长远目标。另外，中国自上世纪80年代起至今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及从“海上发展”，那么后40年（2019-2059年），您认为是否应将重点转移到向中亚、中东和南亚等西、北、南部的“路上拓展”，串起连通东盟、南亚、西亚、北非、欧洲等各大经济板块的市场链呢？各位网友、粉丝，对于此话题你是怎么看的？你有何高见？快“畅言一下”跟大家聊聊你的看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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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战，我们国家的态度非常鲜明，明确说明是不愿打，不怕打，但必要的时候不得不打。我想，这是我们的心里话。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我们当然不愿意打，但是当然我们也不怕，为什么呢？就碰上这么一个恶狗，你怕有用吗？ 2019 年7 月 30 日政治局会议强调 “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柳传志分析说：目前看，中美贸易摩擦肯定是长期的，只不过是多大规模的事，人民币破七到底会带来多大的负面影响，其实现在也说不清楚。因为不确定的因素太多了，但是刨除这些不确定性的因素，政府应该做的事、企业应该做的事、中华民族应该做的事，各阶层应该做而没做好的事都太多。我们首先应该踏踏实实把这些事做好，这才是用实际行动准备 “不得不打”。
(0)孔雀东南飞，这几年更为明显。 人口增量，是城市吸引力的关键信号。人往哪里去？哪些就是经济发展的热土。 这是2018年全国主要城市人口增量排行：在全国人口增量排行前十的城市中，只有西安和郑州属于北方城市。在人口增量排行前二十的城市里，只有西安、郑州、青岛、济南四个城市位于北方。在2018年人口净流入排行前十的省市中，作为前三的广东、浙江、安徽都是南方省份，前十中只有陕西位于北方。 而在人口净流出的后五个省市中，只有江西位于南方，其他都位于北方。
(0)将来，中国南有香港，东有上海，西有喀什，形成三足鼎立的新经济格局。就像大禹治水采用了“疏”的方法，中国“一路一带”的影响力将进一步加强，滚滚经济之流将向西奔腾。 这简直是顶级高手对弈，落一子而破困局！这次，中国轻轻地在瓜达尔港布下一子，中国的太平洋岛链之围豁然而解！ 有了这个出海口，中国在中东和波斯湾地区的发展前景变得一片敞亮。 瓜达尔港由中国掌管并正式开航，巴铁笑了，新加坡哭了，美国傻眼了！瓜达尔港开航、中巴经济走廊建成，除了喀什，瓜达尔也必将成为世界最繁忙的物流中转地。这对巴基斯坦经济发展，将是一个难得的推进器！凡是对中国友好的国家，我们必不会亏待他们！
(0)内蒙古既是中国对蒙古与俄罗斯的贸易基地，拥有丰富的进口资源，不过现时其进出口贸易仍以「一般贸易」和「边境小额贸易」为主，未有充分利用其边境优势。 相比其他南部边境省份，内蒙古利用当地或进口资源的加工贸易占整体进出口贸易的比例偏低。广西的加工贸易占其整体贸易约五分之一，云南的贸易也有大约十分之一为加工贸易。然而，加工贸易只占内蒙古整体进出口贸易不足5%，贸易结构仍有待进一步改善。 有见及此，内蒙古近年积极投放资源发展加工贸易，于边境城市二连浩特和满洲里建设进出口资源加工园区，利用进口资源(例如木材、畜农产品等)进行加工，产品或出口到欧美市场，或内销到中国其他地区。随着加工设施完善，当地进出口加工贸易发展空间庞大。
(0)由捷克、匈牙利、波兰和斯洛伐克组成的维谢格拉德四国(Visegrad Four，简称V4)，在协调及强化国家经济上大有成效，有助4国在中东欧区域经济中竞争，并且担当主导角色。中东欧国家与中国合作的「16 + 1」模式和「一带一路」倡议在许多方面协调一致，当中V4国家大有条件从中获益。 V4国家位于欧洲中心，在中国与中东欧加强合作及联系下，贸易及投资交流不断增加。同时，越来越多V4企业亦放眼全球，积极寻找新市场。 随着国际联系加强，投资往来日增，V4国家不仅可以在中国与中东欧合作的大环境中重新定位，在区域分销和供应链管理方面，也为贸易商及制造商提供更多机会。
(0)在欧亚大陆尤其是在中亚地区实施“一带一路”倡议项目的同时，中国领导人必须解决的问题之一就是推动良好的治理，打击腐败现象。北京重振古代丝绸之路的旗舰计划不仅有可能成为中亚窃贼式统治精英侵占公帑的牺牲品，而且，中国企业本身也可能有意无意地助长该地区的腐败行为。 中国没有禁止中国公司在国外从事非法活动的法律。因此，某些爱冒险的中国公司选择了以非法或半非法的方式在国外经营业务，这显然不符合负责任的外国投资的标准预期。转而，人们透过中国企业认为是中国在助长社会的不公，即使它是无意的间接的。这又进一步强化了人们对中国根深蒂固的负面感观。 就在不久前，2018年4月，吉尔吉斯斯坦小镇Kazarman的居民纵火烧了一个金矿加工厂，并向前来维持秩序的警察投掷石块。这个建设中的工厂是由一家中国公司开发的。吉尔吉斯斯坦北部的Kara-Balta镇和Orlovka村也发生了类似事件，当地有中国投建的一家炼油厂和一家金矿厂。一般来说，中方投资者与当地社区爆发冲突的根源主要是人们不满中方的投资不透明、劳资纠纷、环境问题和腐败指控。 不过，引起当地民众最强烈共鸣的还是中国企业的腐败，它不仅仅是发生在资源稀缺的地方。2018年1月一座火力发电厂发生故障，导致伊萨科夫和萨特巴尔季耶夫这两位前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因涉嫌贪污而被拘留调查。他们面临为中国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进行利益游说的指控，这家公司曾赢得3.86亿美元的电厂现代化合同，而项目本身获得了中国进出口银行的贷款支持。两年前，也就是2016年4月，由于卷入涉及一家中国建筑公司1亿美元公路建设项目的腐败指控，当时的吉尔吉斯斯坦总理萨里耶夫不得不下台。 这类趋势也许会削弱“一带一路”倡议的良好意图。那些项目有可能成为势力集团新的租金来源，成为当地社会断裂的一个原因。时至今日，中国在中亚地区公众眼里已经成为了大恶人。2016年3月在哈萨克斯坦发生的动乱证明，即使这样一个中亚国家也在竭力遏制本国民众不断上升的恐华情绪。 中国在中亚的参与大多局限于主要是让中国承包商获利的贷款，而这只会让反华负面情绪有增无减。当地居民的这种担心似乎与项目的实际规模并不一致。哈萨克斯坦2016年3月发生的动乱表明，在公众看来中国农民和商人是对哈萨克斯坦主权的最大威胁，尽管当时中国仅租赁了9950万公顷出租耕地中的282公顷。 说到底，中国主导的“一带一路”倡议究竟有没有能力让中亚感受到自己是“命运共同体”呢？中国尚未在本土赢得反腐斗争的胜利。然而值得称道的是，中国领导人坚持对腐败“零容忍”。中国是否能在新丝绸之路沿线保持这种政策呢？到目前为止问题仍然多于答案。
(0)中国在加入全球化的过程当中，港口的作用非常重要。对于中国这个大国，地区和地区之间的自然条件差别实在太大了。以港口条件而论，中国只有东部才有大港口，中国是一个一面环海的大国，而且海岸线相对于整个国土和国境线来说是不长的。像中国这样面积的大国，而且只一面沿海的国家，在世界上恐怕只此一个。比如，美国是两面环海的；印度整个南边是一个三角形，海岸线也很长；俄罗斯和加拿大的海岸线也很长，而且是东西两边临海的。 中国在加入全球化的进程中，要发展出口导向型的制造业，真正有优势的其实就是东部。读者可能要说，沿海地区有港口，那西部还临近俄罗斯呢。请注意，在全球贸易中，至今为止份额最大的仍然是美国、日本和欧洲三大市场。尽管西部是离俄罗斯很近，但是对于发展出口导向型的制造业来讲，这个市场却相对次要。再加上刚刚所讲的集聚效应，就算出口到俄罗斯，也可以在浙江生产了再把产品运过去。所以，沿海地区拥有港口，并且形成了集聚和规模效应，其发展出口导向型制造业的优势就特别明显。这就是经济规律。
(0)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我们缺乏工业基础，技术落后，莫说工业生产，就连农业生产工具各家都凑不齐。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采取集中劳动生产工具、集中人力、集中各种资源才能实现快速恢复生产、实现发展的目的。 与此同时，我们当时工业水平太过落后，国防工业更是无从谈起，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非常需要农业来哺育工业，我们用了经济剪刀差的方式，把农业发展的成果大量投入到了工业建设当中。这种发展模式，若非采取公有制的发展模式，也根本无从实现。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那时候我们选择了完全公有化的经济发展模式，既是历史所限，也是历史选择，更是在当时的条件下最正确的选择。没有当时那样的选择，我们也根本不具备独立自主改革开放的工业和物质基础，这一点是历史辩证的。 然而，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当大家一直吃大锅饭，干得多或少没有分别的时候，大家生产的积极性就没有了。再加上从新中国开始到1978年，中国人口几乎增长了一倍接近10亿。这么巨大的劳动力吃着大锅饭，大家没有积极性，生产要素无法激发，这大大限制了我们的发展，也是我们现在所称的“经济到了崩溃边缘”的根本原因。 改革开放一声春雷，中国经济被激活了，人们生产的积极性上来了。在这种大的市场环境变化下，我们每个时代人都被赋予了历史的机遇。只要你在那个时代干了正确的事，就能获得大发展。 如果大家注意会发现，改革开放后，原来很多穷人变富了，不但实现了丰衣足食，更是实现了个人发展的一个个突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对每个人来说就不可能有这样的发展机遇。哪怕到今天，市场化经济改革也为很多普通人提供了改变命运的机会。事实上，我们需要珍惜这样的历史性机遇，而21世纪的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依然是历史性的“大鲫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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