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3月17日具有146年历史的美国《西雅图邮报》出版了自己最后一期报纸，结束了发行印刷版的岁月。2008年7月以来，英国已削减了903个编辑职位。诺福克一家媒体在179名采编人员中减员54人；《曼彻斯特晚报》90名采编人员中，39人已丢了饭碗。近年来，受生活和阅读习惯改变影响，包括报纸、杂志、电视和电台在内的传媒业处境艰难。
随着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发展，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文字载体的出现，新媒体呈现迅猛发展之势，并对传统期刊形成强烈冲击。相比新媒体的蓬勃兴起，传统期刊如何突破其客观局限性，充分利用好自身优势，整合各类资源、突破发展瓶颈，在一个更加自由、开放、透明的环境中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是传统期刊从业者必须思考的问题。
现在还有多少90和80后看报纸、杂志和电视？还有多少企业单位和家庭订阅报刊？有人说新媒体将取代传统媒体。随着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普及，网络时代的到来，传统媒体未来发展趋势如何？它给传统媒体带来了哪些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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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天接到不少电话和信息，意思都差不多，让我保重身体，保持心情舒畅。我说我每天坚持早睡早起，步行八公里，吃点杂粮，喝点蜂蜜，身体不算特别好，但还行，至于精神嘛，暂时也还没出现太大异常。 我非常感激朋友们的问候，人家不关心你，也就不会理你了。我也明白问候为何在此时纷至沓来，因为近期有关媒体人抑郁自杀的事件出现得实在有些密集。 负责报道新闻的群体成了新闻热点，而且信息偏负面，这本身就容易激起人们的兴趣。更何况，媒体人具有传播信息的天性，无论是在微博还是微信上，都是“小灵通”和“意见领袖”一类，加之对传播工具和传播规律了如指掌，因而媒体人一有什么风吹草动，那必定会成为了不得的大事。 举个例子，一位在银行工作的朋友发来一条信息，列举了众多媒体人自杀事件。我给他回了条信息，内容是前不久深圳某银行员工因为压力大跳楼自杀。他很惊讶地表示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接着大倒金融单位加班、压力大的苦水……统计数据显示，中国自杀率约为每年23人／10万人，是国际平均数的2.3倍，而深圳每年自杀者超过两千人，超过因交通事故身亡的人数。这些不幸的人分散在各个领域，但相关消息的传播和扩散却远不及媒体人的。 曾有朋友开玩笑，说媒体人的车被人刮了一下都有可能成为新闻事件，因为他会上蹿下跳地发微博、发微信，还有一大帮媒体圈儿的大V帮忙转发。这当然不是事实的全部，但具体到媒体人的压力，也确实同行业整体不景气、经济效益下滑以及前路迷茫等紧密相关。这也让人想起几年前十分流行的一句话：你有压力，我也有压力！是啊，在这个社会急遽转型的时代，哪行哪业没压力呢？媒体曾经多牛啊，收入和社会地位都让人仰视，但如今时过境迁，风光不再；通信领域多牛啊，可如今遇到了OTT（过顶传球）；银行多牛啊，可如今遇到了利率市场化和互联网金融；公务员多牛啊，可如今遇到了转作风……都有压力，都不容易。 但压力是用来排解的，而不是用来放大的。将压力置于聚光灯下放大，面子是同情和担忧，里子却培育着新的压力，并以标签化和心理暗示不断强化着这种压力——这一定不是心存善意的关心者所希望的，落井下石、幸灾乐祸者则另当别论。 媒体的真实压力状况究竟如何呢？这是一个不容易回答的问题，难就难在身在其中者永远不会说自己轻松，大概各行各业概莫能外，朋友们聚在一起聊工作，先发牢骚再倒苦水是常态。而局外人又总是雾里看花，得出的结论多半是传言加猜测的产物。作为媒体人，我也没太大把握将这个问题说清楚，也没有资格代表同行发言，仅就自己的感受而言，这份职业的含金量的确已大不如前。日子好过的时候，深圳房价三四千，普通记者收入过两万，出门车接车送，工资基本不动，但这样的好光景已一去不返。行业前景也令人忧虑，都在喊转型，但几乎没人知道路在何方。可即便如此，它仍不失为一个相对自由的职业，工作强度不是没有，却未必比一些长期加班的白领更痛苦焦虑。这些年，陆陆续续有人离开，有混得像模像样的，也有过得还不如从前的，个中甘苦自知，但都该得到祝福。 与大环境相比，小环境则似乎更为重要。说到小环境，我觉得自己供职的单位还真算不错，管理相对宽松，等级不算森严，每月单位会组织员工去郊野快走锻炼一次，手机时不时还会收到一些贴心的小提示和小问候，这些都在无形中化解着一些压力，让人心中多了些许温暖。 写这篇文章时，有几句话不停地在脑子里闪现。导师曾对我说：人生好大雾，能看清前五十米就不错了；港中大（深圳）的校长徐扬生院士对我说：人生的要义在于体验……在这个压力横行的时代，该如何自处，这是一个问题。但至少，在面对压力之时，不放大，不缩小，既不自欺欺人，亦不危言耸听，该是应有的态度。媒体人当如此，其他为压力所包围的人亦当如此。（转载：彭健《聚光灯下的压力》）
(0)当前，以微博、微信、新闻客户端为代表的网络新媒体因其信息传递速度快，影响范围广等特点，正在迅速改变着社会公众的信息获取方式，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模式。由于网络新媒体的兴起，一些公共事务、时政热点问题和突发事件，很快会成为热点而收到社会各界关注。在网络新媒体平台的助力下，政府部门的工作及其信息发布正变得更为公平、透明和规范，为社会公众更好地了解国家的方针政策、制度措施，以及与政府部门互动交流创造了条件。
(0)网络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新媒体的进步，以电脑、手机等为主要载体的新媒体对青少年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产生了重要的影像。当代青少年作为强调个体与个性主体意识不断增强的一代，其思想意识和思维方式正面临着多种媒体信息来源的冲击。为此建议：丰富网络文化资源，占领网络舆论阵地。一方面，通过强化相关公共文化类门户网站建设，吸引更多的青少年积极主动参与其中，开办与他们分享交流的板块。另一方面，紧紧抓住新媒体的发展趋势，赢得网络舆论引导的主动。加强网络新媒体运营商监管，促其实现行业自律。在充分保证信息的自由、共享、开放、互动的前提下，监管和限制运营商的过度营销行为，对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不良信息和网络谣言及时采取措施加以规制。引导青少年重视线下交流，鼓励其在现实社会中建功立业。通过在线下采取倾听呼声、舆情疏导、创造机遇、创设各类文化项目和文化产品等措施，积极引导他们投入到健康向上、合作共融的群体活动和个人兴趣爱好中。以最近贴时代潮流的方式与青少年沟通，以代表正面主流声音的信息去影响广大新媒体用户。进一步加大对青少年的引导力度，提高其对于各种网络现象的分辨甄别能力和自我约束能力，以使其始终保持健康心理和正确方向。此外，政府还应加大建设投入和经费支持，努力为青少年提供便捷、多元的新媒体基础设施，通过对相关企事业单位给予税收减免或政策优惠，引导、鼓励和推动社会力量参与到新媒体基础设施的建设中来。（转载：全关政协委员沈奎林《有效运用新媒体促进青少年全面健康发展》）
(0)媒体和受众之间的互相影响和形塑,在自媒体流行的时代,制造了一些值得注意的舆情反转现象。公众从媒体获得信息和谈资,但在消费之后,又不满足于被动接受的角色,而试图对媒体报道和评价标准提出质疑,以这种方式对媒体的优势地位提出挑战。从马航事件中对媒体报道能力的吐槽讥讽,再到明星出轨门后指责媒体消费个人隐私,一些人还把教育口碑不佳、医患关系对立等社会问题,归咎于“不良媒体”的渲染。通过新技术获得了传播通道的受众,也想发出自己基于个体经验和自身利益的声音,“骂媒体”似乎成了一种时髦。这或许说明,有些媒体的专业优势和渠道优势正在被撼动,受众对公共事务的判断也有了自己的标准和视角,媒体传统的报道方式和评判立场正在遭遇挑战。这算是好事,还是隐忧呢?恐怕还不能一概而论。受众对媒体的“逆反”,或许说明看待事物更独立理性,但也可能只是另一种盲目“从众”,而支撑他们做出判断的依据,可能仍来自媒体的报道。面对自媒体麦克风的挑战,媒体可能也要提升专业性,不断调整语态和价值标准,但无论如何,提供准确平衡的事实,仍是不变的专业标准。
(0)的确，随着互联网新媒体的逢勃发展，以前人们获取新闻、资讯等主要从报纸、杂志和电视等传统媒体得到。但现在人们只要借助手提电话和互联网，就可以不受时间和地域限制，随时上网登录新媒体了解、知悉新闻、影视和各种信息资讯，例如：假如我人在北京可以随时登录世界各地的新媒体或网站，却不一定看到外地出版的报纸、杂志或电视。同样，假入我在国外可以随时登录世界各地或北京的新媒体或网站，却不一定能看到北京的电视、报纸和杂志，可想而知两者有着天壤之别，影响力和广告效果可想而知。所以，传统媒体将会远离我们的生活，年青一代将通过手提电话打捞、搜取和浏览世界。
(0)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在本质上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媒体，传统媒体的诞生得追溯到1905年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的诞生，那时候在没有任何报刊、杂志、图书媒体的情况下，电影某种意义上就成了新闻传播的代表。然而近些年随着国内影视行业的迅速发展，视频媒体发生了质的变化，也就是说当下流行的智能媒体诸如手机、电脑等媒体某种程度上是延续了电影媒体的元素，也正是这样，传统媒体在视觉传播与失效影响下起着与新媒体所不能取代的社会地位。新媒体某种程度上是部分行业发展速度快的一种体现，它没有传统媒体那样能让观众带来有效的信息获取准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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