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权威调查机构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2007年年度的调查报告称：以电脑、手机和电视作为支持的传媒所创造的收入将从2008年开始超过传统传媒，并占到整个行业产值的72%。这份报告预言的情况现在实现了多少，不得而知，但一个事实毋庸置疑：目前世界传媒的趋势是以网络媒体为代表的新兴媒介正在很有力度地抢夺传媒市场，以报纸为主要代表的传统媒体正逐渐为新兴媒体所代替。多年来我们所争论的“报纸的冬天”将实实在在地呈现在人们面前。面对挑战，报纸该怎么办？随着手机和电脑随时随地可以上网浏览新闻，未来报纸会“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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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作为一种公权力，如果使用它的人心怀不端，造成的危害将无法想象。长此以往，我们不仅不会成为社会进步的推动者，相反会成为价值毁灭者。” 9月7日，在上海公安机关某关押场所，涉嫌犯罪的21世纪网总裁刘冬如是忏悔。同时，引起社会高度关注的21世纪网涉嫌严重经济犯罪案件仍在持续舆论发酵。 用负面报道敲诈企业是行业内潜规则 9月3日晚，上海市公安局通报的一条消息，在很多人看来无异于一枚重磅炸弹，惊起波澜万千—— “上海市公安局于日前侦破一起特大新闻敲诈案件，涉案的21世纪网主编和相关管理、采编、经营人员及上海润言、深圳鑫麒麟两家公关公司负责人等8名犯罪嫌疑人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涉及上海、北京、广东等省区市的数十家企业。” 消息公布的次日，关于财经新闻行业“有偿沉默”的讨论即在网上散播开来。 记者了解到，21世纪网进入公安机关视野，正是源于一些企业和个人的举报。多名犯罪嫌疑人的供述显示，被21世纪网涉嫌敲诈过的企业“实在太多”，站出来举报的还只是小部分。 犯罪嫌疑人、《21世纪经济报道》副主编、21世纪网总裁刘冬介绍，21世纪网本是《21世纪经济报道》的网络电子版，2010年，出于发展考虑，报社管理层决定让21世纪网独立运营、独立核算，由刘冬担任负责人。“我们的策略就是利用报纸的影响力，迅速拷贝报纸的新闻模式，刊登原创性、以深度见长的负面报道，吸引拟上市或已上市公司的关注。”刘冬说。当时，国内企业正以日均数家、十数家的速度大量上市，这为一些财经媒体提供了巨大的牟利空间。 刘冬四处招兵买马，作出明确分工——犯罪嫌疑人、21世纪网主编周斌负责新闻采编工作；犯罪嫌疑人、21世纪网广告部副总经理莫宝泉等人负责广告业务，与企业洽谈“合作”事宜。 专案组查明，21世纪网通过公关公司招揽介绍和业内新闻记者物色筛选等方式，寻找具有“上市”“拟上市”“重组”“转型”等题材的上市公司或知名企业作为“目标”对象。对于愿意“合作”的企业，在收取高额费用后，通过夸大正面事实或掩盖负面问题进行“正面报道”；对不与之合作的企业，在21世纪网等平台发布负面报道，以此要挟企业投放广告或签订合作协议，单位和个人从中获取高额广告费或好处费。 按照刘冬的指示，周斌每周组织召开选题会议，选择未与21世纪网建立“合作”关系的公司作为报道对象，撰写负面报道在21世纪网上刊登；涉及重大、敏感题材的，则报给刘冬审定。“负面报道出来后，被报道的公司就会主动找上门来，或者通过公关公司找我们谈合作，一般都是以广告合同的形式，费用大致在20万至30万元之间。”周斌供述，“广告合同”一旦签好，他就会通知编辑部门将网上的相关负面报道删除。 “实际上，那些被负面报道的企业并不需要在21世纪网投放广告。”刘冬说，这是企业为了息事宁人被迫支付的费用，也可以说是“保护费”或者“拜山头”。 那么，为什么众多企业都会选择息事宁人，乖乖交纳“保护费”？ “一个企业上市，会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那么企业在准备上市的过程中，如果媒体上出现了针对该企业的负面新闻，这个企业上市就会搁浅，或者被证监会调查而取消上市资格。所以，企业在上市前会不惜一切代价维护正面形象，不能出现负面报道，不管这些报道是真实的，还是不真实的。”刘冬坦言，对于已上市公司来说，负面报道也会令其经营受影响或股价下跌。 犯罪嫌疑人、21世纪网记者王卓铭说，用负面报道敲诈企业是行业内的潜规则。“这也是集体行为，公司上下都这么干。” 刘冬的供述也印证了这一点。他交代，报社管理层对21世纪网的业绩考核中，有一条就是要覆盖70％至75％的当年新上市企业，与它们签订“广告合同”，每年都有数千万元的指标。他本人也要求周斌、莫宝泉在工作中体现利益的最大化。“签订合同后，我们会把这些企业名单统一交给采编部门，要求他们不写这些企业的负面新闻。”刘冬说，如果还是有记者“不慎”报道了其中一些企业，在企业的“危机公关”下，对于有长期合同、关系较好的公司，就会马上撤稿；对于关系一般、短期合同的公司，就会要求对方增加广告费用或者延长广告年限。 云南企业祥云飞龙就曾有过类似的遭遇。2014年6月，21世纪网记者朱益民对祥云飞龙进行了一个月的秘密采访，并撰写出负面报道准备上网。 “他们打电话给祥云飞龙的高层，并且发采访提纲。祥云飞龙是我公司的客户，而且之前跟21世纪网已经签了30万元的合作协议，可他们还是写了负面报道。”犯罪嫌疑人、深圳鑫麒麟公司负责人邢达说。 “祥云飞龙的高层很气愤，让我帮忙公关21世纪网。我当时找到了刘冬、周斌，但他们说没什么办法，不会轻易撤掉。刘冬要我去跟广告部的莫宝泉商量。”邢达说。邢达找到莫宝泉后，对方给他开了条件——“要客户（祥云飞龙）与他们重新签订为期三年、总额100万元的广告合同，第一年的钱要尽快付，这样才可以把朱益民的文章从网上撤掉。”邢达供述，祥云飞龙当时正借壳上市，高层为了维护企业形象，只好同意支付这笔费用。 据刘冬供述，在21世纪网的广告费用中，还专门留取了一部分作为“主编基金”。稿件被撤掉的记者会获得考核加分，到了年底，根据各个记者的分值发放不同数额的奖金，作为撤稿的补偿。 据专案组初步核查，2010年至今，21世纪网平均每年与100多家拟上市公司、上市公司签订“广告合同”，累计收取费用数亿元。（摘自：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广告费”变“保护费”涉非法牟利数亿 21世纪网涉嫌严重经济犯罪案件透视》）
(0)假新闻、假照片不时走红网络空间。近日,假消息“北京医生火车上抢救产妇,被南京法院判为非法行医并赔偿”又在微信、微博里流传,在众多媒体核实辟谣后仍见朋友圈里转发。 或许,假新闻、假照片的炮制者们为的是“针砭时弊、唤醒良知”,但如此就可以肆无忌惮地造假吗?他们与假酒、假烟、假药以及以“三鹿奶粉事件”为代表的一切假冒伪劣产品的生产者又有什么两样!如果假新闻、假照片大行其道,那么,真新闻还有人相信吗?“有图”还有真相吗? 想起在日本工作期间,曾碰到这样一位读大二的中国留学生,只因在街上购买了两张假电话卡,结果被查处,以“持有非法磁性卡”罪名被起诉被判监禁一年最后被强迫离境,中断学业。 当时,听说这件事的人,无不为这个平素为人老实的大男孩扼腕惋惜,可日本社会就是容不得这种行为。一位驻日外交官的感叹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们常常认为日本人遵纪守法,素质高,其实那是被‘严管’出来的。” 如果一个社会连“持假”都不容忍,造假者生存的空间更可想而知。 中国缺少法律吗,我想,方方面面的法规应是应有尽有。但我们缺少的是执法者的严格执法和普通人的法律意识。一位驻外多年的资深同事曾面对种种“社会乱象”而感叹:都是违法违规成本太低廉惹的祸。 假食品、假药品毒害着人们的健康,让人深恶痛绝；假新闻、假照片同样在污染着人们的心灵,扰乱了新闻的正常传播,使媒体的公信力被削弱,对社会造成的危害不可估量。 或有人说,有些假新闻、假照片是出自“善意”,为的是引起对某些社会群体生存状态的关注。但是,造假就是造假,即便动机含有善意,结果也只会引起更多恶意。 今日中国,正步入一个法制逐步健全的社会,不是说有“良好的愿望”“善良的动机”,就可以为所欲为。任何行为都不应离开法律的准绳。 我们不是看不到社会的种种弊端,我们期待执法部门加大力度维护社会的健康发展,但我们决不容忍出于任何动机的造假。造假就必须受到法律的制裁。 新闻工作者们,要打响一场职业保卫战,向一切新闻造假说“不”。（转载：冮冶《向一切新闻造假说“不”》）
(0)当传统媒体还在为如何应对互联网的冲击伤透脑筋的时候,互联网行业已经飞速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传统媒体如何在移动时代进行转型呢? 移动互联网不仅仅是大势所趋,而是已经真实地来到我们身边。在这个时代,互联网都在变得Out了,曾经时髦的互联网企业都被迫去争抢移动船票。随着3G和智能手机的普及,人们正在逐渐习惯随时随地阅读新闻、获取信息,而伴随人们习惯的迁移,媒体本身也在发生深刻的变化。 当传统媒体还在热衷于报道移动互联网的各种热点时,殊不知自己也正在成为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牺牲品”和被冲击对象。面对这样的移动大潮,传统媒体也在谋求转型,但笔者发现,传统媒体在转型中面临三大陷阱和误区。 陷阱一:内容为王,内容做得好,什么变化都不怕 移动互联时代是内容为王还是入口为王是个热门的辩论话题。相当多的传统媒体认为,只要自己内容做得好,任凭技术如何变迁,渠道如何变化,都能做到“酒香不怕巷子深”。 不过,笔者觉得这是个很大的误区。移动时代,人们阅读新闻内容的时间非常碎片化,而且随时随地阅读新闻的特点也使得人们的注意力有限,加之信息泛滥,人们往往习惯于固定的、少数的入口来实现对内容的接触。同时,移动时代,浏览器衰落,APP盛行,也使得媒体仍然靠1.0时代建起来的网站包打天下的做法不再可行。 传统媒体只重视内容,而不重视入口的建设,将失去与用户接触的机会!君不见,一些财经杂志做网络版,只是将杂志扫描成pdf,或者将全文放到网上,丝毫不考虑移动时代的用户特点和习惯,这样下去只会失败! 互联网早就是一个酒香不香都怕巷子深的世界,注重内容不如更注重通道,无论黑猫白猫,能抓到老鼠才是好猫,无论内容好坏,能被读者看到才能被称之为内容。 陷阱二:入驻平台就“万事大吉” 传统媒体在移动互联网时代转型有两条路径,一种是入驻其他平台,如在微博上开个号,在微信上开个公众号,入驻搜狐新闻客户端等等；另一种是自己做APP,构建自己专属的媒体平台。 两种方式有利有弊,入驻平台省心省力,还能借势其他平台的流量和用户,不过寄人篱下总是不能尽如人愿,如无法实现用户的积累,不能获取用户数据,比较难与用户互动,不能开通更多个性化功能等。而自己做APP,则能弥补这些问题,积累的用户都是自己的,可以根据媒体的特点和用户的需求开发更多特色功能,加强与用户互动,挑战是发展会慢一些。 两种方式,一个走捷径,四两拨千斤,另一个踏踏实实地一步一个脚印。笔者觉得这个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如果不是权宜之计,更想长远发展,还是选择后者。而如果想迅速进入移动时代,前者显然更快。当然,这两种方式是可以而且应该并行发展的,互补发展更加合适。 比前面的陷阱更进一步的是:内容让别人看到还不是万事大吉,内容要在自己的平台被人看到。换言之,在移动互联网通道、平台以及移动产品的价值已经大于内容。因为移动互联网的用户既不需要为内容付费也不会用大量整块时间使用手机,他们有时甚至只会匆匆一瞥标题,从谁那里瞥来的标题最快最多,谁就可能会赢,而匆匆一瞥往往只能记住客户端的图标而已。 所以对他们来说,谁写的,哪里生产的信息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哪个客户端来的。 陷阱三:移动媒体只是新媒体部门的事 还有一种误解,就是认为新媒体只是新媒体部门的事情。传统媒体做移动版,与当初做网站一样都是会成立一个所谓的新媒体部,这样做的结果是媒体形成冰火两重天。新媒体部门做新媒体,而其他部门仍然我行我素,继续做传统的事情,这样下去,怎么能实现向移动的转型? 传统媒体向移动的转型,本质上是思维的转型,要从新闻采遍的全流程出发实现互联网化。传统时代的媒体是单向的,记者采写、编辑、出版,中间没有引入读者的声音,内容上强调量,很难做到精品化。 笔者认为,互联网六字诀是“迭代、群众、精品”,互联网时代、移动时代的媒体,一定要是迭代的思维,即要形成一个读者参与的闭环,要在整个过程让读者互动,要有精品意识,不重量而是重质,这样才能形成口碑,实现滚雪球的传播。 更重要的是“服务态度”,长期以来传统媒体更像是过去的商店售货员,等着顾客来,等着顾客看,顾客不发话,自己决不搭言。新媒体至少要像推销员,写出东西后不是等待读者来找来读,而是推荐给读者去读。也就是说传统媒体无论在别人的平台还是在自己的阵地,推送功能是一定要掌握的,这是信息流向读者的命脉。 传统媒体向移动转型,内容固然为王,但入口的建设至关重要,既要“寄人篱下”,又要构建符合自身特点和读者习惯的自己的阵地。同时,尽快实现思维模式的转型,实现整个媒体组织内部的升级转型。 方向正确的话,传统媒体的前途依然光明。（转载：南冥一鲨《传统媒体转型面临三大陷阱》）
(0)新媒体的迅猛发展与传统媒体的日益衰弱已经形成鲜明对比，面对这样的严峻形式，报纸为首的传统媒体任重而道远。首先，夯实自身办报质量。网络新闻确实发达，却到处有假消息。而报纸在这方面做得相对好一些，如果更加注重质量，一定能树立权威，赢得读者倾心。其次，办报风格趋独特。风格独树一帜，区别于其他报纸，便能鹤立鸡群，吸引读者。还有，建立双媒体，传统媒体也可以建立属于自己的网络媒体，比如报纸可以开办电子版，就不会丧失自身拥有的读者群了。
(0)8月7日，阿里巴巴公关总监颜乔贴出声明，实名举报《IT时代周刊》及其下属“IT商业新闻网”对阿里巴巴集团进行舆论胁迫和侵害商誉，并表示阿里巴巴集团已经向国家有关部门进行实名举报。 声明指出，《IT时代周刊》和其下属IT商业新闻网，长期以新闻报道为名，对阿里巴巴进行高频次的舆论胁迫，直接或暗示要求保持密切“业务关系”。其下属网站经营人员多次直接和阿里巴巴接触，提出不当诉求。阿里巴巴已经取证并转交相关机构调查核实。在声明中，颜乔附上了部分《IT时代周刊》和其网站恶意报道的文章目录、封面、网页截图，超过百篇，时间跨度长达4年之久。 这是阿里巴巴7月18日发布《“缄默期”的声音》，指出有组织舆论敲
(0)郭美美因涉嫌赌博犯罪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对自己之前的所作所为流下了悔恨的眼泪。其一系列行为对社会道德造成的冲击，负面影响难以估量。 面对郭美美式的“假丑恶”现象，不能听之任之、养痈为患。国家、社会、媒体和网民均应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不能让“丑闻成为丑闻制造者的通行证”。 郭美美真的只是个干傻事的无知女孩吗？虽然郭美美称自己只是出于好奇和虚荣心，干了不该干的事，但是，当２０１１年炫富事件刚发生时，如果真是一个无知少女不经意间犯了错，她理应及时向社会公众、被其牵连的单位说明事实真相，表示诚恳道歉，使事态平息。 然而，事实上，事发后，郭美美及其背后商业推手非但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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