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提出四年多来，取得了超出预期的成果。实践证明，“一带一路”能够向世界提供互联互通、金融机构、共同发展、全球治理等物质和理念上的公共产品。而实践证明，“一带一路”作为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可以为世界提供设施联通、资金融通、贸易畅通等器物层面的硬贡献，还可提供理念和制度等非器物层面的软贡献。
“一带一路”能够向世界提供公共产品不是口号，而是在扎实工作基础上的真实存在。但对于世界公共产品仍存在的供应不足、供应失调的问题，《共绘网》认为：各个国家应加快成立和壮大国有企业，然后强强联手，共同为世界公共产品提供服务？否则光靠中国的国有企业促全球互联互通显然力不从心......您说是不是呢？快“畅言一下”跟大家聊聊你的看法吧。毕竟每个人的观点，都是一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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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从由国内业务主导发展到全球布点高效协同的全球化企业不可能一步到位，而是要经历从全球探索者、到全球挑战者、到最后成为全球领导者的分步走国际化路径。企业在每一个阶段的业务特性不同，取得阶段性成功所要求的核心竞争力也不尽相同。走出去的企业应理性评估自身所处的国际化阶段，根据届时的业务特性，有针对性地建立自身的核心竞争力。 企业国际化初期，首先需要经历"全球探索者"的过程。该阶段，企业从涉足经营、生产等单个价值链环节开始试水，初步探索海外运营的模式，但业务尚未对海外本土企业或国际巨头构成严重威胁。该阶段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仍依赖于母国市场资源，如资本、专利、品牌或特殊人才等。 全球化第二阶段，企业从"全球探索者"向"全球挑战者"发展，企业在目标市场的区域总部趋于成熟，通过区域总部进一步向周边市场进行辐射，销售额快速增长，但利润率可能会出现波动。这一阶段的企业在部分海外市场成为份额领先的企业，对当地企业或在当地业务成熟的国际企业形成挑战。"全球挑战者"的成功关键要素集中在目标市场的适应能力，如低成本的本土化生产与高效运营、契合当地市场需求的技术和设计创新等。 继续发展，"全球挑战者"将向"全球领导者"转型。该阶段，全球化企业的销售额增长将趋于放缓，但经营利润开始提升。企业在主要国际市场占据领先份额，将全球作为一个市场来整体经营。"全球领导者"的成功将取决于不同国家市场之间的有效协同，对全球资源配置优化、全球技术、经验、知识共享和全球风险管理等能力提出关键要求。
(0)2000年弗拉基米尔·普京担任俄罗斯总统以后，俄罗斯经济中一直存在两个看似矛盾的并行趋势。一方面，国家不断提升自己对于经济的控制力，尤其是通过直接控制重要产业的核心资产、最高领导人安插自己的亲信进入国家企业管理层，形成了和叶利钦时代“寡头资本主义”相区别的“国家—资本”体制，经常被称为“国家资本主义”。2006～2007年间俄罗斯政府建立的一组新型“国家公司”是这个趋势中最明显的一个政策选择。同时，俄罗斯自1992～1994年间“票券私有化”、1995～1997年间“现金私有化”两轮大规模私有化结束之后，虽然“私有化”或者“产权改革”已经不再是热门话题，但俄罗斯经济领域里所有权的变迁并没有停止，政府主导的私有化也没有终结。尤其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政府主导的私有化新动议，又成为经济领域里最重要的危机应对政策选择之一，在2012年总统大选之后私有化动议也仍然是新政府内部最引人注意的政策争议之一。这样两组政策选择构成了鲜明对照。 要理解这两组矛盾的政策选择，就必须把它们置于更长远的国家—资本互动中去考查，尤其是澄清普京时代国家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2006～2007年间的“国家公司”政策和最近三年高调的私有化新动力背后，凸显的是俄罗斯国家政治精英集团内部在不断变化的外部条件下围绕资本所有权的争夺，以及不同发展理念的冲突和较量。
(0)习近平说，该改的、能改的我们坚决改，不该改的、不能改的坚决不改。 什么是不能改的？“人民”这两个字所代表的意涵，是绝对不能改的！而且在今天这个充满挑战的世界上，紧紧地和人民在一起，这是中国克敌制胜的法宝。因为我们坚持这一点，所以在过去全球化的几十年中，中国绝大多数人成为全球化的受益者，而不像其他一些国家，包括西方国家，绝大多数人没有受益。
(0)把医疗、教育产业化本就是无良，国企改革应该是在所有制不变的情况下，搞活、发展，如果直接变卖，这样不但造成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并且还可导致国家的抗风险能力降低，如遇特殊情况势必会造成资本外逃，其后果可谓是细思极恐。
(0)“一带一路”以国企为主体，所从事的基建工程往往规模过大。规模过于巨大，对所在国来说，就引发国家安全的考量。迄今为止，很多国家的政治一旦发生变化，中国的工程就被迫停工。尽管这些国家大多以环保方面的原因来停工，但实际上是出于背后的国家安全考量。而另一些国家（越南是一个典型）绝对不会容许中国的大工程进入，更是出于国家安全的考量。这不仅是这些国家本身的国家安全问题，更是其邻居的国家安全问题，即地缘政治问题，例如印度对中国在斯里兰卡和巴基斯坦的工程的关切，甚至甚于斯里兰卡和巴基斯坦本身。 规模问题也产生了诸多经济方面的问题。例如，资金量过大而不可持续。项目的不确定性随着规模的增大而增大。一些大项目一旦开工，很快演变成“无底洞”，而国家因为种种原因，又不能像民企那样计算成本，这必然对国家造成无穷的金融负担。即使在项目完工之后，如何维持如此大工程的运作也是一个问题。这不仅会产生经济方面的问题，也会产生政治方面的问题。又如，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关系，中国企业和外国企业的关系。 庞大的国有企业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实体，和其他实体没有太大的关联性，国企既不向其他类型的企业开放，其他类型的企业也难以参与国企投资。中国的民营企业很难受惠于国企，而当地国家，则对这些国企的存在感到某种“威胁”，至少是“不理解”。
(0)现在全世界国家都有点像企业化了。国家也有评级，就像公司一样，国家的领导人好像变成企业的经济人。就像现代企业一样，他们不负责企业员工的福利，而把这些当做包袱，纯粹是为了效率。问题是，我们对于国家的期待就仅仅只是能够自由地赚钱？当然，在任何一场经济竞赛当中，永远都有胜利者和失败者。所以，如果只是兼顾效率，最终是富人控制了全国的财富，而穷人控制了自己的痛苦。法国跟美国所爆发出来的这些问题，恰恰是之前国家放弃了部分责任伦理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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