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老的钻木取火、游牧狩猎到农耕、工业化、智能化时代， 人类发展到今天可谓是一个奇迹。然而，人类的存在也产生了大量的问题，亟待我们去解决，才有未来。
全球性问题层出不穷，关乎于和平、环境、物种等人类生存的方方面面。 战争时代并未彻底结束，今天还有超过20个国家被怀疑有或发展生物、核武器或化学武器，以及会使用这些武器的可能，许多中东国家都有化学武器，还有一些国家正在研发核弹。在安然享受大自然给予的馈赠的同时，人类不断破坏环境，造成现在空气污染、全球变暖、海洋污染等各种问题。基于环境的恶劣，生物多样性锐减，每年大约有100万公吨水生生物在减少。人类的发展无法避免产生问题，但只有迎难而上解决问题，人类才有明媚的未来。请你提出建议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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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谈判和其他贸易谈判很不一样。经济谈判只要双方同意坐下来谈，目标是一样的，那就是解决问题。 而有些谈判并不着眼解决问题，比如联合国人权谈判，谈判就是目的，只要去了，目的就达到了。不要达成什么东西，就是到这里吵架。经济谈判是比较现实的谈判。所以大家看外交部发言人和国际表态评论的时候，要区别两个不同的东西。经济谈判，只要谈双方解决问题，如果没有解决问题，就说明谈判能力、组织能力有问题。谈了之后签署了协议，之后组织实施有问题，那就说明事先没做好功课。 在这里要去除一个概念——主权问题。国际之间都有自己的一套，特别是国际经济谈判，就是在拿你主权范围内的东西来做交易。所以，不要说主权不能碰，这完全是外行的说法。因为国际法重要的渊源就是法律冲突，这个国家这么做，那个国家那样做，大家一起商量促进国际法的发展，特别是国际贸易经济法的发展。 特朗普提到了对等。要求市场机制对等，这等于潘多拉盒子已经打开了，无论特朗普能不能熬到第二个任期，无论谁上台，这个问题都退不回去了。因为经过四分之一世纪，现有的制度安排已经不可持续了，一定要谈出新的东西来，这里面不是选举操作和特朗普下不下台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被忽悠了，吃亏只能你自己。
(0)爱因斯坦说：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加重要。因为解决一个问题，往往只是数学上或实验上的一个技巧问题，而提出新的问题，或者从新的角度看问题，却需要创造性的想象力。 创造性的想象力为什么难得？因为世界上充斥着各种冠冕堂皇的伪问题。很多问题之所以一直无法突破，往往不是因为争论的人不高明，而是因为提问的方式就有问题——经济学的江湖，正是这样一个世界。
(0)人类感情真的那么崇高吗？ 人类的自我真的那么重要吗？ 人类觉得自己有意义，这是不是人类最大的错觉。 在对于人类未来的思考，我们总摆脱不了以人类中心这种天然局限。 我们总以为机器是没有情感，情感只有人类存在，但如果情感也不过是神经元随机碰撞？欲望也可以通过算法演绎出来呢？《未来简史》舍弃不掉人类身份，这是这本书里最大局限。即使机器由人类创造，既使机器拥有更强悍的未来，即使机器文明可能被视为人类文明的再生，但它仍然是“异类”。 舍弃不下自我意志，这是人类最主流的价值——第一，我有一个不可分割的“自我”，用心审视，就能发现自己内心深处真实的自我。第二，真实自我是完全自由，拥有自由意志的。第三，没有人比我自己更了解我自己，必须自己说了算。可是现代科学已经告诉我们三个假设并不成立，人不能自由选择欲望，所谓的自由其实有天然局限。实际上，计算机算法比你自己更了解自己，计算机会能做出更加明智决策。 我思故我在，笛卡儿这句话拉开近现代哲学思考大幕，同时为近现代的科技革命奠定思想基础。但另一句话，我们也必须同时面对——我思故我不在，当你认识到自我存在时，同时必须面对不在的现实。 全世界每天有75个物种灭绝,每一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人类凭什么可以万古长存。对于未来的思考，我们能不能抛开人类？对于未来的进化，我们能不能舍弃情感？这真是一个残忍的问题。
(0)没有想到，人“想”了多少世代，而自身的“意义”反倒成了问题。一点也不错，就科学来说，“人”永远是一个“有问题的概念”，而不是一个“定义性概念”；人世间之所以老是存在着问题，不但是因为“人”老在提问题，而且还因为“人”本身就是一个最核心的问题。过去，康德认为“上帝”、“灵魂不灭”和“意志自由”是一些“问题性概念”，是一些“理念”，殊不知世上一切之事，作为“人事”观，都可以是一些“问题”，因为“人”本身是一个问题，所以康德在思考了“科学知识”、“宗教”、“伦理”之后，最后提出了一个问题：“什么是人”。“什么是人”并不是要给“人”下个“定义”，而是要人去“理解”“人”的“意义”，这个“意义”在概念知识上永远是问题，但却可以在生活的经验中体会出来，领悟出来。
(0)人类社会近几百年经过工业文明的初期发展、中期勃兴以及登封造极，在解决大量社会问题的同时也制造了社会问题。与此同时，经济和技术的发展在造成许多社会问题的同时，也带来了解决这些问题更彻底的思路和方法。一方面，全球收入不平等的鸿沟正在加大，但互联网化也放大和扩散人们的同情之心，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已经成为一个越来越普遍的现象和越来越强的呼声；一方面，现代技术和工作以及生活方式正在消解旧有的社会连接，当我们在哀叹原有人际关系原子化的同时，我们发现新的社会连接方式正在底层迅速生成。耐心资本、慈善资本主义、企业社会责任、影响力投资以及社会企业，这些目不暇给的概念，表明了一个新的时代正在到来。
(0)进入21世纪以后，托尼·朱特已经意识到全球化可能会带来一种结果，就是产业链的转移，资本最大化发展。他就写过，在8年还是10年前，法国北方很多小镇失业的整天在街上晃来晃去。他用了一个词叫“社群解体”。托尼·朱特说有两种解决办法，他说欧陆国家，一般采取是进一步增加福利。而英美就是采取减税的政策。但是欧美国家已经变成了什么情况？人们已经习惯了高福利，又不让国家高税收，但那政府哪来的钱？托尼·朱特没有提出彻底的解决办法。托尼·朱特还是有一个道德情怀的问题，在他生命最后，他提出21世纪面临的挑战，也是20世纪初面临过的挑战，那就是私人和公共利益、自由和平等的最佳平衡点在哪里？社会政策可操作性的目标是什么？什么构成了权利过度？我们个人财富的最大化和社会冲突最小化之间的不能避免的折中点在哪里？政治社群与宗教社群的边界是什么？我们又怎样使得二者的摩擦最小化？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冲突，无法通过谈判解决的时候，我们怎样才能平息它们？他没有提出一个解答，他只是根据他所了解的历史提出这样的问题，实际上是让我们活着的人继续思考这些问题。
(0)开会讨论问题，为什么不允许质疑动机呢？因为动机是不可（或者说特别难以）证实的；其次，会议要审议的不是个人，而是某个事情，对动机的怀疑和揭露本身是跑题；第三，利己性是人类共有的本性，不侵害他人和社会利益的前提下，追求利益最大化并不为过。我们使用了几千年的汉语里，质疑动机的熟语俯拾皆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项庄舞剑意在沛公”、“醉翁之意不在酒”、“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以及“知人知面不知心”等等。动辄质疑动机，恰恰是我们的传统思维习惯与定势。这导致一群中国人在一起基本上不可能合作，讨论问题也往往演变为人身攻击。 凡是人身攻击、猜测动机、不文明发言，主持人应立即打断其发言，并告知其“程序问题”所在，如果主持人不打断，任何一个成员都有权利打断并向主持人提出“程序问题”。这个规定的意义在于，每一个成员皆有“不听不文明发言”的权利，以免浪费自己的时间。
(0)政治的第一要务是解决问题、平息纷争，而不是贯彻理念。只有一个和平的社会，才是一个好的社会，人们都不喜欢混乱、冲突。一个好的社会我不愿意用自由主义、民主这些词来形容，一个好的社会应该是“暴力减少到最低程度的和平”。不管这个社会信什么主义，是一种什么制度，如果人们在这个社会里活着非常和睦、非常平和，人与人之间交往冲突非常少，而且这个和平的状态不是靠暴力来维持的，或者说是用最少的暴力来维持的，那我不在乎这个社会是信自由主义还是信民族主义，它肯定是个好的社会， 生活在这个社会的人，肯定感觉很幸福。
(1)曾国藩说，凡办大事，以识为主，以才为辅；凡成大事，人谋居半，天意居半。 凡是办大事，首先需要有深厚的阅历和识见，并以才能作为辅助。 识指的是见识、内心的格局，也就是面对问题时的思维高度，必须有足够的认识高度。 遇到大事，首先解决问题的思路，或是方针要有高度。 曾国藩明确告诉我们，办大事要以“识”为主，才气、才能不过是辅助罢了。 所以恃才傲物的人，往往难以成就大事。当然这里的“识”，不单单指知识，更指的是经验和见识。 而“人谋居半，天意居半。”则是说，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抱着“尽人事以听天命”的态度。 不要因为有自己不能左右的的因素就不去努力，更不能因为自己努力了，最终却失败了而去怨天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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