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香港艺人刘嘉玲在天安门前留影，发微博称“东方红，我心中的太阳”，结果遭部分网友围攻，网友竟称之为“48岁县长夫人梦”。10月，温兆伦发表爱国言论，遭到另一名艺人杜汶泽恶语相向和部分网友负面辱骂。可以预想，如此久而久之，公众人物在发表任何爱国言论前可能都需要三思而后行，或者在前面加上首先维护香港自治和自由的导语。相反，反对派们分裂卖国的言论倒是通行无阻，不受谴责。针对港人爱国言论受攻击，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觉得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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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没有发现，每次热点事件刷屏的时候，总有一些人保持着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态度？ 每当大多数人热烈地表达着同一个态度、做着同一个举动的时候，会有一小部分人站出来，表明自己与众不同的态度和做法。 有些时候一群人在做的事情，是非常丧失理智和人性的，几乎是：庸众的狂欢，就是乌合之众的愚蠢之举，就是集体情绪的宣泄。这个时候，整个社会最需要的就是那些聪明的，冷静的，清醒的，有头脑的，最能独立思考人，这几乎是最稀缺的一类人。 独立思考是一样很稀缺的能力，很多时候能够逆潮流而行，有自己的想法和态度，绝对是一件很酷很可贵很有勇气的事，我自己也经常会有一些和主流情绪不一样的观点。我们要清楚地知道，一件事情和一个观点是对还是错，并不在于做这件事、有这个观点的人是多数还是少数，而是真正的站在真理和未来的面前，摒弃利益和个人情绪的看待这件事情。
(0)爱是宇宙间最强大的气场、因为它和谐、包容、滋润万物。小爱是爱自己、爱家人，大爱是爱周围所有的人，你的朋友、同事、客户，乃至敌人、地球万物、一花一草，你发出的爱越多，你收获的爱也就越多。一个人广做善事，他就积聚了宇宙间的爱的磁场，当他有危险时，宇宙会发出各种信息让你潜意识里有感知，身体哪方面不适或出现信号，这就像灵感一样，灵感发生于有爱的地方，孩子和妈妈、双胞胎、恋人和朋友，它让你避免灾难，化险为夷。这就是宇宙间的最强法则——吸引力法则。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0)当前，总有一些似是而非的言论、一些含糊暧昧的说辞，将爱国污名化。你说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有人就说何曾有一寸土地属于公民；你说人民至上，有人就会反问人民到底是谁。质疑者可能各有动机，然而，频段不同只是鸡同鸭讲，进而形成“沉默的螺旋”，把讨论变成了无谓的争吵。当沉默的螺旋中理性的声音被淹没，如果不能激起情感的共鸣，爱国的大气层就难免流失，形成空洞、变得稀薄。 只要身体里流淌的血脉变不了，爱国就是天经地义的事。与其天天饱含泪水，或者天天陷于口水，不如用行动来证明拳拳之心。该不该保护国货的讨论可以有，但势不两立却是舍本逐末；中国的发展策略可以各抒己见，但互骂爱国贼却是本末倒置。要知道，爱国不是一个人的事业，本该同路人越多越好。一个人的情感再深沉，也不如一群人的情感来得汹涌；一个人的行动再壮烈，也不如一群人的行动来得澎湃。由“我”而“我们”，正是爱国这一宝贵情感的升华所在。
(0)由于近年来香港商务成本持续高企——香港目前的写字楼租金已是全球最贵，加上本地职场高技术劳动力不足、英语教育和国际化水平下降，以及面临国内的长三角、珠三角和东南亚的新加坡等地日趋激烈的竞争等因素，已使香港经济日益“空洞化”，除了对金融和地产及其配套服务业的不可理喻的依赖，香港几乎已经没有其他实业的立足之地，这种现实，使得不少商界精英也深感迷茫。 这又进一步使得很多深情地回顾过往的那段殖民地的“港英时光”，因为人们感觉那时比现在更有公平和人情可言。加上陆客在香港肆无忌惮地抢购奢侈品、抢购各种生活物资、抢购楼房，乃至抢占香港本就稀缺紧张的社会医疗资源……相比较之下，香港中下阶层生活上的困顿更加明显地突出出来，由陆客抢购导致的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楼价狂飙……则进一步加剧了香港中下阶层对生活痛苦的感受，由此，对社会巨大不信任的消极情绪开始在香港中下阶层尤其是年轻人中间不断弥散。进一步，则是部分港人对内地人的不满情绪越来越大，国家认同感越来越弱。 更令部分港人担忧的是，在“大陆模式”——表现为来自北京的权力和资本——的侵蚀之下，以往人们珍视的有别于中国内地其他地方的独特的“香港身份”和“香港价值”（自由和法治）是否会弱化、甚至流失。虽然香港的法治仍然独立、自由仍然有保障，但回归以后其经济对内地的病态依赖不免使本地的民间反对者担心，这有朝一日是否将带来香港政治乃至文化的“大陆化”，最终使香港成为一个普通的内地城市。 自2006年开始，保卫香港历史建筑——如喜帖街、天星码头、皇后码头、凤园等——的社会运动层出不穷，媒体将之定义为“保育运动”，这是一种集体回忆的情绪性行动，彰显了在无可挽回的香港大陆化趋势下，香港人对“只是另一个大陆城市”的模糊身份认同与焦虑，这也使得部分港人在涉及内地的问题上，如干柴烈火，情绪一碰就着，反应越来越激烈。 其实，这些年来，中央政府给予香港的支持委实不能算少，比如人民币离岸市场建设、人民币赴港直接投资、沪港股票直通车，乃至不久前将中信集团整体迁港，等等，这些都是中国其他地方不太可能享受到的待遇。 可惜，中央派发的这些经济政策“大礼包”带来的绝大部分好处最终都落到了像李嘉诚那样的富豪口袋里。对大多数中下层的普通香港民众来说，这些与自己毫无关系，相反，他们却要承担由于来自大陆的人员、资金不断增加而导致的资源紧张、通货膨胀和拥挤嘈杂……换言之，他们从越来越紧密的陆港一体化中收获更多的是伤害。 这其实已触及了当下千头万绪的“香港困境”的本质，但若进一步追根溯源，我们或许必须要从中央政府对香港特区进行有效管理和控制的指导思想这一根本源头上去做检讨。 正如有识之士事后才敏感地认识到的那样，中央政府对回归后的香港的最高目标是实现所谓“港人治港”。但是，对于这个如今人们天天挂在嘴上的“港人治港”的潜台词，很多人一开始并不太明白。 简言之，中央政府多年来一直对香港奉行一套“精英治理”的现实主义理念，倚重的主要是香港的商界领袖。作为反过来的投桃报李，当年殖民地时代一向支持英国统治的香港大亨们几乎在一夜之间顺理成章地成了北京的盟友。可以看到，基于《基本法》的几乎一切制度设计，都是建基于这一考量之上的，包括那套复杂的特首及立法会选举制度。 客观地说，在回归最初，这一套策略是发挥过巨大而成功的功效的。在那个人心浮动、风雨飘摇的艰难岁月，一大批资本家、大企业家毅然选择留在香港，不仅为香港留下的支撑日后稳定发展的资金、技术和就业岗位，也在社会心理层面对这个素来将商业放在首位的亚洲金融中心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 然而，任何事情都是一分为二和阶段性的。过分倚重经济精英的政治治理结构必然导致一个结果：既香港无法在立法、行政还是司法层面，其政策和执行均天然地偏向于这些经济精英的利益。 这或许正是过去10多年来香港社会的贫富分化反而比香港当局统治时期拉得更大的制度根源。当然，这绝不是说香港的“精英权贵们”在日常行使职权的过程中暗箱操作、以权谋私，甚至徇私枉法、贪污腐败，就像我们在内地熟视无睹的那样。香港是著名的法治之地，政法的公开和自由无需太多置疑，精英群体个人的道德素养也依然令人肃然起敬，新鸿基郭氏兄弟和高官许仕仁只是极少数特例。但我们也要看到，由于普通的升斗小民缺乏参与政治的足够空间，从而使整个社会的游戏规则天然而微妙地有利于有钱阶层。 不幸的是，形势发展到眼下，香港大亨们不仅不再是中央政府管理香港的稳定支柱；相反，他们日益成为引发香港政治不稳定的负面因素。在公众对贫富差距扩大的愤怒与日俱增之际，香港大亨们逐渐开始受到港人的普遍憎恨，而他们以往曾被看作是体现香港人白手起家精神的楷模而备受钦佩。越来越多的香港普通小民开始认识到并越来越不满这种日益固化的利益格局。 从很大程度上说，作为特区政府中举足轻重的在任高官，沪上富商大亨出身的唐英年在2012年那次特首选举中的惨败，就曲折地反映了香港大多数民意对这套制度安排的不满。 香港何去何从，如何化解香港中下阶层尤其是年轻人的怨怼情绪，确实已到了考验两地执政者智慧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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