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氏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不仅仅是一种符号，更是一种代代相传的文化徽章。中国人看来，姓氏是祖先所赐，是一个人尊严的表现，尊重姓氏便是尊重祖先和自己。姓氏是每个社会成员的身份标识，也能体现出每个人的家庭文化素养和道德情操，更深层次的则揭示了一个民族的文化、宗教、历史，由于各自的历史发展和文化传统的差异，中西方之间形成了两种各具差异、各具特色的姓名体系。
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华夏文明独具特色，其中姓氏文化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显耀着特有光芒。中国人名由姓和名组成，姓在前，名在后，即“重姓轻名”，这与中国传统文化崇尚共性和重视宗族裙带关系有关。西方国家的姓名一般由两部分组成，名在前，姓在后，其排列次序刚好于中国的做法相反，即“重名轻姓”。有的人只有一个名，有的人有两个或三个名。所以，从姓氏传承和饮食文化上（例如：东方人注重聚餐；西方人讲究AA制），东方人看重“集体主义”，而西方人讲究“个人主义”，可两者都各有千秋，您说谁不是呢？快“畅言一下”跟大家聊聊你的看法吧。毕竟每个人的观点，都是一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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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点要清楚，当代社会是复杂的，或者更准确的说，因为经济社会使得每个人都只能自我挣扎，也就是所谓『原子化的个人竞争，缺乏集体感情』。市场社会、个人自由会放大父母对孩子教育的影响，缺乏对社会和人生理解力的父母处在不利的地位；一方面，几乎所有父母都希望孩子能出色一点，将来不至于被社会踩在脚下，另一方面，他们不知道怎么教育孩子，简单地把社会压力传递给孩子，孩子出于贪玩好耍的天性以及面对苛严的父母的应激反应，会对父母心生怨愤，当这些不良情绪积累以后，加上社会丧失了传统血缘伦理的强有力的声音，有的不过是用一般经济社会的适应性来反思的观点（比如当孩子人际关系不好，人们会分析父母没有培养好孩子的情商等）。 简而言之，市场社会要求每个个体要生存的好，需要具备情商智商的全面的适应性优势。像北大毕业生拉黑父母六年的这个案例：孩子智商足够了，但人际关系处理能力不行，处处不顺利，而心理分析师归因于童年的阴影，也就是说是父母不恰当的教育或者不教育导致的。这种心理归因法忽略了一个方面，或者说，作为应用性的实践心理学它本身就是从社会应激性的反应中形成的，它忽略了或者不可能看到，为何在过去比如农业社会，相对来说更没文化和更糟糕的物质条件下，孩子们为何没有出现现在这样这么多孩子对亲生父母的否定的情况，尤其严重的是，这种否定已经使得孩子和父母之间的温情和爱变得不可能，父母与儿女已经从血浓于水的不可分离变成了独立个体之间的互相审视，就好比市场里两个人之间只能通过彼此适应来达到好感。
(0)中国也已证明其决策执行力并不是世界上每个国家都能具备的。许多国家会对某个问题作出很多决定，但是只有少数几个国家能够真正执行。 我们知道，世界经济增速已经放缓。尽管外部环境不利于经济增长，但中国仍保持高速增长。尽管中国经济有所放缓，但其经济增长率仍处于高位，接近7%。 有一些参数，我们必须加以考虑。例如，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它有着 5000 年的悠久历史。这些文明方面的因素将不可避免地对其产生影响。 “我曾参加过中国温州商学院的开学典礼。我看到了人们对于新生家长们的关注，看到 了广场上很多稚嫩的脸庞以及他们的家长，这很有意思，也很令人感动。这些学生向家长表态，做出承诺会努力学习。” 这种文化在我的祖国没有这么浓厚。显然，我们也会尊敬父母。但是，在中国，人们对父母的敬意更深。当然，这有利于增强社会凝聚力，进一步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及实现社会公平。
(0)在中国，数千年的农业文明下的社会交往同小农经济有着直接的关系，它造成了人们对家庭、亲属与老乡关系的重视，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血缘和地缘积淀性地成为中国人的交往基础。而在此基础之上形成的“关系”一词，其含义则格外复杂，运行也极为发达，其中既包含了关系强度、网络、信任、互惠与回报等，又包含了诸多其他问题。然而对这些复杂的含义，学界长期以来一直缺乏研究，更没有形成自己的理论，直至西方社会学家将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作为考察社会传统性与现代性的一对行为变量时，研究中国社会的学者们才兴奋地将关系划归为特殊主义，以对应具有现代社会特征的普遍主义。应当承认，特殊主义是一个同具体社会特征相联系的概念，因此它在解释中国人的关系现象上有一定的说服力，但既然是套用，仍有一些问题解决不了，而如果将社会资本也限定在社会形态的层面，那么它的特征是什么呢？我们看到鲍威尔有这样一段论述： 社会资本包括充满生机的公民社会中的制度性关系，从扩大的家庭到邻里的网络，从社群团体到宗教组织，从年轻人俱乐部到家长教师协会，从地方商业组织到地方公共服务机构，从幼儿游戏组到巡逻的警察，等等，它们都建立在团结一致的个人主义和积极公民权基础之上。这种公民社会的核心是慈善、同情、信任和参与等价值观。
(0)文化的核心是以血缘关系或者准血缘关系发展起来的一整套社会关系。 这种非常强大的血缘文化，必然会形成我们对“人”的理解。任何一种文化之所以是一种独立的文化，主要在于能够给你提供一套人性理想和一套达成人性理想的方法。 在我们中国文化里面，什么是人？儒家做了一个高度的概括：仁者，人也。 仁就构成了中国主流文化，我们对人的根本理解，是仁爱。仁爱不是指两性之爱，也不是西方基督教倡导的人人平等。它是基于血缘关系的爱，也就是说，核心是亲子之爱。 所以中国式的“爱”有两个特点： 第一，它的核心是建立在血缘关系上的。 第二，爱是有差等的。 但是，在西方社会里，农耕文化从来没有成为主流，不同于我们的农耕文明，西方文明是混杂的。 严格来讲，西方文明是两“希”文明，一是希腊，一是希伯来。 希腊文明，提供的是一种科学文明。而希伯来文明提供的是一种信仰和宗教。这两个文明尽管有很大差异，但跟我们相比，它们还是有很多共同点。 最大的共同点就是：它们都不是典型的农耕社会。 希伯来人生来到处漂泊，所以商贸的气息比较浓。而希腊半岛土地贫瘠，希腊人缺少粮食，也需要与别人交换。 爱琴海地区非常适合航海，所以希腊民族是一个航海的民族。所以，跟我们比，迁徙是他们的常态。因此，他们有很多英雄的史诗，而中国没有。 我们的诗集里，写的都是家门口的事；而荷马史诗，写的往往是远征的故事。 这就构成了一个基本的对立：我们是定居文化，他们是迁徙文化。迁徙文化的本质是什么？就是生人文化。我们知道，熟人之间可以根据血缘关系来构造，那么生人之间如何构造关系？——契约。 契约是西方文明一个很大的特点。 如果说中国文化的核心是仁爱，那么请问西方文明的核心是什么？两个字——自由！对于他们而言，判断一个人是不是人，一个基本标准就是：你有没有能力订约，有没有能力守约？ 订约和守约，成为衡量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标志。 一个要订约的人，首先他必须是一个能够为自己负责的人。一个什么样的人能够自己负责，当然是一个自由人。在西方人看来自由，就相当于我们讲仁爱。 那什么是自由？我们通过自由能够达成什么样的目标？怎么样培养一个人的自由？ 希腊人给出了一个完整的回答，就是通过科学获得自由。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科学的由来是什么？科学最开始根本和发展生产力没有关系，甚至跟个人智商也没有关系，它首先指的是一种对人性的培养方式，通过科学的方式，来发展一整套的自由人性，这是希腊科学的一个重要的起源。 所以，科学是高度依赖于文化，没有文化依赖，科学是不存在的。 希腊科学有一个根本的特点，我称之为：高调宣扬自己的无功利特征，是为了自身目的而存在的一类知识。
(0)众所周知，在绝大多数的社会里，每个人都出生在家庭当中。而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表明了其成员的到来不含有个人的选择性，也不含有家人的选择性。一个人不能说我想出生在什么家庭就出生在什么家庭；夫妻也不能说我想生一个什么样的孩子就一定可以如愿。这点本无需作过多讨论，只是在一个讲究家本位的社会中，一旦把这一点看得太重要，或者说当家成为一个个体一生的主要社会网络时，其社会功能就会被无限地放大，并导致其他社会组织得不到发展，进而使个人的人生意义始终同其家庭与地缘相联系。比如，一个人学习成绩优异，社会赋予他的不单是对其聪慧上的肯定，而且还更加强调祖先的恩泽与他对家族与祖先的贡献，即所谓光宗耀祖、光大门楣。这里隐含的意思是，一个个体无论多么出色，都是家族生命中的一个环节。显然，个体的重要性可以突显，但不能自行其是。个体只能在一种不能选择的社会关系中为家人和乡里争光或沾光。当然，惟有关系越远，选择的可能性才会越大，由此，比较格兰若维特的研究，中国人的强关系往往是不具选择性的，而弱关系才具有选择性，从而影响到信任研究的差异。比较这种生活与其他组织或社会的生活，最重要的差别就是家庭没有加入者的资格问题，个体无论如何作为，他都同他的关系网络有无法摆脱的关系。其实，作为一种家庭生活的特征，这不是一个中国问题，而只是在一个崇尚个人主义、个人本位、个体中心的社会里，家庭的作用会被降至最低点。孩子从小就被要求学会独立，一旦长大成人，就会脱离家庭，进入社会。在此社会的个体眼中，加入何种群体及社团，乃至组建一个家庭，只是其生活中的一种意愿。许多西方学者在研究社会资本时忽略了这一点，倒是赵文词在讨论市民社会时清醒地认识到： 构成公民社会的群体是个人的自愿结社。传统的家庭不属于公民社会之列，因为这是非自愿结成的，人们无法选择自己的父母和亲戚。根据这个理论，一个运作良好的公民社会包括许多自愿结成的群体，各个群体之间有重叠的成员。每个群体都有自身的利益。但是，由于公民属于很多群体，这种多元化的结果会开阔公民的意识并有助于他们了解这个社会的共同利益。通过这些群体，公民构成民主公众的基础。 由于家庭及其扩大家庭无法构成公民社会的基础，由此，人们更加关心的就是他的切身利益与其无选择性群体之间的关系。其逻辑起点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生存依赖性问题。固守乡土生活的人们将自己依附于家庭、亲属与老乡，生活在城市的人们将自己依托于家庭、同学与单位，处在社会流动中或求职的人们将自己依附于亲朋好友。所谓“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实在是中国人生存的至理名言。
(0)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家族和宗室的重视在各种文学作品和家训中可见一斑，尽管姓在前，名在后或者是出于历史偶然，但族谱、宗祠等同一祖宗和姓氏的人之间那种感情确是自古就有的。从中国文化中可窥探东方文化，比如韩国、日本等，他们对于家族观念也是有着很深的理解，这种“集体主义”注重的是家族的兴衰，姓比名更加重要。而对于西方国家而言，文艺复兴时代追求自由开放的观念深入人心，他们更加注重个人的发展，姓氏传承上也是偏向于“个人主义”。在现代生活中，家族和个人的发展息息相关，个人辉煌可体现家族兴盛，家族的腾飞也会让个人骄傲。两者都有助于社会的发展。
(0)中国人常说，“父母在，不远游”，“树高千丈，叶落归根”，“离乡不离土”。中国人特有的“籍贯”概念就是对这种情况的一种反映。如果像你们美国人那样频繁迁徙，籍贯是没有意义的，所以你们的护照上只有“出生地”，而没有“籍贯”这样的项目。对于基本不迁徙的民族来说，籍贯就是出生地，籍贯的概念才有意义。我可以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知道你们的祖先200年前住在哪里吗？我猜测，你们很难回答。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我可以很清楚地知道我的祖先2000年以前住在哪里。我的家族有明确的记载。我姓吴，我的祖先大约在1800年前由江苏无锡迁居江西，大约在800年前由江西迁到现在的湖北，2000年只搬了两次家。传统中国就是这样，多数人在两千年的时间里只有几次住家迁徙。但是20世纪近代社会转型以来，中国人的迁徙开始频繁起来，籍贯慢慢也会丧失意义。 对于有籍贯概念的人群来说，地缘即是血缘：住在一起的人都是熟人，拐弯抹角的差不多都是亲戚，都有或近或远的血缘关系。因此，中国的文化是一种典型的熟人文化。中国人在与熟人打交道方面有丰富的经验，但不知道如何与生人打交道。对待生人只有两个办法，要么把生人变成熟人，所谓“一回生、二回熟”，要么生人变不成熟人的话，就只有持敌对态度，人们常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种熟人文化延续到今天，仍然为中国人所熟悉。 人们群居在一起，需要建立秩序，依照这个秩序，人们分配各式各样的资源、处理各式各样的社会关系。这种秩序就是文化秩序。对于农耕文明而言，地缘人群实际上就是血缘人群，因此，农耕社会很自然建立了以血缘关系为主要依据的文化秩序，即血缘秩序。我们可以注意到，汉语中的血缘术语非常发达丰富。比如，父亲的哥哥、弟弟，母亲的兄弟，父亲姐妹的丈夫，母亲姐妹的丈夫都是特定的称呼，而英语里就一个uncle全部包括了。西方人刚来中国的时候，中国人都觉得他们是野蛮人，连母亲的兄弟和父亲姐妹的丈夫都分不清楚。当然，我想你们美国人是可以分清楚的，只是没有觉得没有必要分那么清楚。可是中国人讲究父系母系有区别、年长年幼有区别。如果不能搞清楚这些区别，那就是没有礼貌，不文明、没有文化。 血缘秩序成为其它一切社会秩序的基础和范本，许多重要的社会关系都被看成是某种准血缘关系。比如把皇帝与下属的关系，政府官员与老百姓的关系，甚至教师与学生的关系都看成是父子关系。中国有句常用语，叫做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可以看出，在中国文化里，政府官员和教师是最重要的两类人。事实上，这两类人是相通的。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中国的政府官员都是优秀的知识分子来担任的。 传统上，中国人认为有五样东西最需要敬重，它们分别是天、地、皇帝、父母、教师。在这五样东西中，父母虽然排名第四，但却是最容易被领悟的。天人关系、人地关系、君臣关系、师生关系都最终要通过“亲子”关系来理解。直到今天，现代中国人在与陌生人打交道的时候，往往首先会问及家乡，以便建立某种地缘-血缘认同。一些原本互不相识的人要短暂地组成一个共同体，比如集体旅游，也会首先按照年龄排序，确立称乎，并且通常会选最年长者当领队，以此建立一种临时有效的秩序。这都是血缘文化的基因在起作用。
(0)在美国，你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比任何一个其它地方都更能摆脱来自社会群体的压力，这是又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自由。而这个自由给人带来的幸福指数是非常高的。起码我个人对这点的感觉很强烈。 中国作家刘亚洲说，“美国是由千千万万不爱自己的祖国的人组成的国家、但他们都很爱美国。”他说得很准确。 美国人非常爱国，是全世界最爱国的一群人，但他们却不是民族主义份子。这绝不仅是因为美国由各种民族组成，而是因为美国人“爱国”的内容是爱“自由”。美国是最自由的国家，所以他们才爱。在自由这个概念里面，没有血源、没有种族、没有宗教、没有群体。所以说，美国人爱国的核心是爱“自由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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