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人民大学将《大学汉语》课改为选修课，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大学语文的存废与改革也再次成为人们争论的焦点。据调查显示，将大学语文列为必修课的高校仅有34.8%，课时也在逐渐减少，超过八成任课教师对大学语文的前景表示担忧。有人认为，在汉语文化逐渐走上全球舞台的今天，大学语文濒临“边缘化”实在是一种讽刺。国外学生越来越注重汉字的学习，而我国学生却越来越忽视语文的学习，大学语文有助于增强学生对文学作品的鉴赏能力，提高写作水平和修养，它的地位不该一落千丈；也有人认为大学语文课程内容与高中没有区别，教材五花八门，而且老师讲课又大都是照本宣科，完全可以转变成选修课，让感兴趣的同学自行选择。大学语文何去何从，存废还是改革，你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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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报告文学更主要的是要站在人类的高度，冷静地审视生活的背后，侧重于描摹和捕捉生活、生存、生命的坎坷折射在人类心灵深处的那一片片深深浅浅的投影，那一处处隐隐显显的伤痕、那一双双明明暗暗的泪眼……将悲壮的氛围和悲悯的思索弥漫在书页间，这才是报告文学的魅力和方向。
(0)确实，语文课不是思想品德课，不能只是为了挖掘思想而学习的。但是，语文是什么？难道仅仅是个“认字课”？假如说，语文课真的仅仅成了一堂“认字课”的话，这样的语文课堂也就成了一碗白开水。 王旭明列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就《斑羚飞度》来说，老师都把教学重点放在了老斑羚牺牲自己来成全小斑羚飞跃悬崖的这种无私、伟大的母爱上，这就偏离了教学规律。试问，如果让王旭明来当教师，该如何讲授这节课文？仅仅作为一个童话故事来讲解？仅仅告诉孩子们这节课文里有多少生字需要学会？ 语文的最大魅力所在是什么？就是这不仅仅是简单的语言，不仅仅是简单的汉字，而且还有很多道理。我们正是在语文课堂上可以学到新的汉字，学到人间道理，感受真善美，体味假丑恶，才使得语文课有了丰富的味道。如果仅仅是简单的语言，是生僻的汉字，文学的灵性也就荡然无存了。任何人的写作，都不可能只是语言技巧的运用，只是语言的技巧文章没有灵魂。 比如《小红帽》这节课文，孩子们在认识新字的时候，还能学到如何识别好人和坏人，这样就能知道如何保护自己。如果只是学到了新的汉字，这节课文还有什么意义？不去学习《小红帽》这节课文的含义，我们还需要选择课文吗？天天学习孤立的汉字就是喽！只有文章是有思想的，才会是有吸引力的，只有有了吸引力，才能让孩子们增加学习汉字的兴趣，学习语言的乐趣。 再说了，什么文章是没有思想的？李白的诗歌是有思想的，李清照的词是有思想的，鲁迅的杂文是有思想的，就连王先生撰写稿件的时候也是会有思想的。没有思想也就不会有了文字的组合，也就不足以是一篇文章。再美的句子，再华丽的辞藻，失去了思想，也就是一篇低劣的汉字组合而已。 当然，语文挖掘中心思想是不应该走极端的。我们不能为了挖掘中心思想，而挖掘出了连作者自己都没有想到的事情。我们不能为了教育孩子，就把中心思想挖地三尺，非要生硬地去牵连。但是，在语文课上，我们除了要让孩子知道语言的运用，除了要让孩子学到新字之外，就是要让他们通过文章知道常识，知道道理，知道真谛。这样的学习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孩子们可以学到善良，学到痛恨，学到真善美，能够辨别假丑恶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吗？如果只是研究语言、学习生字，还需要用寒窗苦读10年吗？几篇不同题材的文章就可以做到了。 语文课不是“品德课”，但是，语文课也不是简单的“认字课”。 （转载：郭元鹏《没有了思想的语文才可怕》）
(0)在数字时代，人文学科能有什么用？ 人文学科专业的大学生可能会沦落为计算机专业人士的遛狗人，至少在他们父母的噩梦里是如此。不过，在我看来，人文学科不仅重要，而且给了我们一套人在思考自我和世界的方法。 我不想让所有人都攻读艺术或文学专业，但是，如果我们都在编写软件或者经营公司，这个世界会比较贫穷——无论如何，在比喻意义上是如此。我们还希望音乐家唤醒我们的灵魂，作家带领我们走进虚构的国度，哲学家帮助我们锻炼大脑并与世界打交道。 怀疑者可能认为哲学是最无关紧要和最自我放纵的人文学科，但我了解世界的方式尤其受到三位哲学家的影响。 首先，以赛亚•柏林爵士说世界是混乱而复杂的，有许多相互冲突的价值观，但缺少确定孰优孰劣的简单标准。我们渴望得到唯一的正确答案，但却注定要勉强把相互矛盾的目标调和在一起。他称之为价值观的多元化。 不过，以赛亚爵士也告诫我们不要沉溺于有时会使知识分子无所作为的绝望情绪，也就是一切如此复杂、微妙而无常所以我们无能为力的想法。 第二，约翰•罗尔斯提出了一种有效方法，用以思考不平等或贫困等当前问题，并且把我们社会严重缺乏的同情心制度化。 罗尔斯建议想像我们齐聚在一起，达成一项社会契约，但要处于“原初状态”这样我们就不知道自己将会穷还是富、聪明还是愚蠢、勤奋还是懒惰、是美国人还是孟加拉人。如果我们不知道自己将会出生在富裕的郊区家庭还是市中心的单身妈妈家庭，我们就更愿意赞成保护底层民众的措施。 我们仍将允许不平等以创造经济增长的诱因，但罗尔斯提出，在原初状态下，只有当境况最差的社会成员也能受益时，我们才会选择允许存在不平等的结构。 第三，普林斯顿大学的彼得•辛格开创了关于我们对动物的道德责任的公开讨论。辛格在1975年撰写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动物解放》，提出实用主义的理由证明，仅为享受一顿美味午餐而残忍对待牛、猪或鸡是不道德的。 我们早就意识到，我们负有一些超越自身物种的道德责任；正因为如此，如果我们虐猫或者组织斗狗，就会遭到逮捕。不过，辛格明确地集中探讨了工业化农业和每天提出三遍的我们吃什么的问题，使之不仅成为美食话题，也成为道德话题。 我们是否要放弃普通鸡蛋，或者付更多钱购买散养鸡下的蛋？我应该吃鹅肝酱吗？我们是否要优先选择取用猪肉或鸡肉时制造痛苦较少的餐馆？ 那么，让我回到关于人文学科模糊、晦涩、无关紧要的观点上。这三位哲学家影响力我思考政治和不平等的方式；他们甚至影响力我的饮食。当编码人员和营销人员用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使我们眼花缭乱时，我们的世界丰富了，但就其自身而言，它们只是平板而已。是它们存取的音乐、散文、娱乐节目和挑衅言行给了它们——和我们——活力，而这些都是人文学科的产物。 所以，没错，人文学科在21世纪仍然至关重要——完全像iPhone一样至关重要。（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夫《不要轻视人文学科》）
(0)高考语文考试甫一结束，各地作文题照例成为舆论关注焦点。今年的高考作文题，普遍重视对学生思辨能力的考察。无论是全国卷的“山羊过独木桥”，浙江卷的“门与路”，上海卷的“从穿越沙漠说自由”，湖北卷的“山顶上的风景”，辽宁卷的“霓虹灯与漫天繁星哪个是美景”……都提出了问题，但没有“标准答案”，目的在于考察学生的思辨能力。 作文题注重考查学生思辨能力，重视思维品质，注重论证层次，突出材料与观点间的逻辑关系，这是近年高考作文题大趋势。那种想都不用考生想，或者根本不给考生思考的机会和空间，只要求考生顺着给定的观点，填充具体材料与空话套话——出卷者给出的观点不容考生批驳，否则就会被判离题——那种作文题目无疑是最差劲的。它本质上就是新形式的八股文，考查的只是考生揣摩出题人想法的能力，而与自由思考和自由表达无关。 有人说，我国学生普遍存在“思辨缺席症”，这是因为在我们的课堂教育里，从来没有思辨课。语文课沉迷于归纳“中心思想”与“段落大意”，非但不是思辨，反而是“反思辨”。 具体到高考语文试卷，除去作文题，全有标准答案，就算是阅读题，也有固定的套路，答题方向被完全限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作文题再要求考生写不容批驳的“高大上”观点，学生怎么可能学会多维思考？充斥着正确废话和违心假话的新型八股文，又能考出什么？ “每一个成就是否会带来新的挑战？”“接受群体的价值观，是否意味着人们可以避免对自己的思想和行为负责？”“鼓励不同意见的群体是否比不鼓励那样做的群体运行得更好？”这些是美国“高考”的作文题；“人们通过劳动获得什么？”“所有信仰都与理性相悖吗？”这是法国“高考”的作文题。显然，这些题目的思想性都很强，侧重考查思辨能力。通过某一社会、人生问题，直接考查认识水平和分析论述能力。为了“应付”这样的作文题，考生必然会去看很多有价值的名著，而不是抱着“知识点大全”、“满分作文选”之类的东西死啃。 胡适先生早就说过，标示一个人是大学生的标志，就是“独立思考、客观判断、有系统地推理，和根据证据来相信某一件事的习惯”。高考作文应该承担起那样的引导功能，让学生从高中甚至更早开始，就不再读死书、死读书，而是学会思辨学会判断，去更早涉猎那些人类思想史上的经典之作，成为“更好的公民”“更聪明的选民”“更有智识的报纸读者”“对国家大事和国际大事更为胜任的评论者”，而不是“无意识的两脚机器”。 高考作文突出思辨性因此是十分正确的方向。它透露出一条最有价值的讯息：从现在开始，学生们要想写好高考作文，就应该多读几本枯燥的名著，多关注身边的时事，多独立思考一些问题，多参与公共话题的讨论。“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学习模式，早该翻篇了。（转载：舒圣祥《高考作文突出思辨性是正确方向》）
(0)这个上海作家、《收获》杂志社编辑部主任廖增湖(笔名叶开)和女儿乔乔的故事,已经被媒体讲过很多次了—— “三国时期最足智多谋的人是谁?”课后作业题问。乔乔答:“孔明和庞统。”错!语文老师给出的标准答案是:“诸葛亮”。对于这样的标准答案,叶开感到无可奈何。 一、关注语文之痛 女儿上学之后,叶开开始关注学校里的语文教育,他把乔乔的几本语文教材全都仔细看了一遍,越看越感到问题严重,一些原本是经典的作品,到了教材里被改得面目全非,比如巴金的《鸟的天堂》,巴金原文的“有着数不清的桠枝”被改成“树干的数目不可计数”,“翠绿的颜色明亮地在我们的眼前闪耀”被改成“那翠绿的颜色,明亮地照耀着我们的眼睛”……他花了两个晚上的时间,将《鸟的天堂》原文和课本上的版本逐字对比,证实巴金作品遭到大幅篡改。这让他感到非常震惊! 还有一次,乔乔的班主任要求,请学生家长写一篇命题作文,题目是“我看考试”,优异者将选登在校园报纸上。拿到这个作文题时,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毕业的他却费时良久,也写不出让自己满意的作文,最后改了两遍,憋出一篇。自然,这篇作文没有登上校园报纸,出于好奇,他把校园报纸上的优秀作文拿来欣赏一下,发现那些被老师认为“优秀”的作文,清一色都对考试持赞美的态度。 他感到问题的严重性,2008年11月,他写了第一篇批判语文教材和语文教育的文章《语文的物化》。文中写道:“中小学的语文课本里选入了很多与花草树木有关的文章。在这些文章里,作者不是欣赏鲜花自身的美丽,而是在鲜花这个符号上寻找道德寓意。” 之后就一发不可收,叶开在全国中文核心期刊《语文教学与研究》的教师版上,一口气写了12篇专栏文章,专栏的题目是“语文之痛”。他仔细分析中国语文教材之后,认为这些教材课文大部分很差,完全脱离了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现实,极大地误导了学生,让他们误以为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不值一提。之后,这些文章结集为《对抗语文》,一经出版立即引起广泛社会反响,一年内加印了5次。 有不服气的资深语文老师说:“语文是一门科学,你一个外行懂什么?有本事你也编一套语文教材。”本来是气话,想要将叶开一军,没想到反而激发了叶开的灵感。 2012年的夏天,他同《收获》执行主编程永新和《上海文学》编辑甫跃辉二位在单位吃饭,他们就撺掇他编写一套“一个人的教材”。他随手就将这个雄心壮志贴在微博上,不到10分钟,就有出版公司的董事长回应说愿意出书,并且很快派来了两位编辑签合同。 叶开实际开始编写时,却发现困难不少。他所面临的是广阔浩瀚的材料,先要挑选那些候选的作品,认真阅读,然后定下编写思想和体例,据此再进行具体的分析和编写。这都是他自己一个人在做,耗时费力。第一部分4册,首先选择当代的文学作品。他想,如果读者买账,销售情况良好,他就再编写现代文学、古代文学、外国文学的各分册。 两年之后,叶开一个人自编的教材《这才是中国最好的语文书》出版(先出版“当代小说分册”和“综合阅读分册”),10天加印3次,再次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二、放眼鲁迅之外 这套书原来叫“一个人的教材”,书稿送到出版社后,根据编辑的意见,改成现在的名字。确实,不出编辑所料,这样的书名,立即吸引了大众的眼球,也引起了一些争议。 有网友在叶开微博上留言评论:“是否可以把最好的‘最’字去掉?”有了“最”字,是不是显得有点拽?最好,可能只是出版社的一个噱头,但至少,叶开以一己之力编选的教材,提供了官方语文教育之外的另一种可能性。 叶开说:“这套书的体例比较特别,不按现行语文教材的编写方式,而只是一种进阶阅读和写作的指导,书中有非常详细的点评,分析和延伸阅读材料指导,认真的读者读了其中一篇之后,会对相关的作家、作品,有个比较完整的认识。编这套书,主要是有感于现行语文教材脱离当代文学创作的现状,主要针对性选编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当代文学的优秀作品,给学生带来最直接的阅读体验,从这些作品中,可以感受汉语的美和魅力。” 叶开认为当下中国语文教育的核心弊端就是以语文课本为中心,不知课外读物为何物,视野狭隘。一个学期,捧着一本语文书,早自习,摇头晃脑朗读,上课时,老师说什么就是什么,你只管认真听讲死记硬背,每一本语文书的容量都很有限,如果只读这么一本薄薄的语文书,你的知识面如何拓展,文字水平如何提高?所以,在叶开看来,要提高语文水平,无甚高招,简而言之,一句话:“真正要写出好作品,需要深挖自己的内心,结合自己的真切体验,再以广泛阅读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学作品为基础。” 从莫言的《大风》到朱天文的《风柜来的人》,从梁实秋的《下棋》到王小波《一只特立独行的猪》,这两册书集结了海内外众多名家作品,但是颇让人诧异的是,其中少了鲁迅的身影。叶开解释说,之所以不选鲁迅,不是因为鲁迅不够伟大,而是因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鲁迅最重要的作品几乎都出现在中学课本中,“鲁迅先生的最优秀作品基本都被挖掘一空了,没有什么遗漏的‘新鲜货色’,鲁迅之外,杰出的现当代作家还有很多,需要读者去更多地学习,更多地了解。” 叶开觉得现行语文考试标准答案模式,既“测不准”也“测不到”学生的真实水平,其中问题多多,而他编选的这样一套语文教材,当然无意取代现行的官方语文课本,只想提供一些新鲜的文本、新鲜的感受、新鲜的触动。（转载：《“一个人的语文教材”:挖掘当代文学富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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