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香港有一股叛国的势力在向中国政府对抗，极力使得香港向独立自由发展，这些香港人认为，英国殖民时期结束了，香港的“一国两制”不适应香港的未来，总想独立出大陆中国政府。
“一国两制”原本的目的是为了维持香港政治与经济的稳定，然而，由于中国政府不能直接插手香港事务，导致“一国两制”成为了某些分裂香港之人的保护伞。有人就香港现象联系到台湾，发问：如“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未能成功，那将来台湾回归后，该如何治理（管治）？继续采取“一国两制”的政策吗？是否还有更佳方案？请大家踊跃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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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国川：有人认为当前世界是和平与发展的世界，但也有人认为这是一个需要继续斗争、继续革命的世界。在你看来，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待当前的世界？ 吴建民：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二十世纪很长时间里，世界的主题是革命和战争，就是列宁所分析的，我们的时代是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但时代是会变化的，中国发现这个变化的第一人是邓小平。八十年代初他接见外宾时说，世界面临两大问题，一个和平，一个发展，这两大问题一个也没解决。也就是说，时代主题变了，和平与发展取代了革命与战争。如何看待今天的世界？我看还是回到小平同志的论述上来，回到中央的说法上来，今天的世界是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时代主题变了，解决问题的方法也不一样了。这方面小平同志给我们树立了榜样。1984年10月22日，小平同志在中顾委第三次全会上发表了一篇谈话:解决国际争端，要根据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新办法。小平同志讲的三个“新”都有很具体的内容。新情况，就是时代变了；新问题，香港、澳门回归问题；新办法是什么？一国两制。你想想看，其实那个时候香港、澳门回来很容易，英国在香港驻军根本不行，葡萄牙在澳门连驻军都没有。只要把香港、澳门的淡水供应一断，就能回归。可是小平同志说，回归的香港、澳门，应该是保持繁荣稳定的香港、澳门，而不是贫困动荡的香港、澳门。这话讲得多好！让香港、澳门回来还不容易吗？可是如果香港、澳门回来后，外资撤走了，老百姓生活质量下降了，天天游行示威，中央有多少钱往里面贴？无底洞。这样的回归有什么意义？
(0)要完全信赖和拥护中央政府的政策！不用过度担心中国会犯战略性错误，这个概率极低。因为中国党和政府，经验与教训都同样十分丰富，70年的阅历也不算浅；在政治体制改革缓慢的情况下，经济领域的成就和国强民富的目标必须明确而靓丽，否则没法给历史交代；
(0)李光耀：我是名副其实的自由主义者，因为我不会拘泥于某一种关于治理世界、治理社会的理论。我是务实的，我愿意直面问题，说：好吧，什么才是最佳解决之道？怎样才能为最多的人创造最大的幸福和福利？
(0)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强世功：2020开年以来的这场疫情防控大考，折射出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国家治理所面临的诸多挑战。造成疫情严峻形势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刚刚从农业社会进入到工业化的发展阶段，但同时一条腿已经迈入后工业化的信息社会之中，因而总体上处于农业、工业与后工业三重社会形态的交叠期，其中潜藏的风险系数不言而喻。然而，现有治理体制和机制、官员群体与精英阶层的思维和能力、普通国民的观念等等，都还没有赶上后工业化发展和社会高速流动的现实要求，以至于当决策错过疫情防控最佳时机之后，疫情地区的政府非但没有解决问题的预案，还出现了互相推卸责任的荒诞情景，最后只能依赖一线官员的个人调动能力和医护力量、民间力量的奋起自救。经此一役，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所处全球化时代的种种风险，意识到解决国家治理根本性问题的紧迫性，为应对不确定的未来，做好相应的心理准备和可行预案。
(0)民主为台湾人提供了某种“虚假希望”或精神鸦片，让他们对制度的可能性充满希望，他们认为，这种制度优越性是GDP所不能换取的。而对大陆认可，且与大陆有经济联系的台湾蓝营会用脚投票，干脆直接从台湾搬到大陆生活。 中国对港台之向心力，不仅需要经济文明支持，还需要建立有吸引力的政治文明，并通过深入人心的宣传，让港台接受这种政治文明。
(0)有解放军驻港部队在，香港就永远不可能被分割出去。 等到这代香港年轻人化为尘土，下一代香港人，他们从一出生就看到中国的强大和富庶，这种敌意和歧视自然就会消除，甚至还会以中国人的身份自豪。 对于那些支持一个中国，愿意在内地发展的香港同胞，中央也刚给了政策，将放开香港人在大湾区购房的限制（尤其是香港警察的家属，如果遭到威胁的话，真的可以来大湾区定居）。 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努力做强做大自己，当我们足够强大了，眼下的问题都将不再是问题。 只不过，现在我们还需要再等一等，并且这种等待是非常有价值的： 对于中国来说，香港就是一个试点，这个试点告诉我们，如果中国照搬西方的那套制度，最后可能会演变成什么样子。 感谢香港，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政治课，还给我们未来解决台湾问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0)香港就是一个喂不饱又不成气的儿子，把它吃饱喝足养出个人样，它反过来打娘骂老子了！这样的香港谈何和平？必须，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中国别再让步了，打吧，很很的打，那怕是毁灭香港也行！因为留着它反而是祸害。 骂我不热爱和平的妹妹，崇尚暴力的那个妹妹。我们爱和平想劝慰，中央政府比香港警察还克制啊。但现在不能再讲同情，特别在美国人权法案一签定，再下去会把整个国家都拖进去的。趁早解决刻不容缓，时机珍贵啊，给所有还怀有分裂国家的人树一个样版。民众还如此善良，我痛啊！
(0)郑永年教授：在强化“一国”的方面，内地也并不是没有任何努力。但这些努力都出现了重大问题。第一，在推行“国家安全法”，即23条方面不当。香港作为中国的一部分，通过23条非常合理。但问题是如何推行。现在看来，推行方式缺乏专业精神。内地实行的是整体推行方式，即通过23条。在没有去殖民地化的情况下，香港人的反对是可以预期的。不过，如果采用“分解方式”，效果可能会好得多。例如，香港可以对收取外国资金出台法案或者条例。包括西方民主在内的很多国家都有类似的法律，这样的法律并不难制定。 第二，国家认同教育推行不当。香港回归中国之后，早就应该推行国民教育。在任何国家，国民教育是“去殖民地化”的一个最为关键的方法。但这方面迟迟没有作为。直到后来问题变得严峻起来，才这样去做。不过，做的方法又过“左”。把一大堆很左的东西放在一起变成了国民教育的材料，并且强行推行。这种方法即使在内地也会遇到巨大的阻力，更不用说是长期接受殖民教育的香港了。国民教育引起了港人的强烈反弹，这不难理解，失败也是预期之中的。 第三，香港的基本政治体制设计存在很多矛盾。在港英时代，人们说“行政吸纳政治”。这种说法当然不能成立，并且具有很大的欺骗性。港英时代不是行政吸纳了政治，而是根本就没有政治。政治归于英国，香港人并没有任何权利参与政治。但回归之后，香港不仅出现了政治，而且政治是属于港人的。 同时，香港也发展出了现代政党政治。在这样的情况下，如同所有的政党政治，政治首脑必然要由政党政治产生。不过，很显然，香港并没有理顺政治与行政之间的关系，也就是政党政治和特首之间的关系。作为政治首脑，特首并非由政党产生，而是通过另外一个政治途径产生的。在立法会中，特首要面临通过政党政治产生的议员，而特首并无任何政党的支持。在这样的情况下，特首的合法性就成为大问题。 再者，香港的政治是谁的政治呢？这个问题也一直没有搞清楚。就立法会来说，有地区直选议员，也有功能界别议员。两种议员都是政治过程产生，但政治的含义是不同的。香港很多人对功能界别议员很有意见，这不难理解。功能界别实际上有其特殊的政治功能，主要是协调不同社会阶层的需求。但直到现在，功能界别并没有多少民主，其所产生的议员并没有多少民主味道。如果功能界别也引入民主，那么情况就会不一样，就会产生美国上下两院的情况。 第四，如同大多数国家和地区一样，香港也面临资本的问题。全球化造就了社会的分化和巨大的收入差异，这是一个普遍现象。香港的经济结构本来就是少数利益集团主导的。随着大部分制造业转移到内地，而新的产业并没有发生，经济结构的畸形性越来越显著。全球化尽管也给香港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但这些利益都被既得利益所获取，并没有带给普通人民多少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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