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扶贫开发工作也进入 “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期。总体来看，扶贫工作主要致力于物质层面的脱贫，对困难群众的精神帮扶还是不够重视。
我们知道，在现实生活中有些贫困人群就等着给送钱或者其他物品，给的少了或不及时就不签字，仿佛感觉我穷我有理一样，不理解扶贫工作的主要目的是要帮助贫困人口“造血”而不是“输血”。所以，通过给贫困人群钱物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贫穷问题，因此，需要让贫困人群从思想、教育和精神上转变观念。只有破除迷信，树立科学发展观，才能永续脱贫，您说是不是这样呢？快“畅言一下”跟大家聊聊你的看法吧。
一共有人参与 条评论
当前，脱贫攻坚已进入冲刺阶段。“立下愚公移山志，咬定目标、苦干实干，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早已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全省上下的切实担当和务实行动。正因如此，脱贫的脚步日益稳健而临近。今年8月，甘南、富裕、抚远、饶河、望奎等5个国贫县通过第三方评估，在全省率先宣布脱贫。今年9月，巴彦、木兰、克山、依安、绥棱、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孙吴、勃利通过第三方评估，8个省级贫困县宣布脱贫。据悉，今年底，还将有贫困县脱贫摘帽。 冰天雪地里，贫困人群传递着脱贫的温暖与喜悦。村容村貌变美了，村民腰包变鼓了，村民对党组织的信任和拥护凝聚成脱贫致富的新动能。然而，脱贫攻坚工作远没有结束。向深度贫困发力，成为眼下最难啃的“硬骨头”。一鼓作气打好这场硬仗，既需要建好一个班子使脱贫攻坚工作拥有领头羊，也需要发展特色产业让村民捧起稳定的“饭碗”，更需要扶贫先扶志，只有“精神脱贫”才能真正拔掉穷根。精神扶贫的作用至为关键。 精神贫困通常表现为听天由命、消极无为，安于现状、好逸恶劳，不求更好、只求温饱，老守田园、安土重迁，小农本位、重农轻商，“等、靠、要”思想严重。笔者在走访时了解到，一些贫困群众，仍然存在着脱贫主动性差、依赖性强的心理，宁愿苦熬、不愿苦干，安于现状、甘于贫困。这种消极思想，在深度贫困地区尤为严重。长此以往，不仅影响脱贫攻坚目标如期实现，而且抱着“等着天上掉馅饼”思想的人即便脱贫了，因其缺乏内在的动力和支撑，也很有可能再度返贫。 事实上，一些贫困群众“人穷志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文化素质偏低、健康状况偏差、意志品质薄弱等等，都成为其脱贫致富的绊脚石。彻底斩断这些“穷根”，要切实从思想上、精神上帮助他们“站起来”并且“走得远”，才能真正实现“要我脱贫”为“我要脱贫”。 扶贫先扶志，把贫困户的内生动力激发出来，才能实现稳定脱贫——这既是广大驻村干部的共识，也是他们工作的一个目标。怎样让贫困群众浑身上下充满积极向上的力量和大干一场的决心？能人带动、典型示范不失为一个好办法。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要采取多种办法，不断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让贫困群众学有榜样、赶有方向，尤其是向身边人学习，激发他们脱贫致富的信心和决心。此外，送文化、送教育、送技术上门，有针对性地开展劳务培训和职业教育，不断增强贫困群众发展生产、实现就业的能力，使扶贫由“输血”向“造血”转变。上面有政府的惠民政策拉一把，扶贫干部在下头使劲推，贫困户在中间铆起劲往上爬，脱贫大有希望。 解决好精神层面的问题，才能真正激发摆脱贫困的内生动力，为贫困户注入敢于拼搏奋进的精神之“钙”，让他们以全新的精神面貌走进全新的生活，赢得脱贫攻坚事业的最终胜利。
(0)今年为了搞扶贫达标，政府要求科级及以下一次买1500元的购物劵，处级2000。买指定的扶贫产品。这些扶贫产品贵得离谱，其实就是变相捐钱，如果真的能达到扶贫脱贫效果还可以，但这种雷阵雨式的扶贫效果不但让人存疑，而且有懒政庸政意味，就为了在某个时间点达到某个扶贫指标而已。政绩工程下是一纸命令，所有公职人员自掏腰包，1500元是很多人小半月工资了。这个也挺值得媒体关注一下的，而且听说下边的几年都要有。
(0)“基层的形式主义，根源不在下面，而是上行下效……我当了 7 年农民，最大体会就是老百姓看干部就看实在不实在，老百姓就怕空洞无物、不干实事。” 形式主义的危害我们知道，表现我们清楚，为何总是反复发作？习近平一针见血：纠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一把手要负总责。 从近年来曝光的典型案例看，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之所以在一些地方、单位、部门大行其道，与这些地方、单位、部门的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有很大关系。今年，中央罕见地通报批评一名副省级干部搞形式主义，小组也在系列文章中专门提了这件事，该地 “刷白墙” 扶贫，还计划 60 万拍脱贫宣传片，其中一名村民说的很实在：“一年又刷又刮来了四次，这不费钱吗？” 还有些领导干部，将扭曲的上下级关系变成了展现权力的一种方式。自己不下班，下属也不许下班；下班前，还会各个办公室巡视一遍；有的临下班或者周末前，临时布置任务……长此以往，“领导不走我不走” 渐渐成为潜规则，竟衍生出了 “摸鱼式” 加班这个异类，邓小平曾指出形式主义的横行，直接导致 “工作人员作风漂浮，效率低下，直接影响改革和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
(1)【读书与上学】 读书与上学无关，那是另一码事： 读，在校园以外；书，在课本以外。读书来自生命中某种神秘的动力，与现实利益无关。而阅读《共绘网》如一路灯光，照亮人生黑暗，黑暗尽头是一豆烛火，即读书的起点。
(0)俞洪敏：培养中国人的理性精神和科学精神，是中国教育一个重要话题。本质上我们是一个感性的民族，我们的儒家文化是以感情依附为前提的。 我们的教育中，理性能力和独立判断能力的教育太少。跟着感觉走，成了我们的一大特征。 因为缺乏理性，就容易被情绪所主导，容易被人忽悠。
(0)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郑永年：中国需要全民科学运动如果要促成科学进入中国人的生活，人们需要一场全民科学运动。这是一场真正的文化启蒙运动、科学文化启蒙运动。鉴于政治和科学之间的关系，科学文化启蒙也是政治的启蒙。也就是说，启蒙要从政治做起，但不是像从前那样的过度政治启蒙，而是处理好政治与科学之间的关系。这至少必须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政治要确立自己的边界。政治或政治人物不要装成自己无所不能，要深刻意识到政治的局限性。政治在国家组织生活中很重要，包括组织科学生活，但政治不能替代科学，政治意志不能取代科学逻辑。尤其在当代世界，当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时，越来越多的问题需要科学来解决。第二，政府本身更要讲科学，科学知识首先应当在官员当中得到普及。无论是西方还是亚洲，科学知识的普及都是从政府官员做起的。官员代表一个社会的精英阶层，他们的行为对其他社会成员具有典范效应。官员的示范效应在中国尤其显著，因为中国就有深厚的崇拜官僚的文化。不过，官员的示范效应在中国也更为困难，因为经验显示，官员甚至比老百姓更迷信“非科学”因素。权力和财富并没有为官员带来科学至上的理性；相反，他们往往诉诸各种迷信来解释或解决自己面临的问题。第三，政府应当把应付危机的优势，转变为预防危机的优势。中国政府具有强大的动员能力，这种能力表现在应付各种危机上，包括类似沙斯的危机和今天的武汉疫情。不过，这种能力必须转化为预防危机的能力，因为应付危机表明危机已经出现，代价已经付出，只有具备同样的能力来预防这样的危机，才能减少甚至避免社会危机及其代价。很显然，要做这种转型，前提就是科学。只有尊重科学逻辑，政府才有可能意识到权力的局限性，才能使用科学知识来预防危机，用科学知识来对付危机。第四，政府须分权社会，让社会自觉组织起来，让社会的每一分子成为社会的“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从而对社会负责。这里具有几个方面的意义。首先，人们可以把像沙斯或武汉疫情那样的“东西”称为“公共品”，是必须加以避免的“坏公共品”（public bads）。这就要求每一个社会成员不去提供这种“公共品”。达到这个目标的前提是每一个社会成员具有对社会的责任感。其次，没有政府有能力二十四小时监督每一个社会成员，所以除了社会成员的自觉，社会成员之间还须要互相监督。再次，一旦危机发生了，不是什么都依靠政府来解决，社会成员或社会团体必须自主地行为，自己组织起来，自下而上地应付危机。所有这些都必须向社会分权。在这个过程中，知识分子尤其要扮演一个特殊的角色，那就是“少点政治，多点科学”。知识分子无论左右，都要意识到政治的局限性，不论是哪一种政治。很多事物例如沙斯和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的产生及发展，与政治毫不相关。正如在其他任何一个社会，知识分子是科学知识的最主要传播者。这就需要中国的知识分子从传播“政治知识”转向传播“科学知识”，这样才能改变政治启蒙过度和科学启蒙不足的局面。中国无疑已是科学技术大国，但这并不足以使中国成为科技强国，因为科学并没有反映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只有每一个社会成员学会了科学地生活，中国才会是一个强大的国家。
(0)
手机扫描二维码访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