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是维护国家稳定、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的最强有力的武器，也是捍卫人民群众权利和利益的工具，也是统治者统治被统治者的手段。法律是一系列的规则，通常需要经由一套制度来落实。
我们知道，法律的明示作用主要是以法律条文的形式明确告知人们，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可以做的，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行为是非法的。违法者将要受到怎样的制裁等。但任何国家、任何法律不可能面面俱到，只要能维护和照顾到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体现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断改进完善，则已步入法治轨道。您说呢？快“畅言一下”跟大家聊聊你的看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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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的滞后性，法律永远不可能完善，因为人类科技文化的发展日新月异，法律总是要解决出现的问题，当以前的问题解决了，又会出现新的问题。 我国是外源型法的现代化国家，当前，我国存在的问题就是法律制度变革在前（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法律），思想观念更新在后。新的法律制度和陈旧的思想观念之间的紧张关系是当下紧迫需要解决的问题。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我国正在探索的一条特色化道路。3个至上（宪法法律、党的事业、人民的利益）；3个统一（法律效果、社会效果、政治效果）；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核心、本质、价值、使命和保证。
(0)我们还可以看到，即使一个总体上说来是有用、有益的制度也不是万能的，不存在只有好处没有缺点的制度。一个制度并不仅仅因为它是制度，就不会在具体问题上，有时甚至是重大历史判断上出错。但是，我们评价一个制度无论如何不能以个别事件的实质性对错为标准，而要做出总体上的利害权衡，而这种权衡是公众在历史中进行的。这也表明，社会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只依赖某一个制度，而需要的是一套相互制约和补充的制度；这些制度不仅包括成文宪法和法律明确规定的，可能更重要的是包括了社会中不断形成、发展、变化的惯例、习惯、道德和风俗这样一些非正式的制度。 通过考察历史来展现制度实际是如何发生的。当我说制度的形成不是理性设计的或具有偶然性时，这并不意味着制度形成完全是随机的，无需任何条件的。
(0)二战以后，当其他国家试图齐整地、有目的地移植这一制度时，反倒没有一个国家建立起了美国式的司法审查，不仅“走样”，而且根本没有美国的那种权威。这印证了中国人的一句老话，“有心栽花花不发，无意插柳柳成荫”；也再一次印证了马克思早就指出的事物的逻辑不等于逻辑的事物的深刻命题。之所以不相等，是因为制度形成的逻辑，并不如同后来学者构建的那样是共时性的，而更多是历时性的。制度的发生、形成和确立都在时间流逝中完成，在无数人的历史活动中形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弗格森、休谟、门格尔、哈耶克都称制度是人类行动的产物，是演化的产物。
(0)本次疫情应对过程中暴露出很多问题：信息不公开透明、媒体监督缺乏、应急医疗薄弱、民生支出不足、地方政府前期被动应对、社会治理体系落后等。这些短板的暴露是很好的清醒剂，要吸取教训，推动改革弥补短板。 一是前期信息不公开透明，导致大量潜在感染人群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向全国流动，进一步加大了疫情扩散的严峻性与防疫的难度。据公布数据，有500多万人在春运期间离开武汉。据百度地图慧眼统计，1月10日至1月22日，每天从武汉出发的人群中有6成前往孝感、黄冈、荆州等湖北省内其他城市，此外还有大量人群前往河南、重庆、湖南、北京等省市。这客观上造成了疫情的传播与扩散，使得潜在感染人群流入较多的省市成为当前疫情较为严峻的地区。 二是地方政府前期被动应对，部分地区出现不担当、不作为、“一刀切”等防疫不力的情况，地方政府治理体系滞后。早期对疫情重视程度不够，部分官员对疫情认识不清，没有及时普及民众认知、采取隔离措施；疫情扩散后部分地方政府各自为政，“一刀切”进行封路防疫，导致企业及群众日常生产、生活受阻。 三是应急医疗薄弱，救助分配效率低下。疫情爆发后，尽管各地的医疗救治队和应急医疗物资支援武汉，但武汉应急医疗资源依然告急。这一方面与前期应急医疗体系建设不规范，应急响应、现场组织等操作规范和流程不明晰有关。另一方面物资调动、入库、分配权责不明，使得医疗物资分配效率低下，进一步恶化武汉疫情。 四是此前经济增速换挡与中美贸易摩擦、金融去杠杆等因素叠加，经济持续下行，民营、中小企业等经营困难增加，融资难贵、税费重、成本上涨等问题突出。这次疫情将使得民营中小企业雪上加霜，加快相关财税金融改革的紧迫性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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