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全球经济形势不容乐观，唯有中国在疫情中突出重围，及时把控经济发展走向，出台适宜的货币政策，稳步推进金融发展。
健全现代货币政策是每个国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经济秩序的重要任务，以币值稳定为首要目标，更加重视充分就业，要根据市场形势变化寻找综合平衡，把握松紧适度，及时动态预调微调。与此同时，去杠杆，杜绝用本金获取高额放贷与利息，还要加强金融监管，降低金融风险……综合各国不同的经济形势和货币政策，您觉得该如何处理好稳增长与去杠杆、强监管的关系呢？如果您有何锦囊妙计可以安邦治国平天下，赶快来《共绘网》评论区参与讨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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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发展是宏观经济稳定性增强的发展。经济增长往往呈现周期性波动，但大起大落会破坏生产要素和社会财富。从各国经济增长史看，一些高速增长的经济体，经济大起之后出现大落，往往一蹶不振。在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经济充满不确定性的条件下，宏观稳定成为稀缺的资源。高质量发展要更加注重从供给侧发力，通过优化经济结构提升经济稳定性。宏观经济是一个不可中断的连续进程，要始终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决议》提出，完善宏观经济治理，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增强宏观政策自主性。要持续抓好落实，尤其要针对经济波动，做好宏观政策跨周期设计和逆周期调节，加强预期管理。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是风险易发高发的时期，要坚持底线思维，防范化解各种重大风险特别是系统性风险，着力用高质量发展来从根本上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的长期均衡。解析：1）宏观稳定对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至关重要，好多国家因为宏观管理不当，一蹶不振，比如阿根廷；2）百年变局下，宏观稳定成为稀缺资源，以优化结构提升经济稳定。这个提法非常新颖，认识之深刻、正确，确实令人叹服。3）宏观稳定的落实：跨周期调节、逆周期调节和预期管理。4）底线思维，用高质量发展化解各类风险，实现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平衡。整体上，与需求刺激相比，更注重供给改革和质量提升在化解风险的作用，指示意义很强！（母基金频道）
(0)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三大难题和挑战，一是要释放风险，表现为去杠杆，去产能和去库存。这个相当于是给上一个经济周期遗留的问题擦屁股。二是要保增长，饭还是要吃的。三是要结构调整，经济增长模式要转型，擦完屁股吃饱饭，钱还得接着挣。 这三点之间，有先后，主次和轻重。重中之重，当然还是去杠杆释放风险，这样才可以根本的解除中国经济硬着陆的风险。以前已经犯过把马车放在马前面的错误，现在已经不能再犯先吃饭再擦屁股的错误，不然中国经济就真的会硬着陆。先擦屁股，擦干净了，提上裤子，洗了手，才能吃饭。吃饱了，再想挣钱的事。想必这个道理，所有的人都理解。 也有不理解的，比如要去杠杆，释放风险，那么对于一些风险集中度最大的地方和行业，他们是拼死抗拒的。房地产商，地方债，它们都是吃杠杆饭的，现在要去杠杆，无异于是要砸他们的饭碗。他们为了明天一睁眼还能吃饭，认为屁股不能擦。09年后的这段时间，中国经济的增长动力，是通过房地产透支了老百姓未来几十年的购买力为代价的。 现在这个购买力已经枯竭，房子再涨下去，能买得起房子的购房者只会越来越少。整个市场，需求开始全面收窄递减。而库存的压力却很大，高杠杆的债务风险也很大。怎么办，买得起房子的人越来越少，那么只好提高单价，只有这样，才能把这个烂摊子砸在有限的购房者手里，让购房者为擦屁股买单。鱼毕竟越来越少了，这样涸泽而渔的做法，其实是去不掉房地产市场的杠杆和库存的，只是在垂死挣扎。
(0)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2021年宏观政策要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对经济恢复的必要支持力度，政策操作上要更加精准有效，不急转弯，把握好政策时度效。其中，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精准、合理适度，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处理好恢复经济和防范风险关系。 清华大学金融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骏称，M2增速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有很大的诠释空间，至少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一是把今年的名义GDP增速理解为包括了基数效应的名义GDP增速。2021年实际GDP增速大概在8.5%左右，加上两个百分点的通货膨胀率，名义GDP增速在10.5%左右。“2021年的M2要不要增长10.5%，如果要的话，这是一个比较高的数字。”马骏称。 二是把一次性的基数效应剔除，就是剔除了扭曲因素后正常化的一个名义GDP增速。即剔掉三个百分点左右的基数效应，这样2021年的名义GDP增速就变成7.5%。 “今年的M2增速到底是匹配10.5%还是匹配7.5%，它们似乎都符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要求，就看怎么解释。如果是10.5%，那是一个扩张性的增速；如果是7.5%，那是比较紧缩性的，两者从货币总量上来说相差6万亿元。”马骏表示，“我的观点是在中间取一个数，比如将其控制在9%左右的话，相对来讲是比较合理的。”马骏提出了三个支撑理由：一是企业盈利状况会有很大好转，降低对债务融资的依赖，从而可以略微降低杠杆率，对货币扩张的要求也有所下降。二是广义财政赤字占ＧＤＰ的比重应逐步回归到新冠危机前的水平。广义财政赤字下降后，政府发债减少，相应减少对货币政策扩张的压力。三是去年上半年货币扩张很快，M2基数已经很高，在现在的基础上再增长8%~9%也是不小的增幅。
(0)自2008年以来在不断上升，系统性金融风险上升表现在很多方面，最重要的表现是杠杆率上升。杠杆率问题大概也是近年来国际人士最关注的一个中国经济的风险。 在全球金融危机以前，中国的杠杆率只是比新兴市场国家稍微高一些，但是后来上升幅度非常快。2009年，美国的经济学家莱因哈特和罗格夫写了一本书叫《这次不一样》，总结了过去800年的金融危机历史，试图找出一个规律性的机制，最经典的总结是：钱借多了就会出问题，换句话说，杠杆率太高就会风险大。 从理论上说，杠杆率是一个中性概念。债务本来就是一个重要的金融现象，它可以帮助提高效率，支持劳动分工，推动经济发展，应该说是一件好事情。但如果家户、企业和政府借的钱太多就容易出问题，现金流一旦断裂，容易形成恐慌，甚至造成系统性后果。所以高杠杆率值得关注，杠杆率快速上升更需要高度关注。（作者：黄益平）
(0)如今40多年过去了，今天再看中国的金融体系，可以用三个词来归纳其特征：规模大、管制多、监管弱。规模大，可以从机构和资产两方面来看。从机构角度看，1978年只有一家金融机构，今天金融机构的数量和种类都已经非常完备，有央行、银保监会、证监会组成的“一行两会”监管部门，有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组成的三大政策性银行，有工行、农行、建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组成的六大国有商业银行，还有十几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如果再加上城商行、农商行和村镇银行，大概一共有4千多家银行。此外还有保险公司、证券公司、资产管理公司等等。可以说，市场经济国家拥有的金融机构我们几乎全有，而且数量非常庞大。商业银行领域的“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全世界排名都非常靠前。世界商业银行最新排名前五强中，中国占四位。我们的金融机构不但数量多，资产规模也相当惊人。中国的金融体系是典型的银行主导，相对而言，资本市场就不够发达。但即便是不发达的资本市场，规模也已经很大。从市值看，股票和债券两个市场在全世界都能排在前三位。衡量资产规模还可以看一个宏观指标，即广义货币供应量与GDP的比例。广义货币就是在银行部门和社会上流转的现金，加上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这个广义货币与GDP的比例可以反映银行的规模，也因此是反映相对金融资产规模的一个指标。目前（编者注：2019年4月），中国广义货币与GDP的比例接近210%，在全世界也可以排到第三位，排名最高的是黎巴嫩，其次是日本。所以，中国的金融资产规模确实很大。当然，这个指标的另一面是中国的负债率或者杠杆率也很高。（作者：黄益平）
(0)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宝，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功。习近平指出：“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调查就没有决策权。”研究问题、制定政策、推进工作，刻舟求剑不行，闭门造车不行，异想天开更不行，必须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
(0)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中国财政部原部长楼继伟：今年以来，宏观杠杆率再次提高，大约比去年年底提高了20个百分点，达到了260%，这是特殊时期的特殊表现。今年百年不遇的新冠疫情突然爆发，我国和市场经济都陷入了严重的衰退，作为应对措施，我国和世界各国都采取了扩张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导致阶段性的杠杆率高企。目前，我国控制疫情和恢复经济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成为全球唯一的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非常时期的财政货币政策正在考虑有序退出。我上次说过一次，我们应该考虑有序退出了，马上有人炒作说我马上要退了，我再强调是考虑有序退出，不能说立即就退，而是必须逐步退。这样宏观杠杆率应稳住并逐步下降。几个原因：一是治理金融乱象虽取得重大的成果，但远未成功，资金池的清理、资产净值化、取消刚兑、高风险机构的排查清理、金融基础设施紊乱等现象还需要继续整治。二是美国、欧洲等主要国家的宏观政策的外溢性明显，特别是美国。全球金融市场波动的风险加大，而我国正在加大金融开放，需要保持战略定力，办好自己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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