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政务，顾名思义，是一种运用网络和通信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实现政府正常高效的运作模式，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更新。电子政务可以向公民提供更加有效的政府服务、改进政府与企业和产业界的关系、通过利用信息更好地履行公民权，以及增加政府管理效能。因此而产生的收益可以减少腐败、提供透明度、促进政府服务更加便利化。电子政务在未来拥有极大前景，共绘网建议取消23个省、5个自治区，将中国划分为东西南北中五大行政中心，实行全面稳定的电子社会管理体系。五大行政中心即五大省的政府审核事物均过渡到网上进行审核批复，突破行政堡垒制约，做大做强中心城市，建立区域合作机制。树立全国一盘棋思想，促进各地区均衡发展，减少楼堂馆所（政府）建设和国家财政支出，最终将中国建设成为现代化数字化的强国。你觉得可行吗？该如何走好电子政务这条康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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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必须深化政府自身改革，真正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 加大政府自身改革力度，用三个字概括，就是“减、放、管”。 １．减。减政，即进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将那些本不应由政府承担的工作交给社会，将那些大量的本应由政府承担而政府没有承担的工作接过来。这是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要内容。通过简政，转变政府职能，是新一届政府力主的一项重要改革。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批准了《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涉及铁路政企分开、卫生计生整合、食品药品监管等方面。这次改革的核心就是转变政府职能，也是简政放权。 目前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政府与市场的职能边界仍不清晰。尽管多年来政府职能历经多次调整改革，但政企不分、政资不分的现象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其主要表现为政府对微观经济运行管得过多、过细，特别是行政审批事项多，严重影响了经济活动的健康运行，造成一些行业垄断经营问题突出，等等。政府控制资源太多，对市场的介入太深，政府对生产要素和资源产品价格管制太多，在诸多行业和领域阻碍、制约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及活力。 二是政府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较弱。政府缺位、越位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甚至仍较严重。一方面，在一些政府应当发挥作用的领域还存在缺位问题，如市场监管职能在一些地方、领域履行不到位；基本公共服务缺乏质量标准，供给不足。另一方面，在一些本应由社会组织发挥作用的领域存在政府越位问题，政府承担了过多的社会职能，导致政府责任过大、风险过于集中。 三是政府组织结构不尽合理，协调运行机制时有不畅。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事权划分还不十分清晰，财力配置不尽完善；同级政府部门之间权责不清，个别部门同时承担着审批、执行、监督、评价等多个职能，部门之间合作、协调机制不顺畅；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制约尚需进一步加强。 因此，现阶段的行政体制改革，即减政，主要应把职能转变放在更为突出的位置，在政府、市场和社会更为宏观的公共治理层面考虑政府机构改革与职能转变问题，简政限权，激发市场、社会和地方的活力。 减少行政审批。政府过多的行政审批影响了市场经济的潜能和效率的发挥。２０１３年６月１９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决定再取消和下放３２项行政审批事项。新一届政府在减少行政审批方面可谓疾步快跑，目前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２１５项，李克强总理曾经承诺在本届政府内取消和下放近６００个项目，已经完成逾３０％。 减少对微观经济的干预。主要包括以下一些内容：一是政府不应扮演市场主体的角色。二是政府不应直接组织融资和操办项目。三是不违法设立行政许可和市场准入。 减少赋税。让企业轻装，需要减轻企业赋税。新一届政府一直力主结构性减税，除了暂免征收部分小微企业增值税和营业税外，“营改增”的税制改革也是减少赋税的一种形式。还有全力压缩“三公”开支等，都有利于减轻企业赋税。 通过“减”，将会降低创新、创业的成本和市场交易的成本，从而释放市场潜力。 ２．放。《决定》提出进一步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最大限度减少中央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一律取消审批，对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要规范管理、提高效率；直接面向基层、量大面广、由地方管理更方便有效的经济社会事项，一律下放地方和基层管理。 只有把该放的权力放到位，才能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创造力，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一是政府向市场放权，按经济规律办事。例如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等等，这将是金融改革迈出的关键一步。二是政府向社会放权，更好发挥社会力量在管理社会事务中的作用。三是中央向地方放权。发挥地方的优势和积极性，解决财权事权不匹配的问题，增强地方自主权。 ３．管。管的含义是把该管的事务管好。政府自身改革不仅要减少和下放权力，还要创新和改善政府管理，加大对市场监管，管住、管好该管的事。政府的工作重点应转到为市场提供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上来，转到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上来，转到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上来。与此同时，政府应当在纳税人的监督之下，改善政府自身的管理，杜绝浪费，做到低成本、高效率地为公众提供服务。 此外，要形成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形成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也与政府行为密切相关。其中关键在于约束行政权力的滥用，打破地区封锁、行业垄断和地方保护主义。抑制行政权力的滥用，无疑是形成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的关键。（转载：陈剑《加大政府自身改革力度》）
(0)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六大以来，我国在转变政府职能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但受多方面因素影响，我国政府的行政方式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和挑战，主要是不同层级政府间责任关系不清，部门间职责关系不顺，决策和执行方式落后以及监督和制约机制不完善等；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仍然存在很多扭曲，在社会管理领域也存在政府责任过大、压力过大等问题，必须进一步加快推进改革，核心是明确并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及行政方式。一方面，要切实理顺不同层级政府在不同领域的责任范围和责任关系；进一步明确不同部门之间的职责，推进决策和执行分开，完善协调机制。另一方面，要进一步推进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推进服务和管理的规范化，完善多元监督体系，改革考核评价体系，强化对公权力的约束，强化问责。
(0)据报道：京津冀三地已达成共识，初步确定将河北省保定市作为“副中心”的首选地，未来将有一批国家部委下属的事业单位和教育机构率先搬迁至保定。这种“副中心”模式，早已被证明是解决大城市病的有效路径。比如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是其最大的城市群。为防止城市大规模膨胀造成的问题，日本先后三次实施“城市副中心”战略，使副中心和中心城区一起承担起东京的城市功能，逐步形成了“中心区－副中心－周边新城－邻县中心”的多中心多圈层城市格局。再比如英国的伦敦城市群，追求小城镇的“小而精”。英国政府为此将政府部门或其下属机构向小城镇转移。大企业总部落户小城镇也渐成趋势，英国泰晤士水公司总部在斯文登小城，英国燃气公司总部设在了温莎小镇。资源外迁、资源共享、城市间分工协作的“副中心”模式，不仅在京津冀城市群是值得期待的发展模式，有利于解决北京大规模膨胀造成的大城市病；在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以及规划中的各大城市群，同样值得借鉴。城市群建设，应该致力于形成多中心多圈层的城市格局，避免中心城市一家独占核心资源，如果等到大城市已经病入膏肓再来治理，那就会走很多的弯路产生严重的资源浪费。
(0)在最近召开的两会上，有代表委员递交书面意见建议：一是，将汕头、潮州、揭阳三市合并设立“潮汕新区”，或是三市合并为“潮汕市”。 这份题为《关于潮汕三市合并，合力打造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要平台的建议》书面意见认为，潮汕地区不合理的行政区划设置带来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行政壁垒带来空间的割裂和资源的分散，使得当地区位优势、特区优势和侨乡优势无法正常发挥；二、几经调整的行政区划设置不但未能实现推动潮汕整体发展之初衷，反而暴露和激化当地社会矛盾，不利于潮汕三市调整资源健康发展；三、行政壁垒将潮汕文化圈人为割裂，造成人心涣散，凝聚力尽失，不利于海内外潮汕籍人士的精诚合作。 二是，建议将广州、佛山、东莞三市合并，设立“直辖市”，由此可以看出小政府、大社会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也是历史的必然。
(0)我觉得一项改革能不能成功，光有良好的初衷和愿望是不够的，还必须接受是否符合现实要求、是否能够保持目标与手段的一致性等“接地气”考验。如今的改革强调顶层设计，但这绝不代表可以忽视甚至无视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联接改革愿望与改革成果的最关键纽带，是改革智慧，即如何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改革成果。面对长期积累下来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如何找准改革突破口，最大程度发挥改革措施的撬动作用，把改革带来的震荡和阵痛控制在最小范围，需要一个科学的筛选机制。正因为如此，如何促使美好的改革蓝图变成现实的发展成果，人民特别期待。
(0)中华人民共和国从1949年10月1日成立至今，已经走过了六十三年的时间，虽然这其中经历了不少挫折，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特别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实力进一步提升，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住房以及基本生活问题已得到初步解决，汽车也进入了千家万户，人民已享受到了改革所带来的好处和红利。但是，也要充分认识到还仅仅是解决了温饱问题，生活质量不高，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且前进中还有许多困难和问题，例如：贫富差距、贪污腐化、社会不公、地区发展不平衡、环境污染破坏、食品药品安全、征地拆迁、公共资源浪费和损失未能有效利用、失业、价格和收费等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如何解决？我个人认为归根结底是人的问题，是思想和观念的问题，是因为人的认识水平、道德观念、法制意识、文化水平等还没达到一定高度，许多因素都是人为造成的，包括顶层设计，由于各种利益的存在，导致了上述各种问题的产生。这就要求我们所有人包括政府应该进行反省，要不要深层改革？要不要提高全体民众的思想文化水平，完善我们的制度建设，让千家万户得到更大的改革红利。现在随着时代的变迁，科技的进步，原先的政策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是该花大力气改革的时候了，人民将拭目以待。
(0)目前中国一直延续建国时期的五级行政结构——中央、省、市、县和镇，政令层层传递，延时大，资金层层剥削，消耗大，人数层层递增，行政成本高，类似机构层层架设，行政手续复杂。建国初期，交通不便，政令从省到县比较漫长，需要过渡机构。经过六十三年的发展历程，现在交通发达，网络广泛使用，电子政务逐渐取代人工，以及无纸化的到来，很多时候甚至一个视频会议就可以解决问题，所以说中国需要精简行政层次。现在市级和镇级机构没有多少权利，只是承上启下的作用，所以最好逐渐取消市和镇，建立中央、省、县三级行政架构，实现省直管县，县直管村，暨时整个社会成本将会大大降低，人民也将会得到更多实惠，国家将走向富强和更加民主。
(0)今夏以来,我国多个省份陆续遭遇持续高温和干旱。截至8月13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山东、河南、湖北、陕西、甘肃、青海、新疆等12个省区受灾,受旱作物面积约7499万亩,有234万人、253万头大牲畜因旱饮水困难。其中,除山东受降雨影响旱情缓解之外,其余省份仍处在旱情之中。辽宁遭遇60余年来最重旱情,部分地区进入夏秋连旱,抗旱的复杂性前所未有。 阻击旱情,最关键是要解决水的问题。此前,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办公室已紧急组织向河南省内的白龟山水库以及山东、江苏界内的南四湖调水。然而,原定于8月6日从丹江口向平顶山的调水行动,并未按计划实施。河南防办回应称,并非不愿花钱,而是在
(0)中国正准备在北京及周围地区建立一个超级都市区，消息人士暗访相关方案将比迄今为止公开披露的还要有干劲。 将臃肿的北京、雾霾多发的河北和港口城市天津整合起来，将形成一个经济规模与印度尼西亚相当的地区。 参与讨论的学者说，政府想要通过将汽车制造、化工等产业迁出首都来改善该地区的“布局”，为污染严重的河北提供治污动力，让拥挤的北京拥有它所需的空间。 参与起草规划的研究人员和官员说，三地社会服务、产业标准和环境规定的统一以及劳动力、资源和投资的跨区域市场的建立将推动一体化进程。 他们说，中国“一亩三分地”的经济发展手段是造成过度投资、污染和腐败等问题的一个原因。 河北工业大学京津冀发展研究中心
(0)国务院日前发布《关于珠江-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的批复》，原则同意珠江-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珠江-西江经济带发展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将成为我国西南、中南地区开放发展新的增长极，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流域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示范。 “以珠江区域带动西江区域发展，加快产业转移和结构升级，构筑开放合作新高地，这体现了我国推动东中西部协调发展，着力打造区域发展新棋局，构建新的开放型经济体系的区域发展思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刘云中说。 今年以来，我国区域发展加快推进，一系列重大区域规划政策相继出台，由东向西，由沿海向内地，沿大江、大河和陆路交通干线，以海路重点口
(0)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当前的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格局也逐渐暴露出不少问题，亟待解决。 首先，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划分还不清晰。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职能也在不断转变，财政的公共性特征日趋明显。然而，目前政府的职能边界依然比较模糊，政府“越位”与“缺位”现象并存。有些地方政府出于政绩考虑等原因，具有强烈的直接投资冲动，不恰当地参与市场竞争，既不利于经济的稳定发展，也不利于将有限的政府财力用于保障民生支出。 其次，中央与地方间部分事权划分还不科学。一是部分事权划分不清晰。目前宪法和有关法律法规对各级政府的事权划分只作了原则性规定，各级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农业、教育、社会保障、卫
(0)武汉街头的标语，毫不掩饰这座城市的抱负和雄心。“践行武汉精神：敢为人先，追求卓越”，还有“建设国家中心，复兴大武汉”的醒目标语，官方以一种强制的方式在唤醒市民的记忆，记住昔日武汉的荣光，调动市民建设这座城市的激情。 记得2010年国务院在对武汉的城市总体规划批复中，将武汉定位成“我国中部地区的中心城市”，在中部地区后面去掉了“重要”两个字，曾引来武汉官方和媒体的集体欢呼。在国务院同年对郑州的城市总体规划批复中，将其定位成“我国中部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与十多年前对武汉的定位如出一辙。武汉本地专家由此言之凿凿地表示，虽然是两字之差，但意义显而易见，“中心”只有一个，而“重要的”可以有多个，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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