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正敏学术不端事件正在发酵，其团队核心成员证实有抄袭国外人工耳蜗新技术。而近些年诸如此类的学术造假事件绝对不在少数，从披露来源看全国多所高校名校卷入其中，从造假者看也不缺乏高学历高资质的院士博士，他们不光论文抄袭、项目造假，而且学术腐败，金钱交易，一股不良习气暗地养成。
剽窃抄袭他人研究成果是一种违背学术道德和科学精神的表现，是一种急功近利的产物。这种不道德表面源于造假者自身懒惰不端的学术行为，但根源上滋生于浮躁的学术大环境，很多高校争排名抢名次，对论文的要求重量不重质，给很多学者造成潜在压力，潜心研究耗时耗力到头来却是吃力不讨好，其次，高校对论文项目的监管制度的严重缺失也给造假一线生存机会。因此,只有净化污浊的学术环境，完善监管制度才能保证日后再也无文贼。学术造假问题，你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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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火种，概言之，核心乃是科学和艺术。科学是数学、逻辑的世界，艺术是图像、文字的世界。撇开科学不谈，对艺术的研究，尤其对艺术史的研究，说得大胆一些，它代表了一种文明社会中学术研究的水平，学术研究的高卓与平庸即由艺术史显现。之所以论断如此，也许是它代表了为学术而学术的不带功利的高贵与纯粹。而这种纯粹性的含量，可以用来测试学术的高低。
(0)精神创造本身就证明了人的伟大，重要的不是精神产品能否转化为物质产品，是否有用，否则就是用人的低级属性去判断人的高级属性，是根本的价值颠倒。一旦把学术只是当成谋生的工具或者获取名利地位的手段，失掉了自己的真性情与真兴趣，那么学术生态就被败坏了，学术大师的出现就会成为一个难以企及的梦想。真正的学者不会因利益而放弃良知，要保持反思与批判的立场，勇敢地做自己，坚守自己内在的精神独立，实现内心的和谐与安宁。
(0)高校本应是最干净、腐败最少的地方，这不仅是因为高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还因为从其目标定位到领导组成都是所谓的“高大上”。但事实却相反，从不断曝光的案件看，高校反腐形势严峻，同时亦须攻坚克难。 之所以难，是由于近十多年来，中国高等学校是发展最迅速、国家投入最多的领域。高等教育毛入学率1998年只有百分之十几，现在则突破了30%，如此快速的发展，再加上收费制度、科研经费制度等改革，使得越来越多的款项流入高校，也使其成为某些人眼中的肥肉。 之所以难，还在于高校腐败多发生在基建、招生、科研等领域。这些领域的负责人往往是所谓能力强，有着盘根错节的复杂背景，加之其他复杂原因，处理起来难上加难。以人民大学原招生处处长蔡荣生为例，这样一个人竟然盘踞在招生处长位置上11年之久。若不是中纪委巡视组进驻，恐怕他还要继续干下去，继续贪下去，可见整治之难。 高校反腐更难的地方在于很多高校党委的主体责任没有落实到位，这是最要命的地方。从中纪委巡视的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反馈情况来看，这两所学校都存在管理上的许多薄弱环节。另据报道，北京市在对北京联合大学、北京物资学院巡视中发现，两所学校的违纪违规问题多多，党委纪委或求稳怕乱、置之不管，或查处不力，一些问题听起来都难以置信。目前，虽然高校腐败的问题还没有完全暴露出来，但仅从已公开的事实看，学校党委和纪委不仅难逃其咎，而且有着直接责任。 说高校党委对高校腐败有直接责任，不仅是因为我国高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还因为党委的态度事实上直接影响学校腐败程度和反腐力度。 因此，高校反腐要攻坚克难，首先就得加强党的领导，强化党委的主体责任。要坚持谁任命，谁监管，谁负责的工作机制，坚决防止党委书记一人说了算。二要完善制度，严格管理。对于基建、招生、科研等关键部门，必须坚持轮岗制度，把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三是要始终不渝地坚持校务公开和学术委员会管理，接受校内外监督，尤其是在招生、分配和科研项目的审批方面。 高校，于情于理都不该和腐败沾边，更不该贪腐案件频频。为此，有关部门和高校应该高度重视，也应该拿出攻坚克难的勇气、措施和办法积极反腐，还高校一片纯净。 （转载：王旭明《高校反腐亦需攻坚克难》）
(0)“教授”这个称谓在国人心中曾经是十分神圣的。父母有对好友，都是做学问的，男的是清华大学教授。因两家人的关系十分亲近，我们小时候常被父母带着去清华玩。教授叔叔懂几门外语，很喜欢买书，家里到处都是书，包括洗手间，印象最深的是，他家的许多外文书和给孩子买的小人书以及各个角落里的台灯。他们的邻居也是位清华教授，同样坐拥书城，学富五车，和蔼可亲，令人崇敬。那时候上学时常得填表（个人、家庭情况），在“社会关系”一栏中，我多么愿意把叔叔阿姨填上，特别引以为荣。 如今，教授如雨后春笋，遍地生长，可他们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却远不如从前，甚至在不少人的心中、笔下，“教授”已成“叫兽”。何以至此，令人深思。 其实不仅是教授，如今教育界、学术界在人们心中的神圣地位也已不在，因为净土不净、学人无学甚至无品无德无操守已非个别现象。无论是在传道授业解惑的教师中，还是在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中，包括正在求学的学生，学术不端行为时有发生，已到了触目惊心之地步：论文抄袭剽窃、学历履历造假、科研项目造假，如侵吞、篡改他人学术成果，伪造或篡改数据文献，捏造数据或结果，在项目申请、成果申报、求职提职申请中做虚假陈述，提供虚假获奖证书、论文发表证明、文献引用证明等。蚕食、侵吞、挪用科研经费，未参加创作却署名且署在第一位，成果发表时一稿多投等行为，也俯拾皆是。这种不良现象，从近两期读者来信版刊登的部分来信中可见一斑。 学术学术，本是做学问之术。学术之果，是学风、学养、学识、学力包括教学制度、教育制度结出的。近些年愈演愈烈的学术不端与失范，在很大程度上是学风不正造成的。本应是教书育人做学问的大学，日渐成为功利场、名利场甚至是崇尚行政级别的官场：急功近利、拜金主义成风，学术不规范、无操守，职业底线溃败，以致学术不再是或不仅仅是做学问之术，更多的是赚钱术、敛财术、晋职术、做官术、关系术。只要能拿到学位、职称、科研项目及经费或“咨询费”、鉴定费等，可不讲良心、不择手段，且绝大多数弄虚作假者、发不义之财者并不以为耻。典型现象之一的就是作为学术项目负责人的教授们变身“老板”，研究生则成了为“老板”打工者。教授称呼变“老板”，学生叫起来自然，教授听起来欣然，教研科研的功利性亦显然——利益的最大化成了目的，项目本身却成了工具。至于学术成果的署名问题，如不当挂名、排名，早已司空见惯，根本“不算个事儿”。有教师特别是教授的言传身教，学生论文造假也就不足为奇了。况且，抄袭文章往往从小学就开始了。习惯成自然。加之国人对弄虚作假行为的宽容甚至纵容，这种不良习性便始终作用于一些学人。 学风不正，无疑与教育理念、教育体制、学术管理、学术环境有关，显然也与党风政风有关。有学者认为，在我们的政治文化中，准抄袭、准剽窃现象相当多，学历、职称的弄虚作假也相当普遍，不少官员，学没怎么上，课也很少听，甚至论文都是找人代写的，却能弄个研究生学历甚至当上博导什么的。这样的政治文化、官场文化，对学术文化有着极其不良的示范作用。 学风不正，学术何以端正？所以，要扭转学术不端现象，须改变的还很多。最近，《国际新闻界》对于艳茹在北大历史学系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在其刊物上发表的论文严重抄袭问题予以公告及惩罚，可以说吹响了向学术不端开战的号角。 （转载：赵蓓蓓《学风不正 学术何以端正》）
(0)前几天，陈光标捧回了“联合国世界首善”的证书，令人诧异。一查，原来它是假的！7月16日《人民日报》发文称，陈光标的“世界首善”假证，是被卖了还帮人数钱。好在陈光标不算太糊涂，没有揣着“上当”装“清高”—公开承认自己上当受骗了，并要追究骗他的那个“联合国周璐璐”。据陈光标所说，他已通过华人朋友找到“周璐璐”。“周璐璐”真名为“周璐”，经过沟通，对方愿意道歉、归还部分款项1万美元，将通过中间人将钱款转汇。至此，这件滑稽的“世界首善”闹剧始有“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趋向。只是，此事的教训深刻。 假荣誉、假证书，以前往往冠以“中国”、“中华”等名头。经过一番治理，那些假荣誉不少被识破，没了市场。没想到，骗子将荣誉升级到“联合国”层面了，又有人对之趋之若鹜了。这也从侧面看出，有些人追求荣誉的急功近利心态。“当时她说要给联合国基金会拉赞助，我没有怀疑”，陈光标说，上当受骗和自己看中荣誉有关。 明朝思想家顾炎武曾有言，“人生富贵驹过隙，唯有荣名寿金石。”一个人看重荣誉，并不是什么坏事情，甚到可以对自己有一个约束，以保持良好的道德修养。只是，爱荣誉不能沽名钓誉，不要以赞助买荣誉。花钱能买到的荣誉，其实也没什么价值。 江姓书法家的“百年文艺巨匠”是不是也犯了陈光标同样的迷糊呢？如今，艺术也搞市场化，不少人的创作完全是向市场看齐。于是乎，有人想着用一些堂而皇之的荣誉来装裱自己，以期自己的作品能卖个好价钱。这虽然能蒙住不少外行，但艺术成就终究是蒙不了世人的。黄永玉曾在一次对话中说道，“有的人为了钱，老婆孩子总动员，裁纸的裁纸，不停地画……钱也不多，人也不快乐，因为他没有创作性的快乐，你不要去想这些东西，你认认真真地去画画，很诚心地去画画。你不为了钱，钱来了你挡都挡不住。” 作为书法家，认认真真写字，用心去写就是了，别老想着拿个什么大奖，好让自己的字更值钱。一个人有钱了，愿意去做慈善，真心对人，也完全不必用“世界首善”来标榜自己，用心去做，必定会有回响的。 我们这个社会，经常被人用“浮躁”一词来形容，其实那是人心中的欲望太盛。我们不妨学着舍弃那些欲望，静下心来做自己的事，内心会更安宁，荣誉也说不定会不期而遇的。（转载：郁 樗《别总想着“装裱”自己》）
(0)为更好地推动我国社会学发展，真正把“理论自觉”落到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的实处，使我国成为世界社会学一个既繁荣又有活力的学术中心，社会学要做好三门功课：再评判、再认识、再提炼。这三个“再”代表了我国社会学必须面对的三种基本关系：中国社会学与西方社会学关系、今古关系、理实关系（理论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一、再评判。 所谓再评判，就是中国社会学与西方社会学关系的再评判。社会学是作为西学的一种引入中国的，是来自西方的舶来品。在这个意义上，必须承认没有西方社会学就没有中国社会学。因此，必须学习西方社会学、弄懂西方社会学、借鉴西方社会学。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看到，西方社会科学是如何产生的？有西方学者说得好，在欧洲支配整个世界体系的历史时刻，社会科学为回答欧洲的问题而兴起，它在选题、推理，方法论和认识论上都反映这个熔炉的局限。这说明，西方社会学同样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不可能是纯粹普世的。因此，西方社会学不能代替中国社会学。我们必须跳出西方，不断进行社会学中国化的努力。同时，由于在社会学的世界格局中，中国社会学和西方社会学长期处在一种“边陲—中心”关系之中，我国社会学者容易形成一种“边陲思维”，导致对国外理论照抄照搬、亦步亦趋，甚至拔高神化。 在社会学“中西关系”上落实“理论自觉”，既要借鉴西方，又要跳出西方，树立主体意识，破除“边陲思维”，用建设性的批判反思精神来看待西方社会学，看待一些被误解的西方社会学观点，提出我们自己的看法，这样才能真正达到洋为中用。这就是所说的“再评判”。 这里举几个例子。韦伯是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后最先重点介绍和研究的西方社会学学者之一，他的观点对中国社会学界影响很大。有必要对他进行再评价：既肯定和发掘他在方法论等根本观点上对我们的启示，也梳理他在各种涉及中国社会的具体观点的真伪。现在就有学者指出，韦伯关于中国近代以前不存在城市现象的极端观点、从宗教伦理分析资本主义产生的片面观点等，都应该进行梳理。再如，米尔斯关于社会学的想象力的一些看法经常被误解。有时人们记住了他对宏大理论的批评，却忘记了他对宏观理论的重视，这种理解本身就违背了社会学的想象力本身的含义。因为米尔斯将社会学的想象力称为视角转换的能力，这种转换使社会学对社会与个人、宏观与微观日常的研究连为一体。 这里有必要强调，对于经典作品应当一读再读。一部经典、一种理论应当放在历史和学术发展的过程中去理解，在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比较中去理解，否则就会抽除其本身有血有肉的品格，成为不合理的僵死教条。对于“回归经典”的提法，我们也应当在借鉴西方、跳出西方和理论自觉的框架中加以正确理解。 二、再认识。 所谓再认识，就是今古关系的再认识。今古关系，首先是指当代中国社会学与历代学术传统特别是社会思想的关系；其次是指我们这一代社会学者与社会学先辈的关系。如果说，我们对西方社会学往往是评判过高的话，那么，对我们自己的学术传统、对我们先辈的贡献则往往是认识不足。因此，不仅要对西方社会学进行再评判，而且要对我们的学术传统进行再认识。这两者构成理论自觉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 近来，有学者撰文对费孝通的一个原创性贡献做了“再认识”，这就是费孝通对城乡二元结构理论的原创性贡献。在经济学上，刘易斯1954年出版的《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最先阐述了这一理论。而在社会学上，费孝通通过对中国社会的实地研究，形成了对城乡二元结构的实际感知，并提升到理论层面给予系统的阐述。他1939年出版的《江村经济》、1948年出版的《乡土重建》、1948年出版的《乡土中国》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性作品。通过这些著作，费孝通对中国社会结构的二元性认识不断深入，从中提炼出了一套范式和框架，如乡土社会与城市社会、乡下人与城里人、熟人社会与陌生人社会、礼治与法治、习惯与契约、安土重迁与分化流动等。他上述作品的发表都早于刘易斯的著作。对于费孝通这一原创性的学术贡献，后辈学者有责任实事求是地予以确认。 严复根据荀子关于“群”的思想把社会学称为“群学”，并根据历代社会思想家关于治乱兴衰的思想，把“群学”定义为研究社会治乱兴衰原因、揭示社会何以达到治的方法或规律的学问，也是汲取了传统的学术资源。这方面我们对严复的原创性贡献研究不够。先秦的社会思想特别是战国时期思想，是一个巨大的学术宝库，需要我们好好开发。基辛格在《论中国》一书中曾谈到有两段历史对当代中国产生了最深远的影响：一是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代，那个战火纷飞的时代让中国人相信混乱局势的危害是巨大的。二是19世纪，中国从世界最富有的国家沦落到外国列强掠夺瓜分的境地。我们应在学术上重视这两段历史对我们学科的深远影响。 可以说，如果没有对中国丰富的传统学术资源的再开发、再认识，有历史厚重底蕴的中国社会学就不会真正建立起来，理论自觉也落不到实处。 三、再提炼。 所谓再提炼，就是理实关系的再提炼。理实关系，即理论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这里的现实主要指社会转型的现实、社会风险的现实、集体意识构成的“社会事实”的现实；实践主要指中国经验多层次的丰富多彩的探索。所有这些都是发生在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13亿多人口、960万平方公里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我们这一代社会学者应该感到非常荣幸，能够亲眼见证、亲身体验这样伟大的时代。这个时代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巨大舞台和现实性宝贵资源，为创造自己的理论、自己的学术话语，为世界社会学增添中国社会学者自己的创造，提供了宝贵的条件。 但必须指出，这个历史性巨大舞台和现实性宝贵资源，只属于有“理论自觉”的学者，而不属于那种对西方理论亦步亦趋、照抄照搬的“边陲思维”的人们。在提炼现实方面，一些社会学家就非常善于这样做。当年费孝通对乡土社会的提炼、对差距格局的提炼，改革开放后对温州模式、苏南模式、小城镇的提炼等，就是如此。陆学艺对社会结构大约落后于经济结构15年这一论断的提炼也是如此。 要正确提炼现实，必须具备两方面的基本素质：一方面是要有学科的前沿意识，掌握本学科最新的理论、方法、发展趋势等；另一方面是要有草根情怀，深入基层，对我国基层社会的实际运行情况有真实的了解，也就是要“接地气”。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就是一种“顶天立地”的精神。两者缺一不可。缺乏前沿意识的草根情怀，往往是狭隘的；而缺乏草根情怀的前沿意识，则往往是无根的。有了这样的素质，从现实中、实践中提炼出来的社会学，就能回到现实和实践中去，成为一种对实际社会生活、对普通百姓的民生福利、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发挥作用的社会学，而不是那种闭门造车的单纯的“书斋社会学”。 总之，把上述三个方面结合起来，真正做到借鉴西方、跳出西方，不断进行“再评判”；做到开发传统、超越传统，不断进行“再认识”；做到提炼现实、高于现实，不断进行“再提炼”，才有助于真正创新我们的学术话语，创造我们的学术特色，形成真正的中国学派。 社会学界特别是青年学者要敢于和善于“再评判”“再认识”“再提炼”，在不断做好这些功课的同时，不断增强自己的实际功力，扎扎实实提高自己的理论自觉水平，使自己在学术上、理论上更加成熟，为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新型城镇化建设作出更大贡献。（转载：郑杭生《当今社会学要做好三门功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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