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古今中外的反腐败历程，曾经不断出现过所谓严刑反腐、运动反腐、高薪反腐制度等各种尝试，虽然一时取得成效，但最终都往往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死胡同，制度反腐被证明是最行之有效的反腐方式。
“制度反腐”是指通过加强整个国家的制度体系建设，使得社会各阶层、组织、个人的权利和义务在符合该政权性质和宗旨的基本前提下得到合理的调整与归位，解决因制度本身的矛盾、冲突、缺陷而导致的腐败行为的反腐方法。我国目前腐败现象比较严峻，根本上也需要通过走制度反腐这条路实现清廉建设，在不久的将来形成一整套对各种腐败行为制止和惩处的法律法规正是广大公众所热切期盼的。 如果反腐制度你来定，你有什么有效措施？能不能行得通？
一共有人参与 条评论
国外也在抓“大老虎”!法国前总统萨科齐1日因贪腐调查被拘留。调查人员可以拘留萨科齐24小时进行问询,拘留期限最长可达48小时。虽然“大老虎”是否滥用职权尚待确实,但已经有媒体指出,惹上贪腐官司,对试图在下届总统选举中东山再起的萨科齐而言,不啻于一次沉重打击。 世人心中有一杆秤,对腐败的深恶痛绝全球共此凉热,一旦揪出“大老虎”无不奔走相庆。然而,纵观全球不难发现,“权钱交易”普遍存在,但各国揪出“大老虎”却是有易有难。 说容易吧,德国前总统伍尔夫仅仅因为涉嫌通过关系获取优惠房贷而辞职下台；法国两名部长级官员用公款租用私人飞机和购买雪茄的消息一经曝光,立刻在舆论的高压下辞职走人。 说难吧,意大利前总理贝卢斯科尼在从政期间曾先后卷入30多起刑事案件,但不少案件或是被更高一级法院推翻判决,或是因超过追溯时限而失效,最近因逃税被罚到米兰一所养老院做义工,真是避实就虚。此外,罗马尼亚总统伯塞斯库胞弟卷入巨大腐败案,议会表决通过声明要求总统辞职,伯塞斯库顶住不办,声称将履行总统职务到任期最后一天。 抓“大老虎”易,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根除腐败毒瘤正在成为全球共识；各国也意识到,依靠官员的良心遏制腐败,往往是靠不住的。要把权力真正锁进笼子,最根本的是要从司法、政府等层面建立完善反腐制度,以及权力制衡、权力监督机制。 抓“大老虎”难,根本原因恐怕还在于制度设计的“先天不足”、腐败手段的“与时俱进”以及传统观念的无形束缚。 比如在阿根廷,政府廉政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反腐体制中的种种缺陷,主要体现在反腐部门缺乏独立性,反腐立法配套法规尚不健全,以及行政权有时超越立法权导致行政权缺乏监督。 此外,“大老虎”们的腐败行为从“显性”走向“隐性”,也大大增加了反腐的难度。不是火力不强大,只是敌人太狡猾——近年来,一些高官在退休或离职后前往企业等利益集团任职,利用自己的内部消息及在担任公职人员期间积累的各种人脉,在新职位上谋取利益。如果这些官员在位时就考虑为以后获利而找寻出路,则极可能会对其决策产生影响。 当然,反腐也免不了受到传统观念的束缚。比如法国对个人隐私的高度保护意识,在反腐斗争中就是一把双刃剑。去年,法国一名高官被曝在海外拥有秘密账户,才倒逼有关部门将公布部长财产的做法提上日程。但直到今天,仍有媒体批评此举“侵犯了官员及其家人的隐私”。 以色列法官罗森在宣判前总理奥尔默特贪腐案时曾说:“公职人员受贿形同叛国”。腐败是权力的伴生物,位高权重者以权谋私,对政府公信力伤害尤甚,社会影响也更加恶劣。正因如此,越是“大老虎”,就越应受到法律的重罚严判,唯有这样,才能有效杜绝贪腐在政坛蔓延。 再严密的制度,也不可能完全杜绝腐败的滋生。但纵观全球,一个总体趋势是各国的反腐法制建设越来越完善,笼住“大老虎”的“网”越来越结实。君不见,从巴西到哈萨克斯坦,从“避税天堂”瑞士到俄罗斯,都在出台法律堵住漏洞。无论是“老虎”还是“苍蝇”,活动的空间已经越来越小。（转载：李学梅《全球视野审视打“大老虎”的难与易》）
(0)你信不信：“苍蝇”没有“老虎”个头大，可有时候危害却一点也不比“老虎”小。少数地方、部门存在的“处长经济”“科长经济”，就是这样的一群“苍蝇”：在巴掌大小的地盘上，这些人都能把可以掌控的公权透支成个人的私立。这种“经济”显然已在少数地方、个别部门、部分干部成了习惯，制造了交易的市场，还养活了一些饭店、礼品店、歌厅、洗浴中心等产业，“不怕处长将原则，就怕处长没爱好”。“处长经济”“科长经济“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也折射除了行政审批改革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一些部门“权力”很大，但实际上却分解、掌握在几个关键处室中，具体权力又落到了几个人手里，一个处长、一个科长的一支笔、一句话，就可能涉及成千上万的资金、项目，主导一个地方、一家企业的命运。进一步改革简化行政审批，市场能办的就交给市场，备案能行的就不必报批，这都能从根本上解决或缓解上述问题。不可否认的是，我们数量庞大的处长、科长队伍中，总体上充满正能量，绝大多数是为民务实的优秀干部。在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同时，我们要进一步放大他们的正面影响，让部门行政之路干净、清洁起来，少数“苍蝇”才会无容身之地。
(0)贪官抓了这么多，于是我们有一个问题要问：在如此长的时间里，这么多贪官为所欲为横行无忌，为什么没人管他们？为什么他们带病提拔？抓了这些老虎，新的老虎会不会再冒出来？所以，我们仍然需要在以下 的几个方面努力。首先，从理论上说，应该是什么人或者什么部门来监督他们？这些人或者这些部门之所以没有完成任务，是因为他们渎职？还是因为他们同流合污？还是因为制度设计本身有问题？还是三项同时存在？如果这个问题没有答案，也就等于同样的事情今后还会层出不穷。如果有答案，答案是什么？怎样解决答案中所显示的问题？所以，我们必须找出答案。其次，我们有没有从统计学的角度对现有数据进行分析？譬如，什么样的岗位最容易腐败？譬如，腐败分子的最大特征？譬如，从什么方面调查最容易发现腐败分子？有了这些统计，必然地对揪出新的腐败分子有更大的帮助，也可以有针对性地阻止新的腐败的产生。所以，我们需要引进科学的方法。还有，在程序方面我们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具体而言，就是司法的介入时机和手段如何更加恰当，一方面避免打草惊蛇，一方面改进办案的手段，提高办案的效率。换言之，对于反腐，应当制定更全面的法律制度。反腐已经进行到了关键时刻，是突破还是遇阻取决于我们的反腐决心和反腐手段，因此，如何科学化反腐、程序化反腐、法制化反腐，是下一步反腐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了。
(0)近年来，“带病提拔”、“边腐边升”的官员不少。如近一段时间以来查处的，四川省原副委书记李春城、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刘铁男等，均存在“带病提拔”问题。在一些地方和单位，官员选拔变成了个别领导“伯乐相马”，全凭领导主观意志和喜好来决定。一些“带病提拔”官员出事后，往往只是该官员受到处罚，举荐、提拔他的“伯乐”却不被追究责任。这在客观上造成了官员选拔任命的随意性，也埋下了利用人事权进行利益输送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建立倒查机制，约束具有人事权的领导的行为，强化选人用人的责任意识和风险意识，不失为一种可供选择的办法。当然，制度是好制度，关键在落实。有关部门有必要进一步细化制度规定，增强可操作性。比如，每个官员的提拔任用都应建有完整的提名推荐档案，谁提名推荐，谁就必须用责任作担保。一旦发现“带病提拔”现象，应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启动责任倒查程序，按失职原因、责任大小等因素追究责任。只有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规必追究，才能真正倒逼权力规范行为。
(0)去年有个人大代表建议引入新加坡的鞭刑来惩罚国内的贪腐，为什么呢？在中国，贪腐处罚有个很奇妙的地方，就是贪腐被判死刑的有个下限，也就是说你要贪污到多少多少千万才会被判死刑，还有几万到几十万被判多少年，总之你被判什么罪就看你贪了多少钱。这~~，贪一百也是贪，贪一千万也是贪，哪还能分不同标准，这不是可笑吗。当然，鞭刑就太过野蛮了，网络反腐倒是可以，这一两年就有几个高官在众多网友的关注下落马，所以要反腐还是要让广大的人民群众参与到其中来。
(0)
手机扫描二维码访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