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如今世界各国的经济、文化、政治等各方面的密切往来，在未来世界各国将会变成一个美好的“地球村”，为了让每一个村民享有平等、和谐、安逸的生活，“地球村”的管理至关重要。未来社区概念将会代替国家，“地球村”以社区为划分标准，每个社区有一个领导者，制度上遵循民主自由方针，只有和平没有战争，只有互爱没有残杀，只有互助没有冷眼旁观……你脑海中的“地球村”是什么样的？你希望这个统一的“地球村”能给你提供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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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治理一定是对全球性的问题进行治理。因此，它会涉及到国际间的经济政策协调、全球性经济规则与秩序的建立(比如说现在的TPP、TTIP等谈判)。此外，全球经济治理一定是集体行动。对于全球性问题单个国家的行动，治理能力和意义十分有限。 全球经济治理目前仍存在一些困境。首先是经济全球化程度的复杂程度高于政府间的国际协调或国际治理能力。全球经济的相互影响在增强，特别是大型经济体，经济政策的外溢性越来越显著。但是，政府间的国际经济政策协调依然存在难度大、成本高的问题。每一个主权国家都有各自不同的经济情况和经济问题，都有自己的利益和期待。当这些利益放在一起时往往会出现冲突。其次，是全球经济治理需要从超国家的视角看待经济治理，但往往这种思想与国别的主权和自由之间存在冲突。有些治理需要国家让渡一些利益，限制部分自由。例如W T O会对成员国有统一关税等的要求。最后，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速度要快于国际政治权力的转移速度。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经济规模和社会发展进步很快，同时很多传统的发达经济体却陷入经济停滞状态。但是，目前的国际政治格局和上世纪80年代相比并没有显著的区别，滞后于国际治理的实际需求。 目前全球经济治理构成是多元化的，不仅包括全球层面的治理合作，而且也包括大国俱乐部式的治理合作，如G 20、G 7、金砖等，还有一些区域性治理合作。在全球经济治理结构中最顶层是联合国框架，但是联合国成员国众多、议事效率低下。在经济治理层面上很难有效地进行治理，它更多地发挥着交流的机会。全球性的峰会由于参与者大多为全球的系统重要性国家，数量相对有限，同时又是具备国内执行力的首脑峰会，因此这类合作机制在全球经济治理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在全球性峰会下面还有一些地区性的官方经济治理合作平台，比如说A PEC等。另外还有区域一体化的组织，比如像欧盟、东盟、非盟等。它们虽然不是典型的全球经济治理组织，但是至少能在区域治理中发挥一定的作用。次国家区域间的经济治理合作方式更加多样、灵活，如说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合作、丝绸之路等等，这些都是或多或少涉及到全球经济治理的改善。此外，还有一些非官方的合作平台也在发挥一定的经济治理作用，如世界经济论坛、博鳌亚洲论坛等，它们往往并不涉及实际的经济治理的实践活动，但是却在治理观念、理念方面具有较大影响，属于“软治理”的范畴。 全球经济治理在数量方面变化巨大，政府间组织从1976年约6222个，增长为1997年40306个。同时大量非政府间组织涌现，如世界经济论坛、博鳌亚洲论坛等。（摘自：陈建利《从治理中国到参与治理世界》)
(0)在如何治理国家上，孟子提出了很多很重要的思想，其中最重要的思想是仁政。孟子认为如何施行仁政呢？在仁政思想中，首先是经济保障，所以孟子的仁政思想就是让百姓过上一种富余充足的生活。在经济上为百姓的生活提供保障，在制度上的表现，就是实行井田制和“制民之产”。（《孟子•梁惠王上》）百姓如果没有恒产的话，就没有恒心，就会违法作乱，就会无恶不作。这里并不是说人心有多坏，只是要指出，当百姓生存不下去的时候，是什么事都可能发生的。老子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老子》第七十四章）意思是说，到了老百姓连死都不怕的地步，再用死去威胁他就没有任何作用。因为当一个人或不下去的时候，他会认为铤而走险是死，等着饿死也是死，为了生存下去，他可能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是很可怕的。同样，孟子在这点上也说，一定要让老百姓有生存权，能够很好地生活下去。可是统治者有时候却不管百姓的死活，特别是在自然灾害来临的时候。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研究灾害和饥荒的问题，他的研究为什么能获奖？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关注到了灾荒和人事的关系问题。在世界历史上，发生灾荒的大多数原因就是他关注到了灾荒和人事的关系问题。在世界历史上，发生灾荒的大多是原因并不是缺少粮食，但灾难却发生了，主要是因为别的地方不能把粮食拿出来供应给灾区，从而使一个地区的人在短时间内大量死亡。所以，孟子说：”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莩而不知发,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孟子•梁惠王上》），这是值得后人深思的。（摘自：《孟子的仁政理想》）
(0)全球化这种外部压力是非常独特的，因为你无法利用国家的力量——无论是在公共还是私人领域来处理这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原则政治”（high politics）和“现实政治”（low politics）之间的差异与矛盾。“原则政治”就是我们在书本上看到的政治——政府团结人们、共同求进、人人平等这些原则性的理想。而“现实政治”则目光短浅、自私自利，考虑的是如何通过打击对手，来达成自己的目的。在一个城市中，“原则政治”可能就通过公共辩论，来讨论城市规划。而“现实政治”则会在竞选活动中，把印有煽动性政治标语的贴纸，贴在来参加投票的人的车窗上。我认为这种权力转移是一个全球范围的现象，这种权力的转移所带来的问题正在困扰所有发达国家。
(0)在全球化背景下，经济政策已经不再是某个国家所能够单独制定、掌握的了，传统的经济政策制定的方法已经改变了。这对过去治理国家的方法也形成了巨大的挑战。文化政治不再是政党和宗教精英的合作，而是取决于如何调动大众，人人都可以影响民众对事物的看法，摆脱传统的政党结构，来实行自己的文化政治。过去通过政党集中管理国家的模式被打破了，分化到社会的不同角落。传统的权力关系，也就是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契约关系被破坏了。权力关系变得更为复杂和更难界定。大众政治中，政党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和大众的关系。如果在全球化、技术释放自由的过程中，大众和国家的关系脱离了，如果他们不再依靠传统的政党甚至国家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愿望、政治诉求，那么大众与过去在大众-国家之间协调的政党之间，其关系就会变得更为复杂。那些仍然依靠过去的方法运作的政党，就会发现自己和大众的联系不复存在了。
(0)中国只有在未来发展中体现出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世界大国地位相称的世界意识和全球胸怀，与其他国家、其他经济体共同创造互利共荣的全球政治、经济、环境生态，才符合和平崛起的根本战略，才能真正让世界从内心感受和认同中国和平崛起对国际政治、经济发展的积极意义，最终普遍欢迎、接受和容纳中国的和平崛起，才能切实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伟大的“中国梦”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0)由于IMF的改革进程缓慢，而新兴市场国家又迫切需要提升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话语权，因此，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已经开始“另起炉灶”，筹备建立“金砖银行”。“金砖银行”的功能类似于世界银行，主要为成员国提供基础设施建设、扶贫、教育、卫生和环境保护所需开发性质的项目贷款，此外，“金砖银行”还设立金砖国家外汇储备库，用于金砖国家共同应对资本运作的风险和金融领域的动荡。这将有利于弥补发展中国家资金紧需情况下的功能不足。不过，由于目前“金砖五国”在资金规模、具体职能、选址等具体问题上仍存在分歧，“金砖银行”的筹备过程也充满了曲折。任何一个新国际秩序的建立都是一个漫长而又艰辛的过程。但是困难和挫折不应该成为我们不去努力的理由。现阶段，金砖国家需要积极营造新的共同点，使它们的利益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推动‘金砖银行’的最终成立。
(0)1.政治是人与外部世界的交流 政治离不开生活世界的支撑。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说:“对个人和对集体来说，人生的终极目的都是一样的；最优良的个人的目的也是最优良的政体的目的。”政治是全体公民的公共利益。公共政治的核心在于对话沟通、平衡利益。公共政治的参与者并不是投机者，而是思想者，因为公共生活关系到价值立场、人生态度。公共事件所引发的公共辩论，吸引着大量看似并非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其实，他们在关注别人权利的同时，也表达着自己的权力诉求。 马克思主义认为，权利不是观念的产物而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但是，为权利而斗争的观念却是在传播与互动中逐渐强化的。政治是一种必要的生活关心。健康的政治生活要求公民既不冷漠又不偏激，而是理性对待，独立思考。失去了政治关切，就会侵蚀公民责任。阿伦特在《黑暗时代的人们》一书中，提醒人们要对“只顾察看世界中对自己最有利位置”的“小人儒”保持足够的警惕。“人们不再过问政治，而只关心对他们的生命利益和私人自由来说值得考虑的问题”，这是现代人面对世界的错误态度。在公共政治里面没有多余者、局外人。 每个人都生活在一定的政治语境、利益格局之中，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说:“我们将政治看作是一种程序，它使每个人都能够选择自己的目的。”政治包含了讨论、协商、谈判等内容。在一个健康的社会里，公众不是置身于政治之外的，他们是政治意见的主体。政治就是人与外部世界的交流。“精明的公民”是自我教育、自我治理、自我优化的结果，而非启蒙运动的产物，也不是公共知识分子的附庸。在喧闹的政治场域中，他们格外在乎自己的知情权，不愿意成为蒙在鼓中的乌合之众。参与公共政治，首先是为了维持个人的自由选择，如果不去独立思考、积极发言，个人的声音和需要就会被淹没。“精明的公民”拒绝盲目服从。他们把质疑权力者当作常态。弱势群体并不是那些无权无势者，而是那些不会发声、不敢批评的人。那些没有兴趣了解政府在干什么的人，不肯花时间去阅读报纸的人，不愿意倾注精力探讨公共议题的人，不仅会在无形中置身于社会现实之外，而且也会丧失对自我生活的判断力。 2.政治集中反映人性 美国学者格伦•廷德说:“大部分政治观念，也许所有的政治观念，都是以某些特殊的人性概念为基础的。”每个人的政治都寄托着对改善生活的向往，政治精神说到底也是一种生活精神。中国传统士大夫的政治理想悬置得过高，诸如“为万世开太平”之类。这种情怀和担当难以推广到每一个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公共政治说到底是一种生活政治。生活政治牵涉到个体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它关注教育公平、机会均等、社会福利等，这些关系到每个人的生活、尊严和命运。一个人要拥有好的生活，就必须懂得国家和社会是如何运作的，就必须适应公共空间和群体生活。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指出，“民主并不使人们之间的关系紧密，但能使他们的日常关系简易化”。用规则、协商和宽容来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是一种法治思维，也是现代生活能力。极端和情绪化会毁掉一个人的日常生活空间。不择手段地为权利而斗争、拼死拼命不肯退让半步很难说是一种公民美德。好的秩序往往是妥协、平衡的结果。任何价值都不是僵死凝固的，脱离了民情和日常生活，就会陷入偏执。 生活政治不仅要实现自我利益，更要把追求利益的路径和手段合法化，能够被大多数人所接受，这是最基本的个人政治学。如果一个人火气很大，行为激烈，往往会堵塞与他人沟通交流、理想对话的渠道，也就扼杀了自我的生活空间和可能性。因此公共精神与个人利益是紧密相关的。只有融入公共生活，对世界的看法、对事物的理解才是全面妥当的。生活的理由、人生的意义不是来自个人的苦思冥想，而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对世界的认同和对他人的接受。公共政治里面，说道理的道德教育总是不如相互讨论的话语交往受欢迎，公权部门无休止解释不如公开透明让人放心。看破谎言和伪装对于公民而言是最大的政治，唯有如此，才能免于恐惧的生活，才会对秩序和人生有稳定的预期。每个人的人生都需要公共空间和法律秩序作支撑，关心规则之治，关心秩序建构，是现代人所应当具有的法治情怀。法治不仅仅是体制问题，同样需要日常生活中的个体性努力。因为生存必然是一种权利主张，浸染着无处不在的法律性。 美国法学家帕特里夏•尤伊克、苏珊•S•西尔贝说:“法律性并非完全依靠诸如宪法、法律条例、法院判决等正式的法律或诸如合同履行这类国家权力的直接表现来支撑的。相反，法律性是长久的，因为它依赖并唤醒了日常生活的平常图式。”公共生活既是对滥用权力的警惕、保护权利的敏感，又是对社会共识的维持、社会冲突的调和，也是社会合作的启动和延伸。从这个意义上讲，法律性是最现实的生存状态，它渗透在每一个生活细节中，纠缠着最具体的利益诉求。公正不仅包含着制度性因素，而且也包含着生活性因素。城市的生活品质取决于民主政治秩序、公民责任和人文理想，城市不是谎言、谣言的批发地，而是源源不断地提供公共伦理和社会正义。（转载《公共政治与日常生活》作者：丁国强）
(0)社区是一座城市的微型缩影，每一项改革的推进都要从社区里的市民开始。市民需要‘被重视’、‘被聆听’和‘被认可’。社区建设也许不如大企业、大项目那样较快体现政绩，但社区繁荣却是发展的动力源泉。例如设立微小项目基金，专门帮助社区成员和改善社区关系，可以资助一些改善社区商业设施的实体项目，也可以是一些提升社区成员智慧水准的教育、文化类公益活动，社区的非营利性组织、邻里小组还有社区内的商会都可以申请这个基金。通过建立商业组织和小企业来发展街区商业的项目。商业街区是小企业和社区经济赖以生存和成长的地方，同时也提供了很多就业岗位，让市民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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