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年前，农村干部李昌平上书总理，痛陈“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村真危险”，十二年后，“三农”专家李昌平认为未来必须让“农民有尊严，农民有家长，农民有前途”。两个时代，两种截然不同的体会，这反映出在这十几年间，国家对“三农问题”的高度重视以及取得了阶段性的战略进步，现在的农产品持续递增，农村的通讯、马路完善起来，农民的医疗、教育、住房负担得到缓解。
我们在看到成果的同时不能忽视一些长期存在的问题，无论农村如何进步，进步得多快，和城市相比，它始终是穷的代名词，农民也总是“二等公民”。人们的有色眼镜早就该摘掉了，首先，公民没有所谓一等二等，不能因为贫富差距而有别待之，农民必须活得有尊严，这是自己给的，也是别人给的。其次，农村是有价值的，不要动不动就高举消灭农村的旗帜，在未来社会，农业文明、农村文明将比城市文明有着更长足的优势和价值，说得通俗一些，没有农民何来粮食，没有农村何来经济。同时，这也体现了农村那不可小觑的前途。“三农”问题进步了吗？农村有价值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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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问题”是指农业、农村、农民这三个问题。实际上，这是一个从事行业、居住地域和主体身份三位一体的问题，但三者侧重点不一，必须一体化地考虑以上三个问题。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关系到国民素质、经济发展，关系到社会稳定、国家富强。“三农问题”独立地描述是指广大乡村区域，只能以种植、养殖生产业为主，身份为农民的大部分国民的生存状态的改善与产业发展以及社会进步问题。系统的描述是指21世纪的中国，历史形成二元社会中，城市现代化，二、三产业发展，城市居民的殷实，受制于农村的进步、农业的发展、农民的小康相对滞后的问题。中国的国民经济发展潜力巨大，且不论质的提升，仅从量上考察，中国的重大经济问题都依赖于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的突破。“三农问题”实质是城市与农村发展不同步问题，结构不协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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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社会资本的建设，能够让大家凝聚到创业项目中来。 这些创业故事让我思考，返乡青年有什么？在贵州侗寨，传统的乡村价值观和社会资本的一些东西是有所保留的，比如说一直到现在，侗族人都在保留一个很好的传统——凡是碰到侗族大的节日，基本上在外面打工的人都要回来。他们也通过在城里打工，在现代社会里面学到一些观念和技能，在返乡创业时融入了他们的工作中。 我接下来要说返乡青年带来的三个要素：第一就是新理念，第二是新生活方式，第三是环保理念。 新理念，比如说生活美学。在三宝和美德吃饭，菜摆上来以后，边上一定是插着花的。他们有一个理念，一定要让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充满美感。 在新生活方式方面，“妈妈味道”就是一个例子。你投票告诉我要吃什么，还有比如说废弃物的回收，还有收购本地食材，很多当地老人就半买半送的就把材料送来了。再来看看环保。比如垃圾分类，今年上半年在上海最火的就是垃圾分类，我们在上海讲垃圾分类有一个口诀，猪能吃的是湿垃圾，猪不能吃的就是干垃圾，猪吃了会死的就是有毒垃圾，卖了能够挣钱买猪的叫可回收垃圾，他们就这么定义的，很难说他们是学来的还是自己创造的，其实在当地并政府并没有要求做垃圾分类，但是他们已经开始在生活里面去实践了。他们还在做无痕山林野炊，以对自然最小冲击的原则，在野外生火做饭，完了能够恢复到不留下痕迹。他们带自己的孩子去做无痕山林野炊，把它当作村寨教育的一部分；如果带城市的客人去，就是深度游产品中的一种。 这些理念和做法，一部分来源于侗族的传统文化。比如侗族地区普遍流传的侗歌“江山是主，人是客”里面表达的生态观，至今仍然保存良好的稻鱼鸭共生的农耕系统；另一部分来自村寨联盟的倡导和输入。这个扎根乡村的自组织联合体，在招商局慈善基金会等机构的支持下，为三宝、美德这些村寨的返乡团队提供了系统化的学习和实践，帮助他们发掘本地资源、知识，整合运用他们在打工过程中学习的技能和经验，透过组织化的支持和治理创新，推动乡村的现代化转型，实现个人和社区价值的提升。 村寨联盟所做的尝试很有意义，但还很多需要解决的困难。因为整体上，他们面临着一些大的挑战和缺失。一是缺资本。第二个就是缺人。民宿经营得比较好的模式没有推广到更大的范围里面，其实是没有足够的经营人才帮他们把商业模式做很好的推广。第三是缺信息服务。村寨联盟做了传播培训，教大家“用手机讲好村寨故事” ，但目前只有一两个村寨做得比较好，能够开公众号，其他村寨的宣发基本上还没有能力做。第四是缺公共支持去实现规模化和量产。村寨联盟有竞争力的东西是极有个性化的产品，你上不了一定的规模，成本就会很高，价格很贵实际上需求就会非常少。还有一个就是，进城打工带来的钱、经验和审美，和传统乡村出现一些冲突。农村收入水平提高后，会产生新的需求，如果缺乏规模经济，成本和价格也会很高。
(0)新农村建设是趋势，是农村响应号召所做的努力，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然而远景设计研究院农业规划专家也指出新农村建设不是一蹴而就的，仍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诸如农村治安等，新农村建设使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改善，保障农民生产和生活安康。建设新农村旨在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就业能力以及人口素质。让城市生活的优点和美丽、愉快的乡村环境和谐的组合在一起，实现城乡一体化。
(0)乡村，曾经承载了我们无数温暖的回忆。而如今，中国的乡村正经受着前所未有的巨变。在我们过年归家时，不妨多感受一些故乡在发生的变化。以下这9大公害，都让我们的乡村成为回不去的故乡。 1、过量化肥农药。 农药化肥使用过多，造成土壤生态环境严重恶化，地下水污染。同时造成恶性循环，农民依赖化肥农药，使生产成本增加，导致中国农田净收益减少10％至30％。一项数据表明，中国被污染的农田已达1000万公顷。 2、电网捕鱼。 电网捕鱼也被称为“清扫式”作业，渔船所过之处鱼类死绝，渔汛资源3年内不能恢复。 3、砍伐木材。 由于巨大利益的诱惑，中国一些农村仍然存在伐木致富的情况。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光山头”。被破坏的环境要多少年才能回来？ 4、地下污染作坊。 越来越多的污染作坊搬到了隐蔽的农村。有的建在山沟里，躲避查处。污染完一个地方换一个地方，触目惊心！ 5、赌博。 一些农村赌博已形成组织体系，抽成放贷坐收暴利的庄家和负责接送赌徒、盯梢、记账的外围人员内外分工明确，逐渐形成一条吞噬农民财富的利益链条，一些家庭为此支离破碎。 6、高利贷。 农村高利贷最低为“两分利”，有些甚至更高，借1000元钱一年连本带利要还1500元以上。借高利贷的大多是贫困户，春播、养殖、经济作物、孩子读大学等，这让他们贫上添贫。 7、村霸。 很多农村都有村霸。村霸横行乡里，肆意侵占他人或集体财产。有些村霸还成为村官，垄断集体资源。让农村无法治可言。 8、狗皮膏药。 “狗皮膏药”泛指一些流窜在农村，专盯留守老人、孤寡老人下手的流动骗子。他们一般拿免费赠药、免费看病、看风水做幌子，欺骗农村老人的钱财，少则几十上百，多则数千，危害不浅。 9、份子钱。 一年收入5万，份子钱花去2万元，已经成为一些村里人一年到头的真实写照。一些地方儿女结婚为收回份子钱还专门请腰鼓队敲锣打鼓以便“通知到位”。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0)追赶日本农业，我们还要用5年，10年的时间...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我们都知道，日本是一个岛国，国土面积狭小，但是日本的休闲农业却在国际上声誉颇高，被很多国家学习借鉴。 当然，日本休闲农业的大获成功与国家对其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在日本，政府引导在日本休闲农业的发展中起了最基本的推动作用，政府主要在技术、公共设施、财政、国际合作等方面对其进行引导。 其中，日本的国土交通省观光厅与农林水产省通过推广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的结合，培养农业体验指导员、解说员、经营人才，以此来配合促进日本休闲农业的发展。 此外，日本的教育部门在休闲农业的发展中，也起到了独特作用，农部科学省与农林水产省合作，在全国两万两千所小学实施“少年儿童下乡村项目”，有效的将休闲农业与小学生的素质教育放在一起，也说明了政府对休闲农业的重视。 在中国，近两年也是加大了对休闲农业的扶持，政府的支持力度不容小觑。 比如，在2016年下半年出台了《关于开展特色小镇培育工作的通知》，通知中提到：“到2020年，培育1000个左右各具特色、富有活力的休闲旅游、商贸物流、现代制造、教育科技、传统文化、美丽宜居等特色小镇。”将休闲农业与旅游结合在一起。 今年，《2017年一号文件》出台，明确表示要“充分发挥乡村各类物质与非物质资源富集的独特优势，利用“旅游＋”、“生态＋”等模式，推进农业、林业与旅游、教育、文化、康养等产业深度融合。 ” 由此看来，中国发展休闲农业的决心还是很大的，但是相比而言，日本政府对于休闲农业的重视程度还是比较早的，可政府支持毕竟只是外因。
(0)这些年，农村道路好了，楼房多了，家电、汽车下乡，互联网入户，农民生活条件明显改善。相比之下，农村环境成了突出“短板”，一些村庄依然“污水靠蒸发，垃圾靠风刮”，畜禽粪便随处见、污水到处流，农村污染排放量占全国“半壁江山”。农村治污正成为共识，各级政府纷纷加大投入，这是可喜的一面。但也要看到，一些地方办法不多、模式单一，钱没少花，效果却没有预期好，管网收集率不高，技术水土不服，治污工程“晒太阳”现象并不鲜见。
(0)全面小康，重在“全面”，难在“全面”。这个“全面”，既要城市繁荣，也不让农村凋敝；既要东部率先，也要西部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既要物质丰裕，也要精神丰富；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现在，一些地方存在的只要城市这一头而丢了农村那一头、只有经济增长而无生态改善、只鼓了钱袋子而空了脑瓜子等现象，都不符合全面小康要求，也不是人们理想的幸福生活图景。要“全面”，就得协调。“全面”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协调出来的。协调就得统筹兼顾、注重平衡、保持均势，把分散的部分系统化，把发散的局部功能整体化，把薄弱区域、薄弱领域、薄弱环节补起来，形成平衡发展结构，增强发展后劲。只有牢固树立协调发展理念，坚持协调发展，才能解决我国发展中存在的区域、城乡、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不协调问题，促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绿色化同步发展，在增强国家硬实力的同时提升国家软实力，不断增强发展的整体效能，进而全面建成让人民满意的小康社会。
(0)我国经历了长期的农耕社会，在传统村落中保存了大量的古民居、寺庙祠堂等各类文物建筑，这些文物建筑体现了村落的历史文化价值，也是村落文化的精华所在。据初步统计，全国现存的200多万个村落中，各类不可移动文物超过20万处，占全国文物普查登记不可移动文物的26%。其中，各级文物保护单位3万余处。安徽西递宏村、福建土楼、广东开平碉楼等村落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从历史文化角度，传统村落是我国历史文化的鲜活载体，维系着中华民族最为浓郁的“乡愁”。加强传统村落保护，可以为我国城镇化发展保留可资借鉴的历史文化脉络，使城市建筑更好地体现地域特征和民族特色。从改善民生角度看，传统村落很多分布在贫困地区、民族地区，村民提高生活质量的需求十分迫切。在严格保护传统风貌的前提下，完善这些传统村落中的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人居环境，是推进城镇化的应有之义。 但目前，我国在传统村落保护中，尤其是文化精神和内涵的保护传承方面，还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如重申报轻保护、重建设轻遗产的现象不同程度存在。一些地区在传统村落保护与改造中，“空心化”现象比较严重。 （据人民政协报《保护传统村落 留住文明记忆》）
(0)曾几何时，很多在网上享受过种菜快乐的城里人真的拿起了锄柄，站在了田间地头。随着农村人的进城潮，越来越多的城里人奔向郊区，涌向大棚。这多少有点像那“城里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进来”。 城里人爱上了当农民，村里人便瞄上了“小农经济”。一时间，农田里“长”出齐刷刷种植大棚一片。在网络上，我的兴奋点从未聚焦过种菜那点事儿。可现实生活里，却偏偏追随潮流体验着当农民的欣喜。每每周末，呼朋唤友，驱车数里，与自然拥抱，与大地热吻。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及城乡的一体化，城里人与村里人的角色互换及互动正在演绎现代生活新时尚。城里人渴望逃离繁华，村里人企盼享受热闹。“城里人”与“城外人”在互换活法的同时，互换的也是一种心情。 远离嘈杂，享受自然，让清新的空气涤荡焦灼与浮躁，这是乡村田园的生活。然而，“城里人当农民”说着容易做则不易。打垄播种、浇灌锄草不容易，最美的“晒秋”也有着诸多的不容易。这种不容易是一种生活态度。 只有经历了当农民的快乐，你才能真切地倾听到大地及万物同太阳的对话。当我们熟悉并读懂了植物、泥土、阳光的气息，对自然才会爱的深远，爱出纯粹。 有人说，全世界最美好的童话，不过是在甜美的农村一起度过柴米油盐的岁月。只闻花香，不谈悲喜。阳光暖一点，再暖一点；日子慢一些，再慢一些。 潮白河畔，百合园里，我正在享受这样的日子——沐浴阳光、播撒汗水…… （转载：戈虹《现在流行当“农民”》）
(0)虽说英国经济学家威廉•配第的名言“土地是财富之母”为很多人所知；可在现实中，对许多一辈子侍弄土地的农民来说，这句话实在是太陌生了。 姑姑家所在的村庄距离县城较远,经济落后,除了外出打工之外,很多人家都是只能守着几亩地,靠天吃饭,好在这里土地还算肥沃,只要肯下力气,吃饱饭还是不成问题。但因为没有工业支撑,从统计数字上看,乡村经济还是很不景气的。这几年,乡里、县里为了拉动经济,搞了很多富民工程,给原本平静的村庄增添了很多话题。 先是乡里牵头要修村里的“水泥”路,消息传来,村里是一片沸腾。贯穿村庄南北的这边路,狭窄拥堵不说,因为路面没有硬化,一遇到下雨天,小路便成为名副其实的“水泥”路,泥泞不堪。村里人是苦不堪言。大家对修路是一致赞成,纷纷响应号召,每家每户都集资了一部分,以弥补乡里修路资金的不足。但路还没有完全修好,乡里就传达下来了另一个通知:新修柏油路两边的农家,原来的平房一律拆除,按照乡里要求,全部统一建成三层小楼,以达到整齐划一的目的。这让很多经济拮据的人家感到为难,建成三层小楼,对乡村人家来说,花费并不是一个小数字,更何况宅基地上盖什么样的房子、盖几层,自己都说了不算。很多村民找到乡里干部理论,结果都被狠狠批评了一顿。“没有规划的长远眼光”、“不服从乡里工作大局”等一顶顶帽子把前去理论的村民唬的头脑发蒙,最后都纷纷悻悻而归。乡里发了狠话,谁家要以经济困难为由来抵制乡里规定,乡里会出面帮他把宅基地卖给有经济能力的人。很多村民只好借钱按照乡里要求建房,你别说,当房子都建好之后,从远处一看,新修的柏油路两边,三层小楼依次排开,乡村面貌果然大为改观,也许生活在其中的村民并没有感觉有什么特别,但听说乡长因为改善村容村貌能力突出,多次获得上级表扬。 柏油路修好没多久,县里又开始到村里进行征地,听说县里领导花了大力气,从沿海地区承接产业转移,招商引资来了一家大型化肥厂。姑姑家本来有将近十亩地,征地结束后,全家五六口人,只剩下了不到两亩地。县里以每亩一万五的价格进行了补偿,拿着征地得来的十来万,姑姑说自己本来还挺高兴,因为她从未一次性从土地中获得如此多的财富,但后来听说县里把地卖给化肥厂时,竟然卖到了70万一亩的价格,这让包括姑姑在内的村里人都不淡定了,可县里并不承认,反而斥责姑姑他们听信谣言。姑姑他们将信将疑,不知道哪个说法是真的,但后来,县长很快获得升迁却是不争的事实。（转载：关晓海《富民工程富了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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