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去行政化”，顾名思义，就是淡化行业、职业或某项工作的行政色彩，尽可能地突破行政的束缚，突出行业、职业的主导地位。在2013年11月，教育部首批核准了中国人民大学在内的6所高校的章程，章程规定高校八项自助办学权，这意味着高校明确走上了“去行政化”道路。高校尚且都“去行政化”，作为维系群众的至关重要的纽带——工青妇组织也应该尽早实现“去行政化”。
工青妇组织，即工会、共青团、妇联，从法律层面看，是群众自治组织，但它们服从党的领导，接受财政拨款，享受的是公务员编制，属于半官方组织。但这些组织往往有名无实，仅仅是偶尔举办一些应景性的娱乐活动，谈不上工会切实维护职工权益、共青团是桥梁纽带、助手和后备军以及妇联保护妇女合法利益等职责。唯有去行政化，让工青妇变成群众组织，才能根治成员懒惰的习性，发挥出本该有的强大作用，为公众造福。工青妇组织要“去行政化”吗？如何“去行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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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工会、共青团和妇女联合会以及各种协会、商会等社会组织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尽快培育发展社会组织，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有能力去承接政府下放的社会权力和有关公共服务事项。发挥社会组织作用，为社会成员提供公共服务，协调社会关系，建立畅通有序诉求表达、心理干预、矛盾调处、权益保障机制，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保证涉及公众利益的食品药品安全，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促进社会公平和社会凝聚，保证有序和谐的社会环境。
(0)我认为，社会组织是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载体，因而，其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不可忽视。首先，它的基层性和多元性为建立人与人之间公正合理、良性互动的机制提供了有利的条件。社会组织一方面因为它的基层性，更容易贴近服务对象，更容易捕捉各种多样化的社会需求，因而能够更为有效地提供丰富多彩的社会服务；另一方面也由于它的多元性所形成的开放性和广泛参与性，能较为全面细致、公平合理地反映多方利益，因而也就更容易发挥协调利益、化解矛盾、排忧解难的作用。其次，社会组织的利他性、公共性的特征，是构建国家治理的重要财富资源。事实证明，政府过多介入市场的结果，必然导致管理成本增大、效率降低以及腐败等现象的产生。也就是说，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自然需要一种超越私利但又区别于政府的力量来进行自律管理、疏通信息、整合市场。这种力量的形成就是社会组织的产生。不以营利为目标的基本性质，决定了社会组织有可能成为市场营利组织的协调者、服务者和管理者，并与政府共同成为市场秩序的维护者。最后，非营利组织在促进人与自然协调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也不容忽视。由于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在短期内存在一定的替代性，因此，营利性企业更容易出现短视行为，去追逐局部的、短期的经济利益，而怠慢环境保护；政府也因信息不对称以及地方政府地方保护主义等原因，而出现环境管制成本高、效率低、效果差的局面。事实上，有些超越国界的环境问题，如地球环境问题，是任何一个政府都无法单独解决的问题；而有些涉及消费习惯、行为的环境教育问题，则又是政府无暇解决的。在这种情况下的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十分明显。
(0)只要政府不放权不松手，社会主体和社会自治就没有发展空间，蕴藏在社会主体身上的正能量和居民群众自我参与的活力就难以释放出来。社会是一个有机体，是一个生态链。既要承认政府的作用，也要承认社会作用、市场作用，只有政府——社会——市场三方主体共同作用，良性互动，社会治理才有活力，才能可持续。当然社会主体本身也是有一个培育过程，不能指望超越阶段马上找到“高富美”的社会组织。社会总是和问题在一起的，社会本身有解决问题的机制。社会自身有自己的生态，各要素之间相互作用，实现自我的平衡。按照单一行政的惯性思维，只有政府的行政力量才是可靠的，其他资源都是不可靠的。遇事想到加人加编制，强化行政手段。按照这种思维，也高喊依法行政，但更多的是强调政府的权力，而对服务对象的法定义务和办事感受往往淡化。
(0)我认为应向社会、向群众敞开大门搞改革，充分发挥机构精简的优势，按照“花钱养事不养人”的原则，凡是市场和社会能做的放手让市场和社会去做，积极聚集社会力量推动改革。从群众和企业最关心的问题改起，让改革问题由群众提出，改革方案最大限度地集中群众智慧、凝聚共识，改革实施过程由群众推动和监督，改革成败好坏由群众说了算，使群众成为改革的发起者、参与者、评判者和受益者。
(0)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其意义在于，积极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构建社会协同治理新格局；深化基层管理体制改革，提升基层服务管理水平，着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因此，我赞成将工会、共青团和妇联等机构团体去行政化，压缩政府机构和人员，减少社会和公共负担，将有限的国家资金用到平民百姓身上。
(0)众所周知，长期以来由于计划体制的桎梏，政府权力过多地延伸到经济社会领域，我国的一些行业协会事实上处于“先天不良”的窘境，诸多行业协会脱胎于政府主管部门或相关企事业单位，政府官员兼任行业协会负责人的现象颇为普遍。由于此类行业协会的职能，只是政府行政职能的简单延伸，导致部分行业协会出现“行政化”趋向，组织内部治理机构和运作机制呈现出“官僚化”特征，其资金来源和人事安排往往对行政部门具有较大依附性，他们有意无意地将“为政府服务”作为自己最主要的职责，而服务企业、代表企业等天然功能难以充分发挥，组织的可持续发展也面临严峻考验，组织运作时常表现出明显的低效或无效状态。而作为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行业组织理应是企业自愿、自发组织起来的非盈利民间组织，其在协调市场主体利益、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维护市场竞争秩序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桥梁作用。因此，从制度层面理顺行业组织与政府、企业、社会的关系，确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行业组织发展体系，不仅关系着行业组织自身的总体运行绩效，同时也是切实转变政府职能的关键步骤。
(0)公共政策的实施对象是公众，政府与公众之间必须找到桥梁，要大力发展社区组织，鼓励社会团体、民间组织、专业人士参与到城市管理中来，参与到制定公共政策中来，要让社会组织成为民意的收集器和聚集地，成为政府与公共之间的桥梁和缓冲地带。
(0)在深化经济改革领域，要求在资源配置中赋予市场一个决定性的作用，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社会领域要更好地利用社会的力量，包括社会组织的力量，把应该由市场和社会发挥作用的交给市场和社会。改革的共识已然形成，方向也已明确，考验我们的是改革的勇气和改革的智慧。改革的勇气是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以更大决心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因为改革进入了深水区，也可以说是攻坚期，的确是因为它要触动固有的利益格局，现在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但再深的水我们也得，因为别无选择，改革关乎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这就需要大无畏的改革勇气和壮士断腕的决心。自然改革的智慧就是要强调，改革特别要讲究次序，也就是需要通过找到好的改革突破口，让上一个改革有利于后面一系列改革的进行，也就是说，改革应该有路线图。纵观中外历史经验，任何改革要想取得成功，关键是将“权力关进笼子”，即建立权力的制衡和监督机制，让其透明运行。考虑到中国目前需要进行的各种改革所涉及利益格局的复杂性及真正推行改革所面临的难度，中央应该在制定全局性的改革路线图后，全力推动社会舆论对若干重大领域的改革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使改革成为全民参与的公共事务，唯有此才能真正形成合力推动改革，给改革者增加动力。
(0)我认为，就中国大陆而言，未来至少需要培育以下四种“枢纽型社会组织”，充当社会建设的主力军，也能有效降低社会服务的成本。这四种分别是：其一，工青妇等原体制型群团组织。在完成“去行政化”之后，可以成为政府完全信赖的具有成熟庞大社会服务网络的枢纽型社会组织，既可以有效承接“政府购买服务”项目，也可以围绕各自的领域，发展出大量的外围社会组织，形成一个个“生态群落”，构成中国特色的社会服务体系。其二，以居委会为核心，包括业委会、社区发展协会在内的社区社会组织群落，在完成去行政化之后，转型为居民自治组织，支撑起社区型社会组织的树状图，构成中国特色的另一翼主要的枢纽型社会组织。其三，宗教机构未来在政策开放后，亦可以发展成为一个个重要的枢纽型社会组织，提供社会服务的认证放心产品。其四，一些大型的品牌慈善机构，或一些大财团的慈善基金会，在获得社会企业家的人力资本参与整合之后，将成为公民社会的一支中坚力量，它们的公益性十分突出，资源整合能量亦很强大，可以成为我们这个社会可信任的枢纽型社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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